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惩强扶弱、济人困厄的形象，他们不仅武功盖世而且道德高尚，是重情重义的典范，甚至还被塑造成“为国为民”的榜样。小说里的大侠我们已耳熟能详，而真正的侠客在历史上也确实存在过，只是因为年代久远，知者寥寥。
什么是游侠？古时候天子建国封侯，在礼乐等级制度下，各阶层的人都安分守己，遵守秩序。春秋时期，王室衰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战国初年，政在大夫，各国频繁出现篡弑现象。随着权力下移，列国的公子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史记》和《汉书》都有《游侠列传》，古代的“游侠”并不单是小说中那种孤傲一人、热爱自由的侠客，也可以指能够招纳四方食客为我所用的人。荀悦就说：
“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史记》里的游侠有三种：一种是广结私交、招纳食客，以术取相，能够辅翼世主、建功立业的王公，例如战国时的孟尝君、平原君和信陵君等，是为“侯门之侠”；第二种是诵义无穷、横行乡里、为死不顾世的“乡曲之侠”，例如盗跖、庄蹻等；最后一种是“义不苟合当世”的特立独行之人，例如季次和原宪，可称为“独行侠”。
在小说里，“侯门之侠”变成了各门各派；“乡曲之侠”变成了梁山好汉；而“独行侠”则一般是绝世的高人。
汉朝的制度建立后，法网由疏变密，权力收归人主，侯门之侠逐渐绝迹；乡曲之侠也因横行闾巷，以武犯禁，逐渐被官方所取缔。只有独行侠存在于世间，并且逐渐脱去“侠”的身份，所以在范晔的《后汉书》里，《游侠列传》变成了《独行列传》。
总的来说，三种游侠都有以下特征：
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游侠的核心标志；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愿为知己者死，这是游侠的信念；救人之急，抑强扶弱，除暴安良。这是游侠与朋党宗强、黑社会的根本区别；遵守道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也不屑于被世俗认可，这是游侠的作风；
游侠与墨家思想的关系游侠的基本精神是一个“义”字，这个精神是从墨家传来的，韩非子在《显学》中就直接称“墨”为“侠”。《墨子·贵义》说：
“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
在《墨子》来看，义是比身体、国家、天下还重要的东西。但墨家所说的“义”并不是孟子说的“舍生取义”之“义”，《墨经》里解释说“义，利也。”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要把利己之心推及天下，无差别地“爱人而利人”——为他人谋利益就是“义”。儒家的“义”则更近于“宜”，也就是《汉书》说的“守职奉上”。汉儒认为在礼乐制度下，不结私党、不犯上作乱，不违背法律和道德，能够安分守己就是“义”。
墨家的为他人谋利益的思想成为游侠的理念来源，侠客就像墨者一样没有利己主义的算盘，他们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绝不肯袖手旁边以求自保。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里，“义”是比自身利益更为重要的东西，此所谓“万事莫贵于义”。《庄子·天下》中也说墨子“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墨家与游侠背离人们自私自利的常情，愿意为他人奔波得大腿不长毛、小腿不长肉，将“贵义”精神贯彻到底。因此，要成为侠客，首先得克服利己之心。
班固在《汉书》中说游侠的优点就是“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这也是墨家的优点。
“万事莫贵于义”
墨者与游侠蔑视世俗的法律墨者与游侠把“义”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法律自然也不在话下。因此韩非说“侠以武犯禁”，约束墨者与游侠的东西是“义”而不是法律，当“义”与法律一致时，墨者与游侠是最坚定的守法者；可是当二者不一致时，他们就变成坚定的犯禁者了。
《吕氏春秋·去私》记载有一个墨者叫腹䵍，他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秦惠王便对他说先生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寡人决定赦免他的死罪。结果腹䵍却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根据“天下大义”来制定的，墨家的信徒都不能违背。大王虽然根据秦国的法律使用君王的赦免权来免除他的死罪，但我却不能违背“墨者之法”而放过他，最终腹䵍还是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这个故事说明，墨家的信徒有一套自己的法律和规则，认为它是根据“天下大义”来制定的，所有的墨者都必须无条件遵守。“墨者之法”就像宗教法律一样，凌驾于世俗法律之上，因此在秦王行使赦免权之后，腹䵍依然要杀死自己的儿子。从法理上来说，“墨者之法”在方向上与秦国世俗之法是一致的，但世俗之法赋予君王赦免的权力，所以在秦王决定赦免之后，腹䵍还要杀死自己的儿子，这已经触犯了秦国的法律。对于强调王权的法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犯禁”，他破坏了人君的威权。
