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苏振华分别收到了同一个人写给他们的信。给他们写信的人是个泥瓦匠，但是他们在收到信后，却激动不已，并迅速联系上了泥瓦匠，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红军剧照）
这个泥瓦匠叫孔宪权，他出生于1911年，是湖南浏阳人。
孔宪权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年少时便给地主放牛割草，后来又做过杂工，吃了许多苦。后来农民协会闹革命时，他就开始闹革命。再后来，红军经过浏阳时，他便扔下锄头参了军，其后他参加了土地革命和反围剿中的多次重大战争。
孔宪权是个打仗不怕死的人，每次上战场，他都冲锋在前，且有勇有谋。虽然他几次都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总能幸运的避过凶险，并且还取得了卓越的战功，因此就在在红军队伍里他又被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就连师政委黄克诚都对他称赞不已，并且还主动做了他的入党推荐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苏区大部分地区都落入国民党军队手中。为了保存军队实力和重开革命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战略转移。于是各地红军相继长征，孔宪权所在的红三军团也在其列。
1935年，红军队伍在渡过赤水后，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且敌我武力悬殊。根据毛泽东提出了的游击运动战的战略，纷纷压缩军队，红三军团把4个师缩为4个团，孔宪权被任命为12团作战参谋长。
在经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地界时，为了能摆脱敌人，毛泽东提出“先夺娄山关，再攻遵义城”的计划。毛泽东之所以如此考虑，一是因为地方军阀虽然听从国民党的调兵遣将，但他们为了保存实力，并不愿意拿十分的力来围剿红军。二是因为王家烈是个享乐军阀，他的队伍军纪涣散，且都是“左手步枪，右手烟枪”的“双枪兵”。尽管他们人数不少，但是战斗力不强。三是因为娄山关有“贵州第一雄关”的名号，这里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争夺之地。如果打通了这个通道，红军不仅能甩掉后面紧追不舍的敌人，而且还为攻打遵义制造了有利条件。
（娄山关战斗纪念碑）
因此，娄山关战役必须打。
孔宪权所在的12团作为先锋团先一步赶到娄山关，向王家烈的黔军发起了进攻。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王家烈的黔军火力异常勇猛。
原来，就在王家烈率军来围剿红军时，蒋中正让国民党将领薛岳率领中央军进驻了贵州城。也就是说王家烈要是不打赢这场仗，薛岳就要鸠占鹊巢了。
王家烈当然不甘心，所以他把所有的精兵强将都派到了娄山关，并利用有利地形，死守关口。因而红军在这一战役中打得异常惨烈。他们冒着枪林弹雨，不断往前冲。子弹用完了，就上刺刀肉搏。刺刀钝了，就用石头砸。最终，红军打跑了敌人，夺取了娄山关。
不过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红军也伤亡惨重。孔宪权这次就受了重伤，他的胯骨中了敌人6发步枪子弹。他在受伤后还不顾巨痛，滚到水沟中又打死了几个敌人。
孔宪权是被人从战场上抬下山来的。在夺取遵义后，他被人用担架抬到了老教堂里，和许多伤兵挤在了一起。
由于没有麻醉药，医生在给孔宪权取子弹和胯骨碎片时，都只能把他的四肢绑在担架上，并在他的嘴里塞上毛巾。
手术过程中，孔宪权痛得满头大汗，但他却始终紧咬牙关，不吭一声。
旁边的小护士一边给他擦汗，一边对他说，如果太痛，你就大声喊，这样你的疼痛会缓解一点。但孔宪权始终没出一声。手术完成后，医生都对他异于常人的耐受力钦佩至极。
3月29日，红军准备继续北进。考虑到重伤员随军不便，经过党组织的讨论，决定把他们就地安置，让他们能好好养伤。
由于革命尚未成功，红军在攻克遵义后，继续踏上了长征之路。考虑到重伤病员随军不便的情况，党组织决定把他们就地安置。
孔宪权由于胯骨被打碎，手术后又因缺医少药，伤口一直得不到痊愈。所以他被组织留了下来。
（红军雕塑）
考虑到孔宪权级别比较高，又在娄山关战役中立有战功，所以组织给他留下了300块银元作为他疗伤期间的补贴。当然，这个待遇已经是团级以上干部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了。要知道，一般的伤兵留在地方养伤，也才15块到20块银元不等。除此外，组织还专门留下一名医生和一名通讯员给他，希望他能早些康复并赶上队伍。
