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初春，就在宋教仁遭暗杀前不久，上海《民立报》发表一篇署名“崇拜英雄”的浙江读者来稿，比较国民党三大领袖：“听孙[中山]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兴]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教仁]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曾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一文，直言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属于“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冬天还没有结束，宋教仁告别故乡湖南桃源，抵达长沙，然后由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一路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长江中下游刮起了一股“宋教仁旋风”。此时国会选举即将揭晓，他领导的国民党已胜券在握，各路捷报频传。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一旦国民党占有多数议席，身为党魁的他就将出任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在湖南时他就考虑过新内阁人选，曾和当地国民党人讨论，由谭延担任内务总长兼湖南都督。他想利用谭和袁世凯的世谊（其父亲和袁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拜把兄弟），在未来府、院之间起协调作用。此计划曾电告北京的国民党总部，袁世凯密探也得到了这一消息。
他到杭州西湖正值雪后初晴，登南高峰，他还写下一首踌躇满志的《登南高峰》诗，其中有“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等诗句。
3月份揭幕的国会选举结果毫无悬念，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胜，如果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了45.1%，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仍不及国民党的2/3，当选议员平均年龄仅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的国会选举，虽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4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仍不失公平。国民党的获胜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的关系，但离不开这位年轻而成熟的政治家在后面运筹帷幄，在前台奔走演讲。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当时享有“革命文豪”声誉的章太炎发表宣言，说孙中山长于议论，是元老之才，“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说他“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
直到1920年他为宋教仁日记作序，仍一口咬定他有宰相之望。
当时舆论认为宋教仁有当总理的私心，所以才主张内阁制，结果在组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也遭到许多人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长，但他看得很淡。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他在新内阁中虽只是农林总长，却隐然是整个内阁的中心，因为政策的内动力在他身上。在这个位置上，他洞察了混合内阁不可为，虚有其名的挂名式政党内阁同样不可为，一心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所以才着力推动同盟会与其他政党、政团组成国民党。
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说讲得很清楚，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吸收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
宋教仁只活了32岁，他的政治生涯不过十年，但作为同盟会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中部同盟总会核心人物和国民党实际领袖，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从1911年秋天到1913年3月，短短一年半时间，他如同流星划过中国的天空。在我心中，他和蔡锷占有同样的地位。他们不是闪电，不是雷霆，他们是阳光，透明而温暖，短暂而永远，一部中国近代史因为有他们而有了新的质地，尽管他们的生命过早地凋谢，但他们毫无争议都是中国史上的阳光人物，他们呼吸到了政治文明的新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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