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对于“春秋战国”的了解，多半来自于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自然是个牛人。讲明朝文学史，无论如何是绕不开“三言两拍”的。所谓三言，乃是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他们全都出自冯梦龙的笔下。冯梦龙的成就其实并不局限于此，他比较有名气的大作还有《三遂平妖传》《智囊》《广笑府》《春秋指目》《古今谭概》等。
话虽如此，但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是无论如何也没法跟《战国策》相提并论的。
此说绝非夸饰之词。
这么说吧，《战国策》不仅是一本史书，更是一本教科书；一本记录战国时期，如何谋取富贵的教科书。谓予不信，说几个吓晕你的人，苏秦——挂六国相印，张仪——说六国入秦，冯谖——巧凿“三窟”……
这些人，皆是以一介布衣之身，而仅凭口舌之利，说得“人主出其金玉锦绣”，进而让他们“取卿相之尊”。诚所谓“举四海生灵之命，尽簸弄于游士三寸之舌”。
我们知道，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虽也诉诸战争，但更多地还是通过盟会，推举盟主而加以协调；到了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完全沦为赤裸裸的战争。
古人讲：春秋无义战。那战国就全是无底线的血拼了，国家成为战争的机器。而兵者，诡道也。所以，合纵也好，连横也好，都离不开智谋。
这种情况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所谓时势造英雄。一部战国史，完美地诠释了这一词语的意思。
那一时期，人的智力可谓开发到了极致，但凡胸有成算者，便奔走于各国之间，摇唇鼓舌，以期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于乱局、危局之中，成就自己的理想与功名。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
而《战国策》记述的正是这些纵横之士，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舌绽莲花的过程。这些策士要说服的对象都是位高权重者，除了严密的逻辑外，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夸饰性，喜好激扬，崇尚铺张，而大量寓言、譬喻的运用，更使得语言生动，文采斐然。无论是个人陈述还是双方辩论，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所以《战国策》里的人物形象的描写，极为逼真。
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无疑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这本书是谁编出来的呢？是刘向。
刘向乃西汉王朝的宗室大臣，也是后世被人尊重的文学家，楚元王刘交玄孙，阳城侯刘德的儿子，经学家刘歆的父亲，中国目录学鼻祖。宗室子弟无所事事，有的是时间翻弄先人留下来的故纸堆，而皇家藏书之富，更是得天独厚。
想起晚清那些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刘汉王室的后人，还真是不赖。
我们现在看到的《楚辞》《说苑》《列女传》《列仙传》《五经通义》都是这个刘向编订的，他还和他的儿子刘歆共同编订了《山海经》。而这本《战国策》经他编订后，书名一直沿用至今。全书共三十三卷，约十五万字，所记载的历史，上接孔子的《春秋》，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止。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而言，与当时的《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
《春秋》《左传》大都脱不开帝王之家，而《战国策》集中叙写了战国时代“士”的活动，塑造了一大批“士”的形象。
“士”虽然包含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等内容，但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靠智慧、学识、才能谋生的知识分子。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招贤纳士、礼贤下士成为那个时代的突出现象。他们“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奇事异闻，《战国策》将之尽收其中。以至后人评价说：“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该书在塑造人物方面的功力之深湛，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本文学著作，《战国策》一书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唇齿生香的成语，比如：一尘不染，南辕北辙，亡羊补牢，返璞归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惊弓之鸟，画蛇添足……等等。
我们谈到战国，很多时候的表述，都说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什么“井田制”的崩溃，什么新兴阶级的兴起，表面上是历史的进步，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实质仍是欲望的膨胀。当然，这不是普通人的欲望膨胀，普通人的膨胀，在现在不过是多买几辆豪车，多置几套房产，多一些花花事；诸侯王的膨胀，则是拥有天下。
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过去多从大一统的角度诵之以德，它其实是一个暗示，就是告诉后来者必须如此方为尊崇，这或许才是战争最真实的内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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