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我看到一篇关于任继愈先生的讨论帖，有的网友对任先生似乎表示不齿，某深表遗憾。
一、对道教历史文化地位的肯定
1.道教的价值不容忽视
道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先生曾说：
道教远承巫咸，根植民间，宜此风土，适我民情，故能经历劫难，累世不替。上起朝廷，下及百姓，举凡大醮享祭典礼，婚丧宴集习俗，多受道教浸润。（《道教图册序》，任继愈著《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5页。）
道教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中国人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无处不透露着道教的影子。
然而，长期以来，在儒释道三教的研究中，学界对道教的研究总是不太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看，道教的规模较之儒佛二教的确有所逊色，但对于道教的研究及其价值的认识，却不应该因此而降格。
针对这个问题，任先生在质疑《四库全书》之编纂时何以收入的道教典籍如此之少，而提出了他的重要看法，他说：
道教典籍中可供发掘的东西非常丰富，人们已经看到它对医药、保健、化学、音乐、艺术等方面的有价值的内容，深入发掘，当不止这些，像关于道教的哲学内容，研究得就很不够。道教典籍在中国文化宝库的地位决不下于佛教，甚至更为重要。（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原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页。）
这就告诉我们，道教乃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且它的本土化烙印，更意味着它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绝不一般。但是，我们对道教研究的深度却非常不够，任先生认为，尤其是道教哲学的研究，有待挖掘之处更多。为此，他多次翻译了《老子》，曾整理出版了《老子今译》，后又第四次翻译并出版了《老子绎读》，他在该书后记中写到：
在中国哲学史教学中，（我）发现《老子》哲学的重要性，非同寻常。（《老子绎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261页。）
可见，他是用心做学问的。在道教的研究中，他从专业的角度、独到的眼光出发，亲力亲为，努力挖掘道教思想的内在价值，为道教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学界对道教的研究为什么不如对儒佛二教那样重视呢？任先生以为，这是由“偏见”造成的，并且这个偏见由来已久。《四库全书?道家类?总序》说：“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于区分。”《四库全书》编纂时，这种偏见就被官方以文字形式表达了出来。儒教因此把佛道归入《子部》，不把佛道二教看作与儒教平列的地位。任先生因此说：
按照封建正统观点，认为只有儒家的经史子集才有资格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佛教道教典籍属于旁支，文化价值不大。这是长期流行的一种偏见。
这种偏见持续影响到现代学人，以至于学术界对道教的研究较之于儒佛二教而有所落后。任先生为此疾呼说：
我们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来看，佛道两教的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同样重要，同样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佛教道教的影响，其深远程度当不在儒家经史子集之下。 （《道藏提要》（原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页。ps：梁启章这样的大师却说，把道教写入国史，简直是国家的耻辱。）
当年儒教一尊时的偏见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学术界，然而现在的学术界绝不是过去的统治集团，不该有定于一尊的思想，所关注的应该是从精英到百姓的整个社会，一切思想都是学术界所该关注的，且普通百姓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深刻。所以，任先生敏锐的觉察到，佛教道教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应该绝不亚于儒教。因此深入研究道教思想，也就能真正认识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于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2.道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教关系是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课题。从三教鼎立到三教合一，再到佛道屈从儒教，在历史进程中，道教既有辉煌，也有落寞，而任先生对道教的成就从不抹煞，当然对道教的不足也毫不讳言。这就是一名高素质学者正气凛然的学风。
任先生曾客观地指出，“在金元时期，全真教把出家修仙与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把道教社会化，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支派。”而隋唐以后佛道的关系，则是“两教相互吸收，道教吸收佛教的东西更多于佛教吸收道教的东西。”又认为，在《老子化胡经》的传播问题上，道教也不及佛教机巧，反被佛教利用以扎根中国，甚至元代道教因此而受到极其重大的打击。 全真教的儒化，道教对佛教的大量吸收，以及道教对《化胡经》传播的失策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儒道或佛道的合流，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能算是坏事，而《化胡经》传播的失策带来的巨大打击却的确是道教不如佛教来得“机巧”了。
但是，任先生又指出：
“宋以后，儒教形成自己的庞大体系，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吸取佛道两教的修炼方法，如静坐、养神、明心、见性等。这些都是孔孟不曾讲过的。”虽然“儒教势力庞大，体系完整，超过佛道二教，其实，它已包含了佛道两教有关心性修养内容。” （《道藏提要》（原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7页。）
三教中，道教的势力确实不如前两者，这是实际情况，但是道教本身的价值却不容忽视。两宋时期，儒教理论体系的正式完成，是离不开道教在思想史、学术史上之贡献的。早期的周敦颐、邵雍、张载都与道教的渊源甚深，后期王守仁的思想中更是大量融入了道教的话语方式。任先生说：“三教合一的趋势形成后，三教的地位是平等的。北宋以后，佛道两教屈从儒教。儒教吸收佛道教的修养方法，及不计较世俗利害、不贪图物质要求的禁欲主义以加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安贫乐道，口不言利，温顺和平，与人无争，成了儒教为人处事的基本教义。” （《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想》，任继愈著《任继愈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他从儒教教义的角度发现，佛道思想对儒教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所以说，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影响是中华文化得以成长壮大的根本前提，道教作为三者之一，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任先生所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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