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把类似“翻译蒋介石为常凯申”的现象称为“门修斯现象”。
简单地说，这种现象是指：中国名人的名字被外国汉学家翻译过去后，再由中国人翻译回来时闹出了笑话。
为什么冠以“门修斯现象”的叫法呢？
原因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Anthtony Giddens)著作的社会理论三部曲的第二卷《民族-国家与暴力》（第一卷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三卷为《超越左与右》），由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与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胡宗泽和赵立涛负责翻译，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进行校对，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5月出版。
译者在“译后记”中信誓旦旦地称，对于人名，“尽量沿用了国内的固有译法”。
但是，书中并未体现出这一原则，屡有弃习惯译法于不顾的地方。
例如，其将19 世纪著名军事学家、《战争艺术》的作者、瑞士人约尼(Jomini) 译成了“乔米尼”；把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译成“黑罗多特思”；另外，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 被译成“阿肖卡”；公元742-814年在位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被译成“夏勒马涅”。
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译、校者对西方历史常识有所欠缺。
但安东尼吉登斯在书中引用了中国古代一位名叫Mencius的哲人的一句话，胡宗泽和赵立涛却是这样翻译的： 门修斯(即安东尼吉登斯提到的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子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
即使是普通读者，读到这儿也要懵逼了。
门修斯？中国古代哪有一位名叫门修斯的哲人？
其实，吉登斯在书中也做了注释，即这条材料引自The Plltal History of Chn.1840-1928一书，作者是LChen-un(李剑农)。译者既不知Mencius是谁，查一查李剑农的原作也就知道答案了，但他们偏不，用了一个洋气满满的“门修斯”！
Mencius是谁呢？
就是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
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子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原文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上》中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出现这样的错误，而且，是出现北京大学、哈佛大学、三联书店这些品牌人士的身上，太不应该了。
人们因此把这种错译现象称为“门修斯现象”。
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是继“门修斯”之后出现的又一人名翻译大错。
弄出这个错误的人，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
王奇于2008年写了一部名《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学术专著。
该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但在付梓前夕，王奇有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说这么一来，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
俗话说，慢工出细活。
但王奇为了赶速度，翻译就出错了。
没有读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的人，在“常凯申事件”爆出后，纷纷嘲笑王奇，说：堂堂清华大学教授，竟然不识“蒋公”之名，真是学识让人堪忧。
其实吧，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也只在后面新增的第三章出现。
这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高全喜一语道出其中奥妙：“学术书的翻译很多都是教授承包，然后找几个学生来做，自己审阅一下。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现在的学术制度。”
所以，您也别笑王奇赏识不够，您以为人家“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的头衔吹出来的啊？况且，人家之前还著有20万字的《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主编过《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学术著作呢。
但还有人会质疑，就算是“找几个学生来做”，那清华大学的学生也不至于出这种洋相啊？
如果这部分内容是由学生翻译的，那么也不能太怪学生了。
是这样，这部书所引用的俄语的部分，里面凡涉及中国人名的都是用韦氏拼音标注的。
什么是韦氏拼音呢？
所谓韦氏拼音，是英国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为学习汉语而摸索出的一套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所以又称威妥玛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或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
威妥玛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其在华期间，我国尚未确定规范的普通话，则华传教士在对中国地名、人名进行注音、拼音时，广泛使用了各地方言，这就使得许多已成固定拼法的读音让人摸不着头脑。
如孔子是Confucius，老子是Lao Tzu，孙子是Sun Tzu，孙中山（孙逸仙）是SunYat－sen。
又由于1958年以后，韦氏拼音已逐渐被废止，人们改为使用汉语拼音，且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又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即韦氏拼音就成为了淘汰品了。
新生代译者，面对已经成为了淘汰品的韦氏拼音，不明就里，采用生硬的音译，就会把“Confucius（孔子）”译作“康夫修斯”，把“Lao Tzu（老子）”译作“劳•祖”；把“Sun Tzu（孙子）”译作“桑•祖”，把“SunYat－sen孙中山（孙逸仙）”译作“桑•雅特森”。
那么，当他们面对“Chiang Kai-shek（蒋介石）”时，将之译成“常凯申”，就见怪不怪了。
在《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三章书中，还把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误译为“费尔班德”、“林T.C”、“赫萨”等洋味十足的陌生名字。
不管如何，中国重量级学府——清华大学、权威级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这次搞出如此严重的乌龙事件，无疑是重重地触及学术风气这根敏感的神经。
这，不仅仅是学识问题，更多的是态度问题。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说，这种错误，通过查阅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以及俄汉译名辞典、英汉译名辞典等工具书，完全可以避免。只是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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