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仁之乱
室町时代末期，以京都地区为中心所发生的反乱。室町幕府对旧有的守护大名欠缺强有力的统御机能，特别是在中期之后，不断地为有力守护大名的反乱所苦恼，加上连续的失政、腐败、土一揆、德政一揆的发生，幕府的支配力显著地衰退下去。另一方面，诸家的家门承继斗争激烈，以将军家、管领家(龟山家、斯波家)的继嗣问题为发端，与两有力守护
大名细川氏(东军)、山名氏(西军)之间的势力斗争结合在一起，一四六七年(应仁元年)天下被分为两大阵营，发展成相互对立的局面。
这样的乱相延续了十一年，并且从中央逐渐往地方扩大。一四七七年(文明九年)，这个由中央所引发的乱事终告结束。由于这个战乱事件，京都完全荒废，幕府的威信尽失，更加速促进庄园制的崩坏。相对地，在地武士势力不断地强化起来，乃逐渐发展成“战国大名领国制”。
多数的公家(贵族)为了逃离战乱，而暂时避居于地方，间接促成文化的地方普及化现象。
战国大名
战国时代，割据于各地的大领主。作为室町幕府权力基盘的守护大名于应仁之乱以后，领国支配权次第被其家臣之守护代、国人层剥夺而逐渐地没落。至战国时代末期为止，仍能维持其领国规模的守护大名有武田氏、今川氏、大友氏、岛津氏等数氏；追随主家(主君)而成立的大名则有后北氏、长尾氏(上杉氏)、斋藤氏、浅井氏、朝仓氏、织田氏、长宗我部氏、龙造寺氏、有马氏等众家。
这些战国大名以国人、土豪层为给人，进而组织自己的家臣团，强化对农民的直接支配。这种专制支配遍及于领国一元内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包括分国法(家法)的制定、城下町的建设、土地户口的调查、工商业的保护统制、新田开发、灌溉治水、宿驿传马的整备等各个分野。
因此，战国的社会是较前代的社会更有组织且进步的社会。另一方面，这样的进步社会也进而造就出能够统合各个大名的新社会。换言之，在战国大名相互激烈的斗争过程中，相继出现如织田氏、丰臣氏的大业，并有德川氏承继其后，塑造出近世的幕藩体制社会。
室町幕府
一三三六年(延元元年、建武三年)足利尊氏所开创的武家政权。
至一三九二年(明德三年、元中九年)为止，日本一直停留于南北朝对立的时代，而其最盛期则属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应永年间(一三九四～一四二七年)。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有力守护大名连合政权的态势。然而，伴随应仁之乱的发生，幕府的势力乃逐渐衰退，最后退居成一介京都地方政权之类的存在。
一五七三年(天正元年)，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所追放，幕府的政权乃随之灭亡。
镰仓公方
又称为镰仓御所、镰仓殿。从一三四九年(正平四年、贞和五年)足利尊氏的次男／基氏替代其兄长／义诠进入镰仓入主关东，乃至一四五五年(康正元年)足利成氏移居古河为止，史称镰仓府足利氏为镰仓公方。
从成氏之后，则改称古河公方。
古河公方
乃指足利持氏之子／成氏及其子孙。永享之乱以后，成氏被迎为镰仓府之主，却由于杀害了关东管领／上杉宪忠而遭受幕府派遣的今川范忠所追讨，一四五五年(康正元年)投靠于下总古河，从此乃被称为古河公方。
从成氏、政氏、高基、晴氏、义氏连续五代，内纷不断。政氏的时代势力一分为三，最后被纳入后北氏的支配下。虽然曾经以足利家的支流，具有较高的门第格式而保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一五八三年(天正十一年)由于义氏无嗣而断绝。一五九0年丰臣秀吉消灭后北条氏以后，哀怜其名门无后，乃将高基的弟弟／义明之孙／国朝许配给义氏的女儿，并赐给他们旧地三千五百石的秩禄。
其子孙则改称为喜连川氏。
崛越公方
又称为崛越御所。室町幕府支配关东的重要机构之一。足利持氏灭亡后，被幕府认可为镰仓公方的成氏，于一四五五年(康正元年)背叛幕府而改投靠下总古河。为了追讨成氏，一四五七年(长禄元年)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弟弟／政知被命令下向关东。
由于势力不足，政知无法进入镰仓，乃滞留于伊豆田方郡崛越，与古河公方成氏相互对峙，最后在此终结了一生。其子／茶茶丸承继其业，一四九一年(延德三年)被伊势长氏(北早云)灭亡。
守护代
中世时期，守护的代官称为守护代。
