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在共产党帮助下曾一度倾向革命，但后期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的强大压力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冲击，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新军阀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此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实有兵力约8万，号称13万，同宁汉双方各自拥有的兵力相差无几，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炙手可热，成为宁汉双方争夺的对象。他虽然表示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武汉方面出师北伐，但对武汉政府的反蒋活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常驻南京同蒋介石保持联系。
中共中央对冯玉祥的争取和右倾政策，并没有使其在关键时刻向革命靠拢。以耿炳光为书记的中共陕甘区委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面对冯玉祥逐渐右倾，主张“为革命而退让”，反对建立工农武装，“以免冲突扩大，引起政治纠纷”。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推动冯玉祥向左转。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等举行郑州会议，就“清党”问题达成协议，唐生智、张发奎部调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河南交国民军驻防，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6月16日，冯玉祥在徐州，与南京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等举行会议，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
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敦促宁汉合流。19日，开封会议，冯玉祥最终倒向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了不归道路，同时开始在国民军及其辖区豫、陕、甘进行“清党”反共活动。7月上旬，冯玉祥以“纠正”以往革命中的“幼稚病”的错误为由，致电指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石敬亭在其西北辖区进行反共“清党”。他在电报中提出三条反共原则：“一、现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范围内作为顾问不许兼任其他职务；二、跨党共产党员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三、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反三民主义宣传。”7月10日，石敬亭在冯玉祥的指示下，在西安红城(今新城)进行了国民党员的宣誓活动，阴谋清除共产党人。
7月15日，西安警备司令部遵照国民党中央和冯玉祥的训令，和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同时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出严禁共产党人的命令。这个命令除进一步重申冯玉祥的反共三原则外，还提出“凡共产党人、共产行为与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种印刷品和奇异口号，一律禁除，现已派员严密搜查，分别惩办，如有违犯者以军法从事”。
7月15日以后，冯玉祥勒令解散大革命时期临时性的军事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成立了以石敬亭、井岳秀、岳维峻为首的陕西省政府，同时，解散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冯玉祥命令将国民军联军中的苏联顾问和著名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人“礼送出境”，并以“集训”为名，将各部政治处长和在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集中到开封，逐个进行审查。随后将这批中共党员用火车押解出境。刘志丹等20余人被分别装进两辆闷罐子车，送出武胜关，甩在湖北孝子店车站。这批共产党员躲过了敌人的暗算，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到武汉后，始知武汉政府已叛变，遂又辗转通过转入地下的党组织与中央取得了联系。按照党的指示，大部分被派往苏联，一部分参加了南昌起义。刘志丹奉命回陕，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往返于上海和豫陕之间，负责联络工作。
在冯玉祥部的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被驱除或被迫离开，中山军事学校师生被命令开赴前线，学校解散。7月30日，著名共产党员、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卫队师师长和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在率队转移途经富平县美源镇时，被国民军第2集团军师长田生春杀害。
后来，在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描述了邓小平离开西安的经过：
父亲是在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四一二”以后触目惊心的国内形势早已历历在目，由于他直接和刘伯坚保持联系，因此消息比较灵通，在得到所有共产党员要被集中的消息后，他与刘伯坚、史可轩以及李林商量，大家一致认为邓应去武汉找中央，而不是开到开封去“受训”。因此，六月底，父亲离开了西安，经郑州，很快到达武汉。
中山学院被冯玉祥勒令放假，被迫停办，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无法在西安立足，回到故里陕西中部县(今黄陵)。8月15日，被陕西军阀井岳秀派人秘密杀害。在徐州会议后，国民党陕西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日报》被冯玉祥下令封闭，《国民日报》社社长、共产党员刘天章和总编辑白超然被逮捕送郑州关押，各种群众团体被强令停止活动。
恶化了的形势，由东及西，迅速蔓延到了甘肃境内，省城兰州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刘郁芬按冯玉祥指令成立“甘肃省清党委员会”后，立即开始搜查中共组织，惩办共产党员，禁止出版销售进步书刊。甘肃国民党政府接连向各县发出“缉查共产党活动”、“根本肃清逆党”、“处理共党分子办法”、“防范过境苏联外交官员的宣传活动”等一系列“训令”。1927年秋末冬初，宁夏地方当局也开始了反共的“清党”活动。根据冯玉祥的命令，国民党宁夏县党部一方面强行驱赶共产党员出境，对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审查，一方面宣布解散各个群众团体，禁止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印刷品和口号，西北地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共陕甘区委对时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已经有所预感。1927年6月前后，出席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张含辉等人带回了武汉方面形势变化的情况，返回时在郑州会见冯玉祥，冯玉祥明显流露出对农民运动不满的情绪。这时，河南已开始“清党”，这对西北的革命形势无疑是个不祥的信号。张含辉等立即电告陕西省农协做好应变准备，并星夜赶回西安，向中共陕甘区委汇报了冯玉祥的变化，以引起党的重视。
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刘伯坚很早就对冯玉祥的变化产生了警觉，虽然冯玉祥参加徐州会议背着他，但他很快知道了会议的详情。几乎在张含辉等向中共陕甘区委汇报的同时，刘伯坚也在郑州委托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陕西代表王芾南、刘炎、李守仁等，立即回陕西向党组织汇报，要求党做好冯玉祥叛变的应急准备。
当时住在潼关的共产国际派驻国民军联军的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也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向中共陕甘区委提出了应变的建议，要求党组织立即撤出西安，以避免损失。