接待孔宪权的是一个叫宋少前的地主。红军在把孔宪权送到宋少前家时，特意叮嘱宋少前，要他一定要好好关照孔宪权。宋少前由于前期受过军阀欺压，因此对红军很有好感，冒着危险把孔宪权保护了起来。
孔宪权完全康复，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不过他被打碎胯骨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0厘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再也没有以前风风火火的劲头了。
让孔宪权最着急的是，由于康复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通讯落后，因此他在养病期间就已经和队伍失去了联系。这也就意味着，他就算想要去追队伍，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追。
无奈之下，孔宪权决定就在遵义一带做零工谋生，并等待红军。
他先做过卖货郎，每天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点针线之类糊口。后来他又转行做起了泥瓦匠，时间一长，人们都叫他“跛子瓦匠”。
遵义毕竟是革命根据地，老百姓得知道孔宪权是红军后，对他的感情非常深。他穿过的旧衣、破草鞋等都成了大家争相来讨的好东西。原来大家把他看作了“红军活菩萨”，认为他用过的旧物能包治百病。所以家里有人生病，就会有人来讨要他穿过的旧物。他们讨回去后，就把草鞋这样的旧物烧成灰，化在水里，让病人吞服。
就这样，孔宪权一直呆在遵义，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在高兴之余才断了要寻找队伍的想法，准备安安心心做个泥瓦匠度过残生。
不过，一份报纸的出现，让孔宪权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机。
原来，那份报纸上刊登了贵州省军分区司令杨勇和政委苏振华的名字。这两个人以前都是孔宪权的领导。所以孔宪权一看到这条消息，就特别激动地给他们写了封信。
杨勇和苏振华在收到信后，高兴坏了。因为长征路上死了不少同志，他们虽然知道孔宪权被留在地方上养病，但从那一别后，就再也没有消息。因此他们都以为孔宪权已经死了。很快他们就给孔宪权回了信，并把黄克诚的地址给了孔宪权。
于是，孔宪权便给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写了一封信，希望组织能恢复他的党员身份。同时还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他虽然身有残疾，但他很想为党和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孔宪权照片）
黄克诚收信后，亦是惊喜交加，马上把他的信转给了中共遵义地委，并且再次为他出具了书面材料，证明了他的身份。
中共遵义地委的工作人员得知孔宪权是老红军，亦不敢怠慢，马上到遵义去了解孔宪权在离开部队后的情况。摸清孔宪权在解放前一直都是做泥瓦匠，没有干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后，便给他恢复了党籍，还把他安排到第七区出任区长。
1952年，组织准备把当时召开遵义会议的住宅设为遵义纪念馆。由于孔宪权参与过娄山关战役，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因此组织便委派他来筹建纪念馆。
孔宪权也很能吃苦，他不仅积极收集红军在贵州一带留下的文物和资料，而且他还对当年开会的住宅进行了修缮和养护。
遵义会议纪念馆开放后，孔宪权便成了该馆的馆长。
他这个馆长可辛苦了，他既要给参观者讲述当年的事情，又要到红军走过的地方拍资料照片和收集资料等。因此，纪念馆内的藏品越来越丰富。孔宪权对每一件文物都如数家珍，对它们背后的故事更是了如指掌。后来，邓小平来参观纪念馆后，还连连称赞孔宪权的确是最合适的馆长。
1988年11月，年迈的孔宪权因病入院，由于病情严重，他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不过他躺在病床上却十分安详，因为在他看来，尽管中间和红军断了联系，但是在解放后，还能为建设祖国添砖加瓦，这已经让他感到很欣慰了。
孔宪权病逝后，原中央委员总书记胡耀邦专门发来了吊唁电报。七大军区也在同一时间发来了吊唁电报，大家对孔宪权的去世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参考资料：《闪闪红星：老红军时代画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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