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改变一切：英国早期女权主义者的艰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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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和杰瑞，让猫鼠游戏平添了些许诙谐与温馨。在英国历史上，有一部《猫捉老鼠法》，它的背后却写满了敌意与暴行。在争取两性平权的道路上，女权斗士曾遭遇残酷折磨，也曾制造社会动荡。

尽管大英帝国自诩文明社会，但迟至工业革命前夕，女人仍是家庭附庸，甚至被视为可以任意买卖的商品。在宗教禁令之下，离婚是一种奢侈品。惯常情形下，当丈夫无意经营婚姻，就会将妻子带往闹市，当众以几个便士或一杯啤酒的代价把她贱卖，用旧日腔调来说：“一个男人可以合法地把妻子卖给另一个男人，只要交货时他在她的脖子上套一根缰绳就行。”

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里，将妻子卖给过路水手的迈克尔·亨查德醉醺醺地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已经有妻子，但不要她们的男人竟不愿摆脱她们，就好像吉普赛人处理他们的老马一样……为什么他们竟不愿把她们放到市场上公开拍卖给那些需要这类货物的男人？”此言不见得代表广大男人，却真实反映了当年的习气。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面临着古怪的困局。一方面，国家君主是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另一方面，取得离婚权的女人被更牢固地束缚在婚姻之中，在法律意义上成了“不存在的人”。桂冠诗人丁尼生在长诗《公主》里如此描绘女人的幸福：“男人耕作，女人炊煮；男人持剑，女人拿针；男人有脑，女人有心；男人发令，女人服从。”

社会舆论里，刻薄贬低女人的言论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将她们抬高为“家庭天使”，这一称谓固然神圣，但故意隐藏了女人的社会属性，将其等同于“主妇”。1859年一家英国报纸宣称，“妇女的职业就是婚姻生活，她从生下来所有的训练就是为了依靠丈夫而活。当然，如果她找不到丈夫，或者失去了丈夫，这就证明她的职业生涯以失败告终，她从此便会无依无靠……”

为女权奔走多年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言辞激烈地坦承两性的不平等，传统上女人“并非一个强制的奴隶，而是一个自愿的奴隶；不仅是一个奴隶，而且是一个宠物”。

为女人挺身而出的，不是只有约翰·密尔等富有正义感的男人，自我解放是19世纪晚期流行的关键词。正如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自白：“我不是天使，我今生今世都不想成为天使，我就是我自己。”

觉醒的女人，希望团结起来，为自身权利讨个公道。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议会是男人的，报纸是男人的，从深宅大院到小巷店铺，都归男人所有。她们愤懑不平的呼喊，根本得不到什么回响。离开家庭，走上街头，成了19世纪末女权运动的必由之途，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应运而生。

在此之前，女人已经浅尝了政治的味道，她们参与地方选举，跻身学校委员会与济贫法委员会，以志愿者身份投入竞选。当更进一步的路径被粗暴掐断，愤怒的激进人士想到了“妙计”——只有让男人痛，才能彰显女人的威力。

纵火、砸玻璃、毁艺术品，是女人报复社会的拿手好戏。火车站、跑马场、高尔夫球俱乐部，甚至教堂和学校，都难逃女权主义者的“星星之火”，时任财政大臣、一战前后叱咤风云的劳合·乔治，也被放火烧了房子。与火把并肩的，还有硫酸、柏油与炸弹，伦敦标志性的邮筒受伤尤甚，常被几大利器轮番攻击，一天之内数千信件被毁的案例并不罕见。

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名噪一时的女权领袖，对砸玻璃情有独钟，她有一句名言：“破碎的玻璃窗是现代政治中最有价值的论争。”于是乎，满地碎玻璃一度成为英国街头特色，即便那些在女权杂志上刊登广告以及出售象征着女权的白紫绿三色内衣的店铺，也不能幸免。

砸碎橱窗后，她们往往还留下一张传单，阐明自己的斗争理念，呼吁受害者与女权站在同一阵线，譬如这段文字：“您，一个优秀的店主，因为您的窗户被砸而影响了经营，您感到生气，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您生气的对象错了。您气的是砸您窗户的妇女，然而您真正应该气愤的是逼迫她砸窗户的人，这些人就是当前政府的成员。”

反女权宣传画曾风靡一时

警方断然无法坐视不管，潘克赫斯特等人先后被捕入狱，为了声援领袖，女权活跃分子潜入国立美术馆，划毁了西班牙黄金一代画家委拉斯开兹名作《梳妆中的维纳斯》，对外宣布：“我要毁掉神话史上最美丽的女人的画像，因为政府正在毁掉潘克赫斯特夫人——她是现代史上最美丽的人物。”

