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篡改二战侵略史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受到亚太各国一致谴责，而日本文部省所做的诸如“编纂教科书是学术行为，取舍教科书是学校自由”等推诿理由被嗤之以鼻——谁都知道，中学历史教科书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对青少年历史观、国家观培养的大方向，是国家文化战略层面的大是大非问题。
二战的历史究竟如何呈现在德国当代历史教科书中呢？这引起一些历史研究者的兴趣，但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不多。这主要是由于德国实行联邦体制，历史教学大纲与教科书均由各州自行决定和编写，可供研究的文本太多。然而，各州历史教科书也保留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尤其在二战历史叙述方面似乎有着惊人的共识。
历史教科书中二战历史叙述的演进与分歧在联邦德国，二战历史叙述大致经历过三次重大变化。
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二战历史叙述颇为模糊，目的在于减轻民众的罪责感。
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二战历史叙述再次得到重视，但仅仅被视作政治任务而缺乏明晰的历史教育目标。
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二战历史叙述变得更具批判性。在该时期，历史教科书已经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二战，并清楚地描述了屠犹惨象。
相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民主德国的历史教科书修订少、版本不多而且在二战历史叙述中保持了明显的延续性。在其历史观中，民主德国的合法性源自于纳粹时期的抵抗运动与苏联红军的解放行为，因而关于二战历史的回忆属于胜利者的叙事。
两德统一后，历史教科书在面临重新整合时也获得了进一步修正与反思的契机。
关于二战前因后果的叙述在对二战爆发原因的分析中，新历史教科书着力突出三个要素。
第一，希特勒个人的责任不可推卸。
第二，希特勒的外交扩张政策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第三，欧洲大国的绥靖政策也是不可回避的因素。
在关于二战后果的叙述中，新教科书的最大变化在于强化了德国难民与被驱逐者的内容。只不过方式各有不同。
第一种是多呈现事实、少作评述，如《概览》和《年份》。
第二种做法类似于第一种，但在附录中负面评价的色彩更为浓烈，如奥登伯格教科书第13册的做法。
第三种做法最为普遍，即直截了当地讨论那些难民和被驱逐者的合法权益问题，如奥登伯格教科书第10册和《回忆与评价》的做法。
关于犹太大屠杀的叙述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两大特点。
首先，更为细节化地叙述犹太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并且把犹太大屠杀放在一个更大的罪行背景中进行分析。
其次，增加正面形象的塑造，以减轻屠犹给学生们带来的负面冲击。
当代德国政治文化变迁视野下的历史教科书
在承认集体罪责的前提下，出现了以下四种变化。
首先，罪责的分层化。
其次，罪责的消融化。
再次，罪责的当下化。
最后，罪责的立体化。
根据实证性的调査，二战后德国民众对于过去年代的怀念之情被慢慢削弱了，民主制度获得了普遍且更为坚定的支持。同样，在经验性的比较研究中，人们普遍赞同德国对于二战的认罪态度远远好于日本。就本文所关注的对象而言，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叙述的确符合德国政治文化变迁的上述趋势，从而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二战回忆文化的一扇小窗。
正如德国政治文化变迁带有强烈“融人西方”的政治导向那样，历史教科书的叙事模式也有着明显的政治教育色彩。一方面，当代历史教科书对于“奥斯维辛”所进行的符号化渲染，凸显它的屠犹色彩而忽略其他受害者群体（例如苏共游击战士等），无疑是违背历史真实、且拥有过多政治负担的结果。这表明，德国的二战回忆还未形成所谓“特定的历史距离”，以致“跟民族的过去彻底和解”的希望依然十分遥远。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对于二战的反思并没有延伸到德国历史上的所有战争行为。正因为如此，有关殖民战争（如参加八国联军侵华）的描述依然带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优越感，对于相关国家的歉意也付之阙如，而对于冷战期间的各种战争却继续遵循着极为明显的冷战思维。很显然，教科书的编写者并不认为德国需要为这些战争承担责任。这是未来德国历史教科书改革中值得深思的地方。进一步而言，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叙述还明显体现了欧洲中心论的逻辑，未能以全球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等国家在二战中所受到的损害及其贡献。
当然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历史教科书反过来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呢？在二战前，所谓“课堂的权力”是不可动摇的，教科书成为“特定时期历史画面或时代精神”的主要塑造者。二战后，历史教科书仍然是一段时间内德国历史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有益于年轻一代形成健康的历史意识，从而巩固德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德国赢得了国际美誉。不过随着历史教育手段的多样化，再加上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原则逐渐从“被动学习”转变为“探索发现”，历史教科书的直接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下降了许多。正因为如此，对于历史教科书在二战后德国公民社会成长中的作用，仍然需要学界投入更多的关注和实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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