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陈炯明的评价总是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种观点是以《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为代表的，因为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以致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彻头彻尾的坏，而另一种则是以陈定炎、高宗鲁为代表的，他们合著《一宗现代史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一书，把陈炯明推崇为“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似乎都多了一些情感色彩和伦理观念上的干扰，少了一种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研究。
1925年春，正值东征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际，孙中山却在北京逝世，陈炯明此时也已兵败逃沪。曾是同盟挚友尔后又势不两立的一对冤家一时归于沉寂，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仍亲拟挽联一幅致孙中山，对联曰：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这位前清秀才一点也不糊涂，他自知历史要留给未来考证，故有了一副任由后人评说的坦然架势。
谁都不能否认，陈炯明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也是极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我们先看他的显赫履历：前清秀才，清朝省议员，参加同盟会，组织革命暗杀团，策划东江起义和独立，参加讨袁运动，是袁世凯通缉悬赏捉拿的头号人物之一，任过广东省都督和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主政广东期间为广东做了大家公认的十件好事，还一度是孙中山唯一依靠的军事力量，而且为官为政清廉，有“一生不治私产，不贪污，不受贿，不二色”的政声。
那么，陈炯明后来又为什么与孙中山公开决裂并成为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呢？
孙中山一生致力建立民主共和统一中国，正因为这个宏大的目标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中国国情，才奠定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崇高地位。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清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但中国的真正统一并没实现，军阀割据，内战纷起。
“五四”运动之后，军、政界以及文化界的很多人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中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对此提法最为津津乐道者首推陈炯明，他认为应先把广东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
正是这种不同政见的驱使，使陈炯明凭借着雄厚的军事实力，从掣肘北伐的军事行动开始，逐渐发展到与孙中山公开叫板，积极推行自己的“粤人治粤”和“各省自治”的政治主张。
“各省自治”无非就是各省独立的翻版，而“联省自治”说到底就是军阀统治占山为王的割据局面，这与孙中山一直坚持的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政纲是格格不入的，与全国同胞“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共同意愿也完全相悖。
1922年4月21日，孙中山不得不下令撤销粤军总司令部，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军政府内政部总长职务，只保留军政府陆军部总长职务。陈炯明愤然不平，于当天深夜离开省城回到他当年起义之地惠州。粤军无主帅，军纪松弛，不愿迁驻广州远郊。陈炯明的心腹部下以此事开始向孙中山发难，强烈要求恢复粤军总司令部，恢复陈炯明的职务。孙中山于6月1日回到广州协调处理此事，最终无法解决，只好拟令粤军撤离广州，并对记者阐明孙陈关系。但叶举、杨坤如各部非但不撤离广州，反而把远郊部队向市区靠拢。面对陈炯明的武力威胁和进逼，孙中山下令调兵返省，并在观音山架好炮台，为应付广州事变作了一定的准备。
6月16日凌晨3时，叶举突然率部围剿总统府卫队。孙中山迅速离府抵海军司令部，登上楚豫舰，并拟电报命令各军讨伐陈逆，令北伐军立即回师广州救援。叶举率部连克乌涌、虎门、鱼珠、沙角、威远各炮台，并以粤军总指挥名义在广州街头张贴布告：“国令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北上，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众。商民人等，幸勿惊恐。”为保护孙中山的安全，6月17日广州各界人士代表到舰上劝孙下野。孙认为反攻广州无望，于8月12日赴港转沪。8月15日陈炯明从惠州回到广州，恢复总司令职务。
孙中山一到上海即调遣联络各军组成讨陈联军，张开儒奉孙中山之令就任粤、桂、湘、滇联军总司令，率沈鸿英、杨希闵、刘震寰部由广西分兵攻入广东北江、西江。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兵败撤出广州退守石龙，并通电解除粤军总司令之职，联军占领广州，陈炯明再度退回惠州。
从1923年开始，省内外各界人士对孙、陈关系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最终无法调和。孙中山坚持要陈炯明公开认错，惩办军官叶举，并服从大局调遣，率师北上。而陈炯明则坚持保境息民，实行联省自治，由广东客军出师北伐。
由于孙、陈主张不一，分歧太大，两年来在惠、潮、汕、梅等地不断激战，东江地区饱受战火，损失巨大。1923～1924年，孙中山曾两次亲自到惠州督战，终因惠州城高墙厚，陈炯明、杨坤如负隅顽抗，东征联军久攻不下。当时惠州城曾成为“困城”长达半年，居民食不果腹，饿殍遍野。孙中山顾及百姓的安危，不得不下令撤兵。
东征联军撤兵之后，陈炯明再次组织军事力量，意欲反攻广州，推翻国民政府。在几年的拉锯战中，孙中山深深地意识到，不彻底打垮陈炯明，广州政府永无宁日，而依靠滇、桂军阀永远无法打垮陈炯明，更别说统一中国。由此，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依靠苏联和共产党人来实现中国统一大业。
1924年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纲，在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黄埔军校在广州长洲岛诞生并成为培养为主义而战的革命军官摇篮，而黄埔军校学生军最终成为击败陈炯明粤军的中坚力量。
陈炯明失败后隐居香港，曾著《中国统一刍议》等文，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逝。弥留之际，陈炯明嘱咐后人把他的遗体葬于惠州鄂湖边上的紫薇山。葬礼上，前来拜祭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及民间著名人士三百余人。
陈友云挽陈炯明联曰：“禁了赌博，禁了鸦片烟，一生冒万难而不辞，敢作敢为，却算得是个英雄本领；做过总督，做过总司令，到死连半文也没有，真廉真洁，怎能容在这贪劣人间！”居正挽陈炯明联曰：“民族病沉沦，忆昔年同举义旗，久欣壮士吞胡虏；奇丈叹潦倒，看此日遄归净土，空剩殊勋表岭南！”如此风光大葬也算是对陈炯明前期致力辛亥革命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了。
如今，陈炯明墓椭圆的坟茔几乎被杂草和灌木遮掩，看不出有人前来拜祭和凭吊的痕迹。一个横刀跃马、一言九鼎的人物，活着的时候如此辉煌，死后却如此落魄。这种反差是否太大了？如果不反对北伐，如果不发生“6•16”兵变炮击总统府，如果……中国的历史，陈炯明的命运又将如何改写？他的墓前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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