在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守护多半居于镰仓、室町，因此任国的事务乃委由代官代为执行。一般守护代多由谱代等有力家臣担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可以利用守护权限的行使，逐渐将领内的武士予以组织化。特别是室町时代中期之后这种现象尤为显著，利用下克上的力量促进自我的领主化成长，甚至因而摇变成大名者，
则大有人在。
例如，斯波氏的越前守护代朝仓氏、斯波氏的尾张守护代织田氏、上杉氏的越后守护代长尾氏皆为典型的例子。
大之阵(冬之阵。夏之阵)
一六一四年(庆长十九年)冬、一六一五年(元和元年)夏，德川氏分两次把丰臣氏歼灭的战役。关原之战后，掌握天下实权的德川家康为了压迫敌对势力的丰臣秀赖，一六一四年以方广寺的钟铭(以钟铭内文有诅咒家康的字眼)、以及旧丰臣氏家臣出身的浪人(失去主家的武士)结集于大企图举兵等问题为藉口，举兵讨伐。
秀赖与周边的近臣、真田幸村等人固守大城，巧妙地掌控地理要害奋力抵抗。家康原本以填埋城的外堀为要件，愿意谈和，然而他竟违反约定，进而要求内堀也必须填埋，并且强要秀赖转封。一六一五年，两者间再重启战火。失去防御力的秀赖虽然努力抗战，但已是时不我与了。
同年五月八日，大城陷落，殿。秀赖母子以自杀明志，丰臣氏正式灭亡。
桂庵玄树。萨南学派
一四二七～一五0八年(应永三十四～永正五年)，室町后期临济宗的僧侣，别号岛阴，长门国出身。一四六七年(应仁元年)伴随遣明使天与清启入明，一四七三年(文明五年)回朝。
回国之后，为了躲避应仁之乱，乃滞留于石见、筑后、肥前等地，克行释奠(祭祀孔子的仪式)、讲授儒学。一四七八年，被岛津忠昌延聘至萨摩的桂树庵讲学，间接开创了以后萨南学派的学统。有《外集》、《岛阴渔唱》等著作，流传于世。
南学派。南村梅轩
又称为海南学派，以研习朱子学为目的，兴起于近世初期的土佐，南村梅轩为其祖师。
他们重视四书内涵，承继程朱之学，并坚守固持道学者的为学态度。
地侍
又以地士、或国侍表之，即日本中世时期的土豪武士。他们并非是任职于幕府的武士，而是在乡土著并在当地拥有势力的武士。镰仓末期，非御家人、有力名主的势力抬头，随著幕府权力的衰退，他们便在乡村掌握实质的支配权，并逐渐走向小领主化，最后成为战国大名、或为其家臣、或为乡士，这样的现象一直延续至江户时代。
贯高制
日本中世时期表示土地面积的方法之一。对土地的课税额以钱(贯文)换算，并以其税额表示地积大小的一种方法。相对于此，石高则是用来表现土地生产额的方法。但是，生产物价值的换算率无法固定，因此纳税并不只有局限于钱纳而已。早期也有以对农民(以人为单位)课徵公事钱之数额、或是对农民的房舍。
田地课徵赋税。中世后期之后，赋课的方式则改以段钱徵收法，并逐渐成为战国大名军役赋课的基础。太阁检地实施后，则统一以石高来表现土地的生产额。
寄亲。寄子制
战国时代的一种虚拟同族血缘关系所构成的主从关系、或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称之。
镰仓时代，在总领制基础上所建构的领主制里，总领将非血缘关系的武士也编入自己的旗下，从虚拟的亲子关系中确立上下之间的主从关系。室町时代之后，伴随大名领国制的发展，家臣团的扩充与统制的方策逐渐普及起来。战国大名中，如武田、今川、后北条等诸
氏，多以有力武将为寄亲；以在地土豪为寄子，编组成强大的军事力。
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稳定的主从关系，不如以契约关系来表现，则更为适切。这种寄亲。寄子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不仅适用于武士阶层，在村落、甚至近世以后都市的奉公人(长工、女中)等雇用关系中，也普遍被采用。
分国法
又称为家法，或是战国家法。
战国大名为了支配自己的领国(分国)，所自订的的一套法律。虽然不像古代的律令、或近代法那般地系统化，但是已经有其作为法典以及个别禁令、定书集成的形式出现。这些分国法受到镰仓幕府法、室町幕府法，特别是御成败式目的影响很大。即使如此，伴随室町幕府的衰退与庄园制的崩溃，大名便以自家独有的法令来推动领国统治，并致力于领主权的确立。
随著时代的推演，分国法乃逐渐发展成江户幕府法、藩法，因此其与近世武家法有极深远的关系。一般视大内氏壁书为最早的家法，另外像今川氏的今川假名目录、伊达氏的尘芥集、结城氏的法度、武田氏的甲州法度、六角氏的六角式目、长宗我部氏的长宗我部元亲百个条等法令，皆为典型分国法的代表。