《上德篇》又记载另一个故事，说墨家的巨子孟胜跟楚国的阳城君是朋友。阳城君请孟胜代为守城，自己则入朝奔楚王之丧。双方剖符为信，约定合符时才能交割城池。后来，阳城君得罪了新楚王，被迫逃亡在外，楚国派兵来收城。孟胜跟弟子们说自己受人之托，如今不见合符而交割城池，这是失信于人，而自己又无力阻挡楚国的军队。为了信守若言，他决定自杀以明志。
弟子们劝道：“死而有益于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
孟胜却不认同，说：“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于是还是决定了自杀，他嘱托两名弟子把巨子的位置传给宋国的田襄子，之后就自杀而死了，跟着自杀的弟子共有一百八十多人。那两名弟子见到田襄子并传达使命后，想要返回楚国去追随夫子自尽，田襄子阻止他们说：“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结果二人还是坚持回去自杀了。
《吕氏春秋》认为在墨家看来“墨者之义”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墨者们宁死也不肯失信于人。为了实现“义”字，甚至连巨子的命令都可以不顾，更谈不上“严罚厚赏”了。而“严罚厚赏”正是韩非子主张治国的刑德“二柄”，它们对墨者没有约束力，所谓“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业”，这是君王所不能接受的。
跟墨者一样，游侠也经常为了“义”而违背法律。例如信陵君为了奔赴救赵之义，不惜窃取魏王的兵符，并矫诏诛杀晋鄙；郭解少年时任游侠，“所杀甚众”，经常铸钱掘冢，不可胜数。年长后又收纳亡命、交接死党，纵容侄子和少年杀人。因此，当时就有儒生说：
“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
游侠不受法律控制，不畏惧死亡，这反而使他们成为了社会安全的隐患。
游侠为什么逐渐消失了？游侠具有遵守道义、诚实守信、振穷周急的优秀品质，勇于在以大欺小、以多欺少的社会中主持公道；他们秉持着“义”的精神，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帮助他人，在社会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人群最终在历史的长河里逐渐被边缘化，变得越来越少，乃至于绝迹了。司马迁认为原因在于游侠“行不轨于正义”，班固则说是“不入于道德。”
游侠把“义”字看得比法律还高，因此经常越过法律去杀人，也是老子说的“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代替法律去主持公道的人，最后也难免要被法律制裁，因为他窃取了生杀之权。
乱世才是游侠生存的土壤，那时的法律失去了约束的作用，不能维护正义，因此需要游侠挺身而出，替天行道；可是，在和平年代，就应让法律来主持公道，只有符合法律的行为才是正义的。法律把生杀之权收回社会，并赋予司法部门的刽子手，让他们执行社会的意志来处决犯人。游侠在和平年代，如果把自己心目中的私法看得比公法还重要，就会藐视法律。他们不经审判就处决了自己眼中的“恶人”，这样谁也保不准哪天不会被认定为“恶人”；游侠的存在反而导致了社会的恐怖与不安全。其次，游侠不惧怕死亡，法律对他们也就没有了震慑力与约束力。如果纵容游侠横行，就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损害法律的权威。
在正常的社会中，生杀之权应交给法律，游侠也不能插手其中。因此，汉景帝诛杀了瞷氏和周庸；王尊为京兆尹的时候也收捕了万章、张回、赵君都和贾子光等。当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法律发挥作用之后，游侠也就退隐出历史的舞台了。
此外，韩非子认为游侠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平原君门客上千，却挑不出可堪重用的二十个人；信陵君食客三千，无一能出奇计以避免以卵击石，最后还得请教于侯生。国家需要的是“敬上畏法之民”，而不应“养游侠私剑之属”；游侠就像寄生虫一样依附于国家，他们不从事耕战，不参与生产，又不能代替法律来伸张正义，实在是无用之人，所以被列入“五蠹”之中。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游侠阶层的消失，乃是历史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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