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怎么成为国民党权力中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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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借“廖案”进入权力核心

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许崇智,是蒋介石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蒋介石通过“廖案”的契机,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

前面提到的陈公博关于“廖案”的调查报告是陈在该案发生数月后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代表“廖案”检察委员会所作的,此时的蒋介石已上升到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所以报告中特意将蒋与廖、汪并列,无非是为抬高蒋的领袖地位。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对组成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国府成立之后,他除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并未占据其他要职。甚至可以说,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使蒋介石进入政府的领导地位,当然更不用说党的领导地位了”。蒋介石本人正是通过“廖案”的契机,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的。

黄埔军事力量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震寰)、杨(杨希闵)叛乱中的功绩使蒋介石的声望迅速提高,但他在军界和政界的既有地位难以满足其“雄心壮志”。在广州国民政府建立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是汪精卫和许崇智。但汪只是一个并无实力的政客,虽然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整天忙于党和国家的事务,因此,他实际上从不过问军事”。蒋与汪暂时尚无利害冲突。而擢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的粤军头领许崇智,却是蒋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

平定刘、杨叛乱后开入广州的粤军,把持着广州的财政收入,致使蒋介石的党军军饷得不到保障,蒋对此十分不满。蒋、许自1925年6月间军事委员会开始改组军队、统一军政工作后,就“势成水火”,且矛盾在不断加深。

许崇智所部粤军虽人数众多但杂乱不整,因涉嫌谋刺廖仲恺和巅覆政府,8月25日梁鸿楷、招桂章、杨锦龙等多名粤军将领被捕。8月26日军事委员会议决改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担任由党军和部分粤军组成的第一军军长,在军界地位进一步抬高。许崇智虽然在军队中的权力与影响有所下降,但很快又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监督,掌握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许有意限制蒋介石所率第一军的发展,许、蒋矛盾进一步激化。9月9日蒋介石往晤汪精卫,对汪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必欲限制本军之发展,可胜慨然”。

除财政之外,军事计划方面也有分歧。蒋介石“欲出师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许崇智则不予赞成。此外,湘军将领谭延闿、滇军将领朱培德等对许崇智的把持,也“同感不平”。苏俄顾问鲍罗廷对许崇智亦无好感,认为他“只会大唱革命高调”,且与陈炯明有着相同追求。尤其是许崇智在“廖案”发生后,阻挠对主要嫌疑之一的粤军将领梁鸿楷的逮捕,令鲍罗廷大为不满,认为许实际上已成了革命军道路上的障碍,必须予以“清除”。经过商议,广州国民党要人对许崇智形成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逮捕,另一种主张将其流放上海。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其代表人及执行者就是蒋介石。

9月19日,蒋介石密令学生第二大队、第一军第四、五团,粤军第四师第七、八旅并补充旅,以及铁甲车队、江固舰,协同“解决反革命各军”。粤军郑润琦部与莫雄部分别被缴械,收编归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指挥。在成功解决了许崇智的主力之后,19日晚,蒋介石致函许崇智,历数其作为“军政与财政领袖”的“过失”,指出许的不少表现实已危害到国民革命的大业。

为了“保全名节”,蒋介石建议许崇智“暂离粤境”,其部由蒋本人“负责维持”。据记载,许当晚接信后,给蒋介石回电话二次,“语多凶悖”。说明,双方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但不管许崇智如何抵抗,最终不得不屈服。20日,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解除许崇智的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和财政监督等职务,令其离粤赴沪。

据载,当蒋介石下令戒严时,许崇智曾向汪精卫电话质问此事。汪精卫复函许崇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并谓“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一任介石将一切难题,及情感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之后,即请先生回”。许崇智接阅后,只得“完全同意”。下午三时,蒋介石派陈铭枢“护送”许崇智登轮启程。至此,蒋、许之争,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2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9次会议上,汪精卫通报了政治委员会关于令许崇智赴沪休养,由蒋介石负责“收束粤军一切事务”的决议。次日,胡汉民也搭乘俄舰出洋。

逼走许崇智后,蒋介石终于排除了自己在争夺军事最高领导权方面的障碍。不久,他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这无疑又进一步抬高了蒋的政治地位。结果,这个在1925年初还无足轻重的年青军官,“在几个月内通过大胆的、有目的的和激烈的行动一步步青云直上,在红色广州成了汪精卫之外的最有力的人物”。(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42页)于是,在广州形成了汪、蒋暂时合作,汪精卫主党、蒋介石主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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