喧哗两成败法
封建时代的刑法之一。对于喧哗(二者间发生纠纷、暴力冲突)者，不问谁是谁非，冲突的双方都必须受到惩罚。室町幕府也好、战国大名的分国法也好，皆采行喧哗两成败法作为仲裁的原则。江户时代之后，虽然御定书中没有明文规定，但喧哗两成败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习法(不成文规定)继续残存下来。
检地
中世后期至近世时代，领主对于农民的保有地所进行的测量调查，称为检地。其性质很类似古代庄园制下的检注，丰臣。德川两政权时代，为了强化农村支配的基础，乃实施检地法。一五八二年(天正十年)在全国统一的背景下，乃彻底施行检地法，史称太阁检地。
透过检地的实施，重新清算原有庄园制的支配关系，并制定一套新的租税体系、以及确立对农村的支配体制。到了江户幕府时代，修正了部份的太阁方式，订定检地条目。从庆长～元和年间(一五九六～一六二三年)至幕末为止，这套检地条目被适用于幕府与诸藩领内。检地的方法，首先将传统一反?360步改为300步制，并将1间?6尺3寸(但江户时代的石见检地、备前检地则定为6尺1分)、1间四方?1步、30步?1亩、10亩?1反，的计算法统一起来。
派遣检地役人以村为单位，将每一笔土地依照其所在(小字)、地目(农田房舍等)、面积、等级(上、中、下、下下)、生产高(分米)事先公定，在一地一作人的原则下，确认纳贡责任者(名请人)，登录于检地帐，称为绳打。这种做法在实施过程中，曾经引起农民激烈的反抗。
指出检地
战国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期间的检地法之一。大名规定自己领内的家臣必须主动申告其所知行的土地面积、以及作人。收量等明细。由于大名的立入调查几乎不得其门而入，因此多半都以指出检地的办法达成课税的目的。一五八0年(天正八年)织田信长派遣直臣强行要求兴福寺支配下的大和地方，提出指出的内容，在历史上相当有名。
城下町
以城郭为中心，所成立的都市。中世时代，领主居所的周边所成立的聚落、町场(市集)，称为堀之内、根小屋、山下。近世之后，则普遍称之为城下。十六世纪，战国大名配合其领国的统一，伴随著兵农分离政策的推行，领主下面的直属武士团与商工业者被强制集中于城下，乃形成城下町，并逐渐发展成领国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
例如，今川氏的骏
府、大内氏的山口、武田氏的甲府、织田氏的安土、以及丰臣氏的大皆为有名的城下町所在地。到了江户时代，在一国一城令的原则下，从江户城开始，各藩的城下町被整备起来，武士团则强制必须定居于此。城下町成为藩域经济的中心，大规模的消费经济逐渐地发达起来，也成为近代经济的源流。
明治维新以后，主要的城下町多设有县厅与重点学校，伴随商业都市化发展而持续繁荣下去。
寺内町
中世末期，净本真宗本愿寺派的寺院境内，所构成的发达聚落。本愿寺门徒为了与其他宗徒、或领主竞争，多在寺院周围挖壕沟、筑土居(以泥土所构筑的土垒)，以保卫信徒僧侣，进而形成一种特殊形态的聚落。
座落于大的石山本愿寺，可谓是寺内町的原型，其他如越前吉崎、越中井波、和泉贝冢等也极其闻名。
乐市。乐座
战国时代末期至安土桃山时代期间所采行的商业政策。配合应仁之乱以后商工业发展，战国大名将无所属的多数新兴工商业者纳入新的封建秩序下，以利统制。
透过乐市政策，达到经济统一支配、繁荣城下町的目的。从免除市场税。商业税、以及废止传统“座”(同业组织)商人的特权开始，改行乐市制度，进而废止旧的座组织，改行乐座制度。乐市可以一五四九年(天文十八年)近江的六角定赖所建构的城下町石寺新市为例；乐座则以一五七六年(天正四年)柴田胜家的越前北庄的案例为最早的文献记载。
其中，又以一九七七年织田信长在安土桃山城所公布的乐市。乐座法令最为有名。丰臣秀吉则彻底推动这样的新制度，一方面否定传统以寺社、公家的支配为中心所组织的座；另一方面则以城下町为中心，对工商业等新特权组合再重新编组。
御成败式目
又称为《贞永式目》，乃镰仓幕府的基本法典。
一二三二年(贞永元年)北泰时下令评定众编篡，共有五十一条条文。式目收集了源赖朝以来的惯习法、判例，作为御家人权利、义务、所领诉讼等相关事宜的一套简易成文法，也是最早的武家法。原来所适用的范围只限于幕府的支配圈内，随著时代的推移，适用的范围乃日渐扩大。
另外，配合时代的需求，在原有的条文之外，再以追加的方式制定新规范，一般称为《追加》或《式目追加》。
东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