正如一位女权领袖所言，“我们毁坏了皇家兰花园的房子，打碎了玻璃，割了电线，破坏了高尔夫球场，就是为了赢得被袭击人们的支持。如果大众对我们所作的感到高兴，那么证明我们所进行的战斗是无效的，我们并不想要你们感到高兴。”

然而，过于激进的举动，令英国社会哗然，保守人士借机宣扬，女人难有理性，一味追求破坏，不配拥有平等政治权利。曾为争取平等入狱的女权斗士的特莱莎·格雷治也在反思抗议运动的过激：“它将自己推进了急进的狂热中去，并误用了革命伟大的净化力量。”

此起彼伏的骚动里，为女权入狱者越来越多。身陷囹圄的女人，仍倔强地斗争，以绝食抗议到底。政府惊愕于她们的决心，但不愿闹出人命背上骂名，强制喂食就成了监狱里消弭抗议的惯用手段。

贵族出身的利顿夫人回忆，医生威胁她从鼻孔灌食，尽管一再咬紧牙关，夫人还是在剧痛中被撬开了嘴。她感觉到，下颚被大幅张开，四英尺长的管子直抵喉咙，灌进来的食物让她阵阵反胃，甚至一度窒息。医生按住膝盖，扭住头，让她不能反抗，临走时还轻轻给了她一耳光，似乎表达着不屑。

不巧的是，在残酷的喂食折磨之下，夫人遭遇中风，留下了终身后遗症。一石激起千层浪，原本谴责女权暴力的舆论，瞬间转向了对监狱的痛斥。在此背景里，一项法案出台，规定官方可以释放绝食的女囚，待她恢复元气后，再以相同罪名将其逮捕归案。如此一来，政府就有能力与女权主义者玩一场猫鼠游戏，不断施以折磨，让她们的绝食抗议无机可乘。

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看穿了法案的险恶，她们以政治漫画回击。在最著名的讽刺画里，一只怒目龇牙的猫，叼着一个垂死的女人，女人身上有WSPU字样与象征女权的三色彩条，《猫捉老鼠法》的俗称不胫而走。

女权主义者仇视政府，将它比作在伦敦臭名昭著的“开膛手杰克”，她们写道：“25年前，伦敦曾发生过这样恐怖的事情。一个丧心病狂的家伙潜伏在一条黑漆漆的小巷里袭击并谋害了一位不幸的妇女。那些天里人们诅咒他，试图将他从藏身之地搜出，并为其罪恶付出代价。但是今天杰克大人却堂而皇之地在官邸里做同样的事情。他冠冕堂皇地坐在圣史蒂芬的座位上。面对着无数有良知的英国民众，毫不掩饰地通过国家法令来达到他的目的。”

不过，狱中的折磨并未停止。曾因制造袭击屡次被捕的艾米丽·戴维森曾向外界如此描述那里的恐怖境遇：“我在门边像疯子一样击打着，门被撬棒撬开了，最后一个围攻者进来了。她拉开门，一个女守卫和一个医生进来了。我大声抗议我不要被医生喂食，并试图奔向走廊。然后我被5个女守卫抓住，绑在椅子上，但我仍抗议着……”

这个对两性平等的信念虔诚到偏执的女人，8次入狱、7次绝食、被强制喂食49次。她抓住机会拼死一搏，趁着女看守放松警惕，从楼上一跃而下，受了伤。面对闻讯赶来的医生，她下意识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喂我了，因为我必须战斗。”

正是艾米丽·戴维森，将女权斗争的激烈与激进推向了巅峰。1913年6月18日，出狱的她现身德比赛马场，在这一英国传统竞赛的紧要关头，艾米丽猛地冲向赛道，用目击者玛丽·理查森的话来说：“我听到隆隆的马蹄声越来越近，那一刻看见她还在微笑。

突然，她一闪身从栏杆下面钻了过去，跑到了赛道中间……”英王乔治五世的御马安莫尔躲闪不及，狂奔着将她踢翻在地，紧随其后的另一匹马也踩踏过去。头骨碎裂的艾米丽被火速送往医院，却仍不治身亡。

人们至今弄不懂，这一幕是意外还是谋划已久的“殉道”，警察在她衣袋里发现了返程车票，或许为悲剧提供了一些线索。艾米丽的葬礼，最终成了女权主义者的盛大示威，有人谴责政府炮制了残酷的猫鼠游戏，也有人为女权的疯狂而侧目。

僵持之际，世界大战爆发了，改变了后来者的命运。大敌当前，以潘克赫斯特为首的女权领袖放弃了两性纷争，举起了同仇敌忾的旗帜，她们宣扬征兵、募集资金，全力为国家奔走。男女隔阂消解，昔日仇怨淡化，在战争尾声的1918年，3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纵火与砸玻璃未能解决的尖锐矛盾，在一片和平氛围里化于无形。

标签： 英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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