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被称为孔孟之道，其实就是说，在儒家文化的发展史上，两位启明星一样的人物，一个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儒家的至圣先师，一位是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扬者，是儒家的亚圣。他们的学说并称魏孔孟之道，是影响中国文化最为深远的两个哲学家和思想家。
孟子和孔子的关系很复杂也很有趣。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的弟子，可以说，孟子应该叫孔子为祖师爷，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孟子一生以传承孔子的思想为己任，孟子系统化地完善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下面，我以一篇长文，一篇很有意思的长文，来阐述孟子和孔子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偶像，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其实，孟子是个很高傲的人，他自视甚高，一脸都是大写的不服。在战国时代纷飞的战火中，他游说诸侯，希望他们能够接受“王道”和“仁政”思想：国君善待自己的百姓，百姓敬爱自己的国君，国君之间不是比拳头而是比仁心。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中称为“士”，大多具有一身傲骨，他们往往是以“帝王师”的姿态出现在国君面前，作为一介平民，孟子保持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孟子觉得国君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拥有的只是权杖，而不是道义，因此可以轻视他们；那些朝秦暮楚的纵横家也不值得崇拜，他们不过是依靠阴谋诡计仰人鼻息的“妾妇之道”，所以孟子就鄙视他们；像墨子、杨朱那些风靡天下的思想家也没什么了不起，孟子就痛骂他们是禽兽。总之，孟子是一个高傲的斗士。但孟子对孔子，却充满了崇拜之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扶墙，就服孔子”。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认为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其实，孔子也是个“追星族”，孔子最崇拜上古时代尧舜禹、周文王、周公等那样的圣贤，而孟子则认为，尧舜禹和孔子比，还差了一点，孔子是古今“集大成者”，是真正的大圣人。所以，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意思是说，自己是孔子的“铁粉”，他想拜孔子为师。但是很可惜，当孟子出生时，孔子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所以孟子只好向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学习，而子思又是孔子弟子曾子的学生，这样说来，孔子算是孟子的师祖。
孔子最崇拜的偶像是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做梦都想有周公那样的伟大事业。他一生都在为了恢复周礼的事业而奋斗，最终成了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最终成了儒家学派的“亚圣”，和孔子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
由此看来，正确的偶像崇拜，是推动个人进步的力量。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偶像，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关键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崇拜偶像。你崇拜明星，就应该知道明星光环的背后有多少艰辛的努力；你崇拜富豪，你应该明白，在成为富豪之前，他们也许有过身无分文的困境；你崇拜科学家，就应该知道他们曾经有过多少次失败；而你要崇拜坏人，那你离成为坏蛋也不远了。学习偶像学的不是他们光鲜的现在，而是他们曾经努力的过往；要的不是表层崇拜，而是精神层面的实质欣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盲目的极端崇拜偶像的行为，都是“耍流氓”。
沿着孔子的道路，前进！
有一则笑话说，子曰，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孟子说，孔子说的对！这说明孟子和孔子是“二合一”的关系。作为孔子的“铁粉”，他一生的经历与孔子也极为相似。孔子出身平民，年轻时候养过牛放过羊，做过会计、吹鼓手，还因为熟知周礼而做过丧礼的主持人。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三十岁开馆收徒，五十岁左右走向政坛，并在政治理想破灭后，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以实现“大同世界”的梦想，但各国诸侯都是对孔子“敬而不用”，孔子在将近古稀之年回到老家潜心研究整理古代文化，最终成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中国文化的承上启下者。而孟子，在母亲买了“学区房”后开始认真学习，大概在30岁左右开馆讲学，四十岁左右离开家乡邹国，游说诸侯，希望建立一个“仁政”的世界。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国君们认为孟子的“仁政”学说在那个战争频繁你死我活的时代，实在是“很傻很天真”，没有人肯实施他的政治理想，孟子在把各国君主和各大学派骂了一圈之后，带领弟子回到家乡，潜心教育和研究工作，著成《孟子》，挺立起儒家思想的另一座高峰。如果说孔子建造了儒家学说的地基，而孟子则将儒家学说建成了高楼大厦，孔子被称为“圣人”，而孟子被称为“亚圣”，他们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与孔子思想的同与异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有个头脑迟钝的弟子叫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人如何践行“仁”的思想？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要用礼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思想，符合礼的就去做，不符合礼的就不要去做。在孔子那里，“仁”更多的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叫“忠恕之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像人字的结构式一撇一捺互相依靠一样，我们要想成就自己，先要成就别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要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这是推己及人换位思考思想。这两句话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金科玉律。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认为孔子的“仁学”就是关于做人的学问，人践行了“仁”，这就是道。
