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活于社会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定位与价值的问题，这也是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问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了人生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人的本质更是人生哲学的关键。解决了这些，人才有安身立命的可能。因此，人性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生哲学的核心。
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人性的问题。中国人生哲学史上，关于人性的理论很多。有儒家的性善论，有道家的性自然论，有性无善无恶论，更有法家的性自私论。但相对说来，中国人生哲学中的人性论无非两条，性善论与性恶论或者说是性自私论。这是儒家与法家的根本区别。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他并没有界定人性的善与恶，但他指出人性是相近的，可以随着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因此他希望用“仁者爱人”与“礼”即秩序来统一人性，最终实现人人向善的目的。
儒家亚圣孟子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性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统治者要用恻隐之心推恩于人而实施“仁政”与“王道”的理想。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性善论”并进行系统论述的哲学家。
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人天然地拥有恻隐之心等四种心，并与“仁义礼智”等四种美好的道德相对应。孟子指出，人做善事不是受到别人的指令或影响，而是我内心的要求，所以行善不难，只需要听从内心的声音就可以了。因此孟子认为只要我们保持善心并推而广之就能做好人行善事。
问题是，孟子的性善论在战国时期显得是那么的虚伪苍白无力，连他也不大相信，他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春秋无义战”，他看到了统治者们“率兽食人”的血淋林的现实。
战国时期的哲学就是强权政治——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和阴谋诡计的算计；战国时期的规则就是打破一切规则的潜规则；战国时期的秩序就是没有秩序——大国凭借强力吃掉小国，诸侯凭借阴谋杀掉君主，儿子凭借对权力的欲望杀掉父亲。
如同韩非子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是一个强权的时代，是一个阴谋和杀戮共存的时代，在刀光血影里人性的善在哪里呢？
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首先开始怀疑人性是否为善的问题。相较于孔子的温情脉脉与孟子的理想主义，荀子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强烈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
他说人性是恶的，所谓的善都是伪善，都是装出来的。人性之所以是恶，是因为“人莫生而不欲”，人人都有欲望，欲望是人生中恶的根源与根本动力，因为人天然地“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欲望让人发生争夺与残杀。因此，欲望是人性恶的根源。
虽然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但他与孟子一样，认为人是可以向善的。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可化也”，通过后天的礼义法度与教化，人可以改恶从善。因此，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还是荀子的性恶，其实都是人可以向善的理论。
但人真的可以向善吗？坏人真的可以变好吗？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表示怀疑与绝望。韩非子口吃严重，但文笔与思想却极为深刻。他集成了前期法家商鞅、申不害、慎道的法术势思想为一体，成为战国后期最伟大的法家思想家与政治家。
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是建立在对社会世相深刻的观察与对人性的深入骨髓的把握上的。他无情地揭开了儒家性善、向善的温情脉脉的假象，深刻地指出人性的本质——人并非通过大脑思考，也并非像孟子那样认为的通过心来思考，人是用肠胃来思考的！也就是说，人是肠胃决定思考的动物，无肠胃则无人生。韩非子说，人的本质是人必须要吃饭，人必须要活着，而活着就要争夺资源，满足肠胃的需要。
民以食为天是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韩非子深刻地把握了人性。
韩非子说，人比不上动物，没有毛御寒，上不接天下不着地，只能以中间的肠胃为根本，不吃饭就无法生存。因此人永远无法消除欲利之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理本能与欲望是一切欲望的根源。
欲望让世界进步，也让世界倾斜混乱与不平衡，人的欲望会产生邪心，而动乱与灾祸均由邪心而来。因此，一切争夺与厮杀，一切阴谋与算计，都是肠胃决定的。打从娘胎里降生，人就带着天然的恶与自私的基因。
人们总是喜欢说着善意的谎言，人们总是厌恶难听的真话。
人们总是喜欢自我神圣化，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们总不愿意看见他不想要的事实，那就是人的自我矮化。
孟子的性善论是对人的自我神圣化。
韩非的性自私论是对人的自我矮化。
相对而言，孟子的性善论远远比不上韩非子的性自私论那样深刻与现实。
因为性恶与自私论更切合实际，也更有实际价值。
肠胃决定大脑，你哄不好肠胃就哄不好你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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