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社交网络的时代，似乎每个人都背上了一种沉重的知识负担。从宇宙黑洞到下水道规划，分门别类的真假知识，悉皆触手可得。相应地，我们最好什么都懂，但只要一点点就好。对此，我们最容易受到的诱惑是：只需要现成的结论。可是作为后来人，我们始终暴露在一种“历史的剧透”之中，学校教给我们的历史常识，那种简单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历史四件套，这时反倒可能成为阻碍我们深入历史情境的硬壳，比如凭借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十四年抗战这几个知识点，我们在谈资上就足够得到事实的满足和道德评判的满足了。
一,我们为什么要费尽心力来探究“近代日本人如何看中国”呢？尤其是在这门课程中，与其说它提供了什么确切的答案，毋宁说，更有价值的倒是它提出了一整个的问题群。况且，关于日本，难道我们不是已经说得太多了吗？一个可供辩护的答案似乎是，它既被说得太多（无数的文章），又被说出得太少（无数的重复）。
事实上，围绕“近代日本人如何看中国”这一主题，由12位作家学者提供的这份精选书单，不仅包括游记、传记、回忆录、学术专著等多种体裁，更是横跨政治、历史、社会、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涵盖了中日近百年互动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国内首次尝试就这个主题在做认真、系统的梳理。在今天闹哄哄的知识环境中，这一主题或许算不上时髦，却也不适宜被草草打发进博物馆，相反，真正重要的是，它至今仍与我们时下、乃至未来的处境息息相关。
譬如，我们从课程中可以了解：一个暴发户式快速崛起的帝国，为何同样快速地走向疯狂？一代最杰出的头脑，又为何不可避免地纷纷毁于国家意志的齿轮？先来说说后一个问题，这也是这门课程给我刻下的最深的记忆。直观地说，它首先为我们描摹了一幅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群像，其中包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东洋史学巨擘内藤湖南，军国主义知识分子德富苏峰，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内阁首相智囊、记者松本重治，革命浪人宫崎滔天，评论家橘朴等等，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日本最杰出的头脑。
在对中国的观察和理解中，我们首先惊讶于他们的学识与洞见。像内藤湖南、德富苏峰、芥川龙之介等人，不仅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而且可以自如地写作汉诗，能与当时中国一流的学者从容地用文言文笔谈；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之深，远胜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往往有着惊人的洞见，他们所做的很多预言，在后来的历史中都一一应验成真。
奇怪的是，他们最后又都成了那摸象的盲人，在触到中国的局部真实时，却一致地对那巨大的整体事实选择性失明。譬如，在黑格尔的紧箍咒下，他们更多地将中国视为“停滞的帝国”，以致于看不到中国现实动态中所蕴含的新生力量；又比如，日本早已在中国投入了几百万的兵力，却还坚持这不是战争，只是“支那事变”；他们还发明出“大日本膨胀论”“日本文化中心论”“和平运动”“王道乐土”等各种话术，有意识无意识地借以粉饰侵略战争……正是这种盲目，让我想起作家张承志所说的那句话：知识界的轨迹，在结局处往往使人不屑一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可以称之为一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黑历史。
对此，日本思想家野村浩一有个总结式的判断：“近代日本的历史，是对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而历史的恶果从播种到上桌，却会耗尽一代人一生的时间。这不只是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同时也指向一个更古老可能也更古典的困惑：“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那么，怎么理解他们身上这种知性的不诚实，以及横亘在个人层面的智慧与公共层面的愚蠢之间的这道鸿沟呢？
