翠湖的“阮堤”,“唐堤”真的是阮元,唐继尧修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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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是否定的,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先说“阮堤”。一般人都认为它是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所筑。其实,这道堤坝,早在嘉庆21年(公元1821年)以前就建成了。这是有案可查的。不信请看嘉庆21年的《鼎建莲花禅院碑记》,这篇《碑记》提到:“其海心大路,南北绵亘三百余丈,百余年来,悉皆坍塌倾陷,窄狭低洼,雨水盛行,浸庵断隔。”由此可见,这条南北走向的大路,到嘉庆21年,已存在了百余年,只不过年久失修,这条堤坝大路塌陷难行。但莲花禅院建成以后,“用北直易公德政倡捐,加高培宽。半载之功,修培平坦,行人无复病涉。”从这个《碑记》可以看出:所谓“阮堤”,实际是阮元之前百多年就存在,到了嘉庆后期,由直隶(河北)人易德政倡修定型,和阮元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错,阮元也修筑过翠湖的路。他修的路是将观鱼楼三面围起来。他修这条路的时间是道光15年(1835年)。而上一年,云南知府董国华就用竹篱围好了,作为“蓄水卫鱼”的围栏,并布告民众,禁止在围好的内海捕捞。第二年,阮元将竹篱拆去,“复倡捐于插篱处筑堤一道,可由寺南绕出寺北,设涵洞泄水而不走鱼,西軒改造舟屋三楹,旁楼以<莲笑>额之。”这一段,见于《道光云南通志~海心亭放生池诗并序》。这才是阮元在翠湖修的路。由此可见,“阮堤”根本就不是阮元所筑,或者说,和阮元根本不搭界。可是,把这条南北通衢大道说成“阮堤”,又是从何时、何处说起的呢?原来,它是从1924年成书的《昆明市志》开始的。在该书的《胜迹》一章里,将翠湖南北走向的这条路堤,记为“滇人称为阮公堤”。这种疏于复查的说法,竟一直沿袭到今天,不但报刊杂志称这条堤路为“阮堤”,还公然勒石于堤岸,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更为错误的是:这块“阮堤”碑碣的跋语,把1834年说成是道光15年。1834年是道光14年,只要翻一翻书,就不会发生这个纪年错误。上世纪20年代,从翠湖南门到海心亭这一段,被称为“绿杨村”,添设了桌椅和茶摊,大大方便了游客。加上翠湖南门是游客的主要进出口,错误地把它说成是阮元修筑的,并称之为“阮堤”,不知会误导多少游客。再说“唐堤”。前面所引的《昆明市志》,因袭旧说,不仅错误地把“绿杨村”说成“阮堤”,还把翠湖东西堤说成是唐继尧1919年所筑,故而称为“唐公堤”。这也是一场误会。翠湖东西走向的长堤,早在1917年,当时昆明一家报纸叫《滇声报》,就以《培植风景名胜》为题,报道云南省长公署委托省财政厅修堤,“自兵工厂直达轩辕宫侧。”“兵工厂”在翠湖西门对面的仓园巷,轩辕宫是昆明早年的一座道观,位于翠湖东门对面。十分明确,这是翠湖的东西向堤坝,原来就有了。在省档案馆里,还能找到一份和翠湖东西堤坝有关的文件——省长公署下达给省财政厅长吴琨的训令。这份训令说,修堤坝的工程,由省会警察厅主持。警察厅在工程完工后,上报工程款的支付情况。警察厅的报告,对东西堤坝工程,使用的是“修理”一词,这也可以旁证:翠湖的东西堤坝原已有之。1919年,唐继尧在东西堤坝两端为唐氏家族树“双节坊”,顺便平整东西堤坝道路,另建两座对称的石桥。这两座石桥的桥面是有多个小孔的铸铁件,所以,旧的《市志》称之为“铁桥”,并没有如“唐堤”碑碣上说的是定名为“卫东桥”、“定西桥”。尽管唐继尧修理了这条东西堤坝,也不能说这条堤坝是他修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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