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安平
大家都知道，中国顶着各种头衔的圣人很多，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圣人是没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人的概念本来就是一个完美、至善的理想，而现实中的人不可能有完美的。中国更不会认可神话人物或宗教传说中的人物为圣人。
几千来来大家最公认的“中国圣人”孔子自己都讲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孔子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也不相信在现实中能见到合乎标准的圣人。孔子的看法在当时非常难得，反对了盲目虚夸的神圣崇拜，尊重了人的客观现实性。至于中国历代出现的其他的那些所谓“圣人”，基本上是各行业流派的鼻祖或杰出代表，称不上能被人们普遍所公认的圣人。
那么孔子为什么就能从那么多“圣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家最公认的“中国圣人”呢？如果中国确实需要推崇出来那么一位圣人的话。要知道，孔子在世时，实际上可没那么风光，名望也有限，算不上时代最前沿的风云人物。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居住在远离时代漩涡中心的次弱国家鲁国，连秦、赵等强国的土地都没踏上过。他到齐、楚都不受权臣甚至百姓待见，屡屡遇阻仓皇而归，道穷计尽。
可以说，由于从小受到居住国鲁国文化的深深影响，孔子对时代最前沿的斗争、发展趋势，应该没能和其他的一些俊杰人物那样看得那么透彻睿智，经世用谋的手段也很欠缺，并不高明到位，连本国的小小仕途都不能掌控在手。
但就是这么一个身处弱国的士大夫，却成了中国人心目中最公认的圣人，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方面问题别人已有很多总结。
我个人认为，这主要可以归于以下四个大的方面的原因。
（一）文教业绩孔子三岁丧父，自小家贫，为谋生从事过多种职业，二十几岁就首创私学开门授徒，接触的社会环境比较广泛，这为他的好学却不能像贵族子弟一样接受专门教育提供了另一种求知上升的途径。孔子凭着对求知的执着，坚持不懈而又谦虚地向所有人请教，从社会现实中到处发现学问，不断总结，“圣人无常师”，从而获得渊博知识。他晚年潜心著述，编成“六经”传于弟子和后世，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核心文化。孔子自己很谦虚，把他所做的划时代的文化贡献，称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认为是他个人的创造和成就。
比如孔子使用“雅言”教学，“雅言”就是孔子从各地方言中总结出来的通行标准话，相当于当时的“国际普通话”。“雅言”教给三千弟子，传于四方，对当时社会交流和文字著述的促进作用难以估量，这只是孔子文教业绩中的一个小例子。
文化教育的对像是人心，创造的是人类文明。文教工作是造福于历史的基础事业，超越了一朝一代的限制。作为总教师爷的孔子，所以能在历朝历代都能收获下至平民、上至帝王无数最忠实的拥护者与宣扬者。
（二）仁道理想孔子推崇的仁道，是直指人心修养的、非常理想化的一套思想体系。怎么用客观的标准来评价衡量孔子的仁道理想呢？我们可以通过同时期的一个例子看出来。
商鞅，战国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奠定了秦国的走向强大和统一之路。当初，商鞅从卫国投奔秦国，第一次进见秦穆公时，要讲他的政治主张是吧？他给秦公讲的就是“帝道”，这其实就是接近于孔子的“仁道”，但是秦公不接受帝道，一句也听不进，认为商鞅是个“妄人”，异想天开，根本不着调。秦公对商鞅的这次评价，其实就是接近于当时最开明、最实用的君主政治家们对孔子的评价，孔子的仁道理想不合时宜。
商鞅第二次见秦公，退而求次，讲“王道”，秦公还是不听。商鞅争取到最后一次机会，见到秦公，只好放弃以前幼稚的政治理念，给秦公讲“霸道”，秦公才饶有兴趣，最终听任啇鞅改革变法，秦国走上强大之路。
这件事说明孔子推崇的仁道虽然必定失败，但比秦国称霸图强所釆纳之霸道，要高明两层境界，商鞅也曾想努力实现仁道，但求之不得。所以商鞅的丰功伟绩、商鞅的梦想实现了又怎么样？秦国称霸了又怎么样？那其实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商鞅原本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啊。
（三）实践精神孔子的仁道理想高于现实，难以实现。但孔子既然推崇它，就没有像商鞅等人那样只是嘴上说说心里想想，关键时候可以弃更自己的理想，去实现君主的梦想。孔子坚持践行其理想，“明知不可为仍为之”，没有向现实妥协，没有为君主易志，这是他的最可贵之处。
孔子是知道他的理想难以实现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当世不理解他的百姓隐士都嘲笑他，不接受他的君主权臣都鄙弃他。他自己向天而叹，说“天下如果太平有道，我就不用这样劳劳碌碌了”，他就是冲着天下无道去的，在无道的世界去建立至公无功的成就。
（四）和的宗旨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不可缺少，就是其他很多圣人伟人的思想学问都是用于竞争胜出，都会难免树敌，被人诟病。子贡就讲商纣的不善原本没有那么传说的那么厉害，秦始皇也是，被人故意诟病就难以流传好的名声。但孔子的思想不是为了某一方竞争胜出，他追求“和而不同”的共存境界。他基本上没树什么根本性的敌人，他的一生虽然风风雨雨，最后还能寿终正寝，受人尊仰。
《论语》中就记载，卫国君有次向孔子请教打仗的学问，孔子就直接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马上离开了这位“心怀不仁”的君主，和这个不仁之国。
而其他的一些所谓“圣人”们，“智圣”老子、鬼谷子们是自保的技，避开乱世活得很撇脱；法家是吓人的技，重于刑吏与利诱；“兵圣”孙子是杀人的技；纵横家们是惑人的技；“武圣”关公侧重于忠义，然对君主忠义者未必是对天下百姓仁义。他们很多人在世时就树深仇结大怨，后来结局也不好。更弃了仁道理想的商鞅也是个人结局悲惨。他们都无法与孔子相比仁者之名，这是孔子和其他时代风云人物的一个很大区别。
在和弟子们“各言其志”时，孔子就说他的愿望和曾点的看法一样，希望天下春风太平，老幼皆安，如此简单，没有个人的雄心壮志。
当初鬼谷子、荀子送走那些踌躇满志的学生们时，就应该和菩提老祖一样多叮嘱他们一句：出去以后万一闯出祸端来,千万不要把为师的名字说出来。
中国圣人的最高标准，应该在于其可指引万世的道德哲学与人格精神，而不是现世中的一时之功。追求现世的功绩而随便降低道德标准恰恰最不入“圣人”之眼。
孔子作为圣人最伟大的，其实也不是他已经完成的事迹和著作，最伟大的是他的还没有实现的理想，和坚持追求不可实现的理想的精神，就像千里马最伟大的不是因为它一定能日行千里，千里马最伟大的是它有千里之志，而不在槽枥之间。
圣人的理想是一盏高挂的明灯，正因为难以到达，所以仍然值得后人以之为可鉴，继续为之努力。
也只有在周朝之后，在周公治理过的地方，才会在后世产生孔子这样的圣人，圣人实际上非一时一代之功。
【作者简介】傅安平，1974年生，湖北黄冈人，工学本科。现自由职业，业余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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