二,1941年12月，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中写道：“我们对于支那事变有着完全不同的感情，我们为疑惑所苦……残酷的现实无视我们这些中国研究者的存在，我们遂开始怀疑自身。我们太无力了。当现实逼到我们面前，强迫我们认同的时候，我们退缩了，枯竭了。”于是，对“支那事变”进行道义上的苛责，在竹内好那里变成了“女里女气的感伤”，“支那事变作为一个牺牲不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最终，“我们在双重否定之后，把自己置于正确的位置之上”。
而这个“正确的位置”，事实上就是最终汇入国家意志的大合唱。当然，这其中也有差别，善变如德富苏峰者，从主张中日友好到积极鼓吹战争，转身姿态不仅轻便而且不失灵巧；而大多数稍拙于应变者，则不得不笼罩在苦闷、怀疑的暗云之中，被一种矛盾的撕裂感所折磨。在当时整齐划一的舆论气候和知识氛围中，怀疑者转眼就成了落伍者，个体既无力撼动“国家意志”这个庞然大物，就只好被痛苦地卷进它的齿轮，最后统合于责任暧昧的天皇制。这一过程，事实上也勾勒了日本知识分子夹在历史大潮中的一份心灵草图。因着这份草图，我们在这门课程中触到的，就不再是一份死魂灵的历史名单，而是得以体验那个时代一个个矛盾挣扎的鲜活生命。
如今回过头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些生命更多地沦为了日本国家意志的消耗品。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的崛起堪称是暴发户式的，不仅迅猛、突进，而且不无疯狂，富于自我毁灭性。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连串胜利，像一剂剂强心针，培养并激化了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而在这背后，一个若隐若现的真实信条是：强权即公理，恰如1880年代日本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国家之间有法则，这是真的，但当时机来临，请记住，弱肉强食”。
驶于快车道上的日本，在一种亢奋的情绪之中高歌猛进：“日本的军备世界第一”“日本的纺织业世界第一”“日本的医学世界第一”“日本的中国学世界第一”“日本的民族性在世界上最优秀”……在这种国家大合唱中，一切异质的声音都会被作为噪音消除，国家意志代替人们思考、抉择和行动，甚至声称代替人们承担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事实证明，不仅人们的肉体会被召用，就连思想、情感、精神、道德等等也都可能随时被征调，这些力量直到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才被透支殆尽。
三,而在这一路高歌猛进的国家行军中，日本其实一直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不断调校自己的位置。但与认知中国的失败同步，这种调校也充满了矛盾和紊乱。它就像《伊索寓言》里那只蝙蝠的变体：面对中国，它是学习欧洲的优等生，并因此自居亚洲领导者，而面对西方，它又以亚洲代表的面目出现，以此和西方列强争夺世界霸权。似乎弄不清这里面有多少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又有多少是在揣着糊涂装明白，可是只要这种国家意志的大合唱不停歇，日本对中国认知的失败，就无法被纠正，而其在世界中的自我定位，自然也就愈发趋于疯狂。
综观整个近代史，日本政界、知识界的这些精英们，在看待中国时，不管是将中国视为劣等民族，还是将中国视为文化宝库，或者将中国视为同文同种，或者将中国视为天然猎物，不管是想要保全中国，还是要瓜分中国，不管是想让日本脱离亚洲，还是想靠日本复兴亚洲，其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把日本视为新的东亚秩序维护者，不仅有责任扶助中国对抗西方侵略者，一旦中国无能，他们就不妨为了“亚洲共荣”霸占中国。换言之，在国家意志的狂热中，日本一步步走向侵略中国，实是避无可避，而其最后在成为世界第一的妄念中，进而对美宣战，亦是势所必然。
“近代日本人如何看中国”这个选题，从策划伊始到今天节目上线，已经足足五个来月了，这是大家编辑部没有想到的，也是参与节目的十来位作者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不好自夸这是细活，但慢工倒是实打实的，其间Pass掉的各种想法和尝试，即使没有上百，大概也有好几打了。作为课程的参与者，从近代日本形成中国认识观的第一人福泽谕吉，一路跟随到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最终选手橘朴，回溯他们在历史大潮下的知与行，进而一层层透析近代中日关系背后的历史逻辑和思想渊源，确是一次颠簸而充实的旅途，仿佛我们也曾和他们一起置身于历史之中，一起相陪着困惑、挣扎与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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