中共陕甘区委遂于7月初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计了可能发生的变故，会议提出总的方针是“退守政策”和“整顿组织”。随后中共陕甘区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由半公开活动转入地下，已经暴露的同志尽快转移，领导干部迅速深入基层，部署应变工作。
恰在这时，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陕西代表黄平万回到西安，带来了中央要求撤销中共陕甘区委、成立陕西省委的指示。7月11日，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了陕西省委成立会议。由于情况紧急，无法召开代表大会，会议由耿炳光、魏野畴、黄平万、李子洲和张金印等5位负责同志参加，研究了陕西省委组成人选及分工，确定由耿炳光任省委书记，李子洲负责组织，崔孟博负责宣传，魏野畴负责军事，亢维格负责农运，张金印为团委书记，确定耿炳光、李子洲、崔孟博3人为省委常委。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管辖的区域包括陕西全境和甘肃、宁夏部分地区。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鉴于西北地区形势已经恶化，不便直接指导各地工作，决定建立秘密工作制度，健全各地组织，减少下级和上级的直接联系，将全省分为6路，每路设特派员一人，负责指导该路的工作。
由于陕西中共党组织对当时形势有较清醒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及时采取了有组织的退却策略，并利用西北军阀众多、矛盾重重等因素，在地方军阀中成功地潜伏下一批共产党员。加之冯玉祥“清党”初期采取了较温和的“礼送”方式，到七一五大“清党”时，陕甘宁中共党组织的“退守”工作已基本完成，大部分党员得以成功地隐蔽或转移，中共在西北地区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1927年11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陈家坷在向中共中央《关于陕西政治军事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党的努力工作，冯玉祥“清党”运动以后，党的工作“暗中仍能进行”，军事工作“未受多大打击，实力还雄厚，可轩余部约千余人，多为我们同志，枪械甚好”，部队中设有教导营“专为训练武装工作的同志”，希望党中央“对此部特别注意，以为西北武装暴动之根基”。
为了解全国形势的发展和中央对西北工作的指示精神，7月下旬，新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派组织部长李子洲赴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
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最急于知道的是中央对冯玉祥的态度。怎料，冯玉祥彻头彻尾就是个两面人。此时，已与蒋介石新军阀合流的冯玉祥一方面仍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以从苏联获得军火，另一方面却又在“清党”反共。刚刚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在对待冯玉祥的问题上手足无措。
在武汉，几经周折，李子洲与中央取得了联系。其间，发生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国民革命军3万多人在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下，于8月1日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6日，李子洲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汇报了陕西的政治形势和省委的工作特别是组织方面的问题。第二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8月12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接见了李子洲。李子洲首先向张太雷报告了陕西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对冯玉祥的“既不反冯，也不说冯好”左右摇摆的政策。
张太雷代表中央向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认为陕西“不打冯事实上就是帮助冯的反动”。中央分析冯在河南难以立足，将以陕西作为其根据地，要求陕西党组织在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形成反冯势力，从根本上推翻冯的统治，要提出代表民众利益的口号，如“抗捐抗税、反对土劣贪污”，“耕者有其田”等。用各种方法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民运动集中的几个县可开始暴动。在军事上“尤其在作破坏军队的工作(农民加人军队)，我们不要怕拿政权，要勇敢地去拿，失败可以上山”；可利用与冯玉祥有矛盾的原国民军第2、第3军与我们合作反冯，但主要的是造成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城市手工业工人中要组织改善待遇的斗争，在商人中提出不交苛捐杂税。党的各级组织要按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进行改组，吸收勇敢分子入党和参加领导机关。
9月上旬，李子洲携带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指示回到西安。
为贯彻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明确以后的工作方针，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1927年9月26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市红埠街9号，秘密举行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各路特派员、各县委及青年团的代表15人。他们是：耿炳光、李子洲、李子健、肖铭、潘自力、杜衡、张性初、张含辉、陈嘉惠、曹趾仁、徐梦周、张国藩、庞诚哉、蒲克敏、张金印。
会上，李子洲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听取了省委常委的政治报告和党务工作报告，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势，批判了省委书记耿炳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方针和措施，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决议案及其指示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9项决议案，选举了新的中共陕西省委。会议强调了加强军事工作和农运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提出了“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同时还指出，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的兵变，并要建立独立的武装；培养党的军事干部，对党员进行军事知识教育；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开展农民运动，“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亦可上山”。
最后，会议对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了改组，耿炳光任省委书记，李子洲任组织委员，李子健任宣传委员，张金印为团省委书记，刘继增为秘书主任，亢维洛为农运委员；候补委员为潘自力、张含辉。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一直到27日深夜结束。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革命形势处于危机关头召开的。由于及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八七会议精神，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并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路线和政策。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西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开始进入领导西北人民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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