孟子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仁学”上升为国家治理原则，提出了“仁政”的政治思想。孟子认为君主要是能够把“仁者爱人”的思想引入顶层设计中，实行仁政，将“仁者无敌”，最终可以一统天下实现“王道”。
孔子是一个心慈面善温情脉脉的人，在中国思想史上，他可能是第一个发现并高扬人的价值的人。孔子家里的马厩失火，他第一个问有没有人受伤，这种关心人生命价值的思想，在把人当成动物的奴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孟子》记载孔子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痛骂那些第一个开始用俑殉葬的人断子绝孙。当然，对于用活人来殉葬的做法，用俑来代替，显然是一种进步，孔子认为，即使是用土俑、木俑来殉葬，也是对人生命价值的漠视。孟子则把孔子“重民”的思想推向高峰。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百姓才是天下的主体和国家的根本，国君无足轻重。国君要是不行仁义残暴百姓，百姓可以换掉国君，甚至是杀掉。这种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振聋发聩的民主思想，搞得2000年后的明太祖朱元璋还心有余悸，他曾经恨恨地说，要是这老头子还在，早就拉出去砍了。
人性是善还是恶，是思想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孔子并没有给人性善恶做出界定，他说“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性是存在的，后天的环境即“习”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孔子并没有明确说明人性的善恶 ，只是在《论语》中，表现出人性善的倾向。“子曰，人之生也直”，意思是人本身具有正直、直率的品性。而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性善论”的人。孟子认为人和禽兽之间的区别就是道德，而人天生就具有四种向善的“萌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意思是，“同情心就是施行仁的开始；羞耻心就是施行义的开始；辞让心就是施行礼的开始；是非心就是智的开始。仁、义、礼、智是四个初始，就像我本来就所具有的,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孟子认为，有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就是人，没有这四种心的就是禽兽，人如果能够好好地守护这四种心，就能成就道德。不能好好守护这四种心，成了坏人，那就是自暴自弃，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自贼”。孟子的性善论对形成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积极向善的文化心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人格形象上，孟子和孔子也不一样。孔子像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在各国国君和王公贵族面前，始终保持着儒家宗师谦谦君子的形象。而孟子，就像一个怒发冲冠的斗士，一副高度傲娇凛然不可犯的形象。在齐国时，齐王本来要到宾馆拜见孟子，但齐王借口自己生病了，让孟子上朝拜见自己，孟子一听就炸了，告诉齐王的使者，正巧我也生病了，不能去见齐王，然后就出去玩了。齐王听说孟子病了，赶紧派了私人医生给孟子看病。而孟子宁可逃到朋友家躲起来，也不愿见齐王的医生和特使，反正你齐王不来看我，就别指望我放下架子去拜见你。在孟子看来，爵位、年龄和道德是天下最尊贵的三种东西，齐王只拥有爵位，而自己则有年龄和道德两大优势。就像是拳击场上的比赛，孟子是二比一“KO”齐王。因此，孟子在游说诸侯时始终保持着“说大人而藐之”的气概，以“帝王师”的形象出现，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是来帮你的，完全不是后世儒者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的形象。
在理想人格上，孔子崇尚圣人和君子，而孟子则崇尚大丈夫人格。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认为，儒者做官，“得志”的时候，应该同老百姓站在一起，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不得志”，即不在其位时也应该坚守道义，不能为了保住禄位而丧失独立人格，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三合一”的形象：不因富贵而乱了方寸，不因贫贱而改变志向，不可在威武之前屈服变节。孟子倡导的大丈夫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品格。
孔子在和别人的交谈中，柔风细雨循循善诱，说话言简意赅，你可能一时不懂，但余味悠长如坐春风。而与孟子谈话，就像屁股底下有仙人掌如坐针毡。孟子是个雄辩家，他与人谈话，总是用参加辩论赛的方式，专治各种不服。有时候如春风化雨，实际上是给谈话者“挖坑”，让你不自觉的掉进孟子语言的“陷阱”，用现在的话说是“满满的都是套路”；一会儿如雷霆万钧狂风骤雨，驳得你面红耳赤大汗淋漓，最后“竟无言以对”。
其实，孔子最应该感谢的人是孟子。孔子去世后，儒家分崩离析成了八派，儒家思想有走向衰落之势。当时在社会上占据主流的是杨朱和墨子的学说。杨朱是个极端自私主义者，他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大家各自管好自己，不要去麻烦别人，这样世界就太平了。而墨家是极端利他主义者，他们主张兼爱，要像爱父母一样去爱别人，这就像是买了爱的保险，你付出一份爱，别人给你更多的爱，这样世界也就和谐了。在战国时期战火频发老百姓生命朝不保夕的时代，这两种理想很美好诱人。但孟子认为这两种思想对儒家学说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以孔子思想传承人自居的孟子，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批判这两种思想，让儒家思想重新挺立于文化的顶端。孟子认为杨朱的“为我”是“无君”，不为君主服务，是破坏了等级秩序；墨子的“兼爱”是把父母等同于陌生人，是“无父”，无父就是“禽兽”；而无君、无父就是破坏“忠孝”和“仁义”，不合人道，就是禽兽。对这种歪理学说，雄辩滔滔的孟子当然要对他们大加鞭挞。
在孟子眼里，儒家思想是正确的，其他一概扯淡。所以孟子还对法家、纵横家、农家等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孟子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身上充满了“浩然之气”，辩论的水平又高，经常把那些学派驳得哑口无言。人们认为孟子好辩，但孟子说，自己是迫不得已，“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 ,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由此可知，孟子是以一个心怀天下、以孔子门徒自居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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