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书摘丨中国文明出现比夏代提前了1000年？出土文物这样重构上古历史

《中国科技考古文库》

袁靖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3月2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又带给了所有人惊喜。三星堆之所以这么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的发现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是在我们原以为的黄河流域，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考古工作者们的耕耘和考古学的发展，正为我们揭开中国上古历史的原貌...

考古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历程

文 | 赵 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01 真正的历史是传说中那样吗？

探索中华文明之源的问题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中国传统历史体系中，对上古时代的认识很成系统。我们现在一谈上古时代，必谈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帝本纪》。根据现在学者的研究，在司马迁之前至少有东方和西方两个五帝的系统和多种说法，司马迁主张的是他杂糅了两个系统后的个人见解，但因为《史记》的崇高地位，其说渐为流传，影响最大，即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个古代帝王。

尽管五帝之说有些不靠谱，但古人描述的上古历史中有很多看似颇为合理的内容，比如在谈到上古发明的时候，从“有巢氏”“燧人氏”，到“黄帝作舟车”等，有很多记载。若把这些发明创造按出现的时间排列起来，很符合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技术发展规律。如果说制造技术中最尖端前沿的是军事工业，那么《越绝书》中的记载“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当此之时，铁作兵……”，也好像有一个很清晰的技术发展进步的逻辑。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最著名的就是《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从“选贤与能”到家天下，从“天下为公”到迎合私有财产制度的礼义的发生、刑法的建立，以及城防、攻伐等的出现，貌似也很符合社会发展的逻辑。

对传统上古历史体系提出根本性质疑的是疑古派。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经有研究者对传统历史体系产生怀疑。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用西方整理史料的方法重新整理了中国历史史料，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因为过去太遥远、太渺茫，大家对它的记忆本来就是语焉不详的几句话，后代的文人、诸子百家和研究者又把自己的想象不断地附加进去，才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部有血有肉的、生动丰满的历史，但真正的历史可能完全不是那样。所以说，疑古派从史料的可靠性这个根本上彻底颠覆了传统历史体系。

疑古派或者古史辨派摧毁了这套“层累的历史”，但在重建中国上古史时，由于原来的史料或被深度怀疑或被全部否定，他们就无能为力了。考古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引入中国的。

02 重建中国上古史

从19世纪后期起，一些国外探险家在中国境内从事与考古有关的科考和探险活动，但某些活动以偷盗文物为目的，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因此国内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了考古工作，就可以算作中国考古学的开始。但是19世纪后期，疑古派还没有诞生，重建中国古代史的任务还没有提出，所以西方探险家的活动在中国学术界未能激起多大反应。尽管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被盗运出国，引起国人大哗，但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也不大。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任务提出后，如何运用新方法、通过新途径来重建中国古代史的学术问题受到关注，此时，应该说是安特生的工作给中国学界做了一个示范。

1918年，安特生发现周口店遗址，不久又发现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1921年对后者做了发掘。根据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所得，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出土的某些遗物如收割谷物的石刀、三足陶器等和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仍有关联，由此提出了仰韶文化是中国史前远古之文化的重要论断。安特生的工作为中国学术界起到示范作用，即除了使用文献和传说的史料来书写历史之外，还可以使用地下出土的文物来重新组织和构建历史。

与前面提到的观点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应该由中国学者从事考古工作开始计算，即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以及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的发掘工作。我个人认为，从学理上说，还是从安特生的工作开始算比较合适，后一种说法有点“民族主义”的色彩。

但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并不完全等于中国文明问题的提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明”是一个多义词，大到人类的成就可以称为“文明”，小到个人修养也可以称为“文明”。今天我们这里所说的“文明”，专指最早的国家形态的出现。显然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提出来，因此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中国考古学如何提出和解决中国文明问题的研究过程。

中国最初的考古工作内容，可以用傅斯年先生为史语所考古组写的一副楹联来表达：“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它的首要任务是发现过去有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遂有了对殷墟的发现、发掘以及结合甲骨文对商王世系的考订，从而把这段原本为传说的时代变成了信史时代，以至于后来说到中国文明的时候，西方学者都是从商代开始算，理由是再早还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

中国考古学的产生一开始就是出于要重建中国历史的这个根本原因，所以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它的学科性质在当时就被确定下来。这和北美等新大陆的考古学不一样，他们把考古学放在人类学的框架下发展，因为北美考古学家所面对的遗物是“异民族”“异文化”的东西，所以要从文化比较的研究角度去考古。而中国考古学是把史前史当作一套完整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去做研究、去追溯的，这个学科性质和学科目标恐怕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后不久，中国学术界重新开始和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在比较了人类学框架下发展的北美考古学之后，中国学界也曾产生过考古学的性质究竟属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的讨论。前两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一些学者又要在《文物报》上讨论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如果看看中国考古学产生的这段历史，就明白这个问题似乎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中国考古学在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一个历史学的任务——重修古史。当然，在研究史前史的方法上，我们需要借鉴人类学及相关人文学科的方法和思路，如果完全在中国文献史的框架下研究考古，被框定住了，画地为牢，反而不好。但这是另外的问题了。

从20世纪2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中国考古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填补考古发现的时空空白上，我们把这一时期叫作考古学的“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

这时的中国考古学虽然还不具备提出中国文明相关问题的能力，但一批非常重要的考古成果的产生催生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20世纪50年代，徐旭生根据文献索引，认为豫西、晋南地区是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之后他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徐先生当时没有把二里头遗址定性为“夏都”，这间接导致了今天对“二里头是商还是夏”的无休止的争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地发现、梳理出各个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邹衡等学者在建立了三代文化分期的年代学体系后，对先周、先商文化的讨论以及对三代周边地区文化的讨论，其实是具有同样性质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以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学说”为代表，中国考古学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可算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研究已经全部完成，在物质文化的框架内，还有许多细节内容我们不太清楚，有些空白还有待发现填补，所以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在这个轮廓已然清楚的物质文化区系框架基础上，中国考古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史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性认识。

第一，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并且在多元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了越来越频繁的互相交流，各地文化面貌开始趋同，出现了“一体化”趋势。苏秉琦先生描绘中国史前文化是“满天星斗”，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出“一体化”这个词，但他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中借用了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之关系的例子，来表达各地文化趋近、趋同的历史大势。严文明先生则借用了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多民族问题时使用的“多元一体”一词，以说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经历了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目前，“多元一体”已经成为被最为普遍接受的历史概念。

第二，中国史前文化在多元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还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物质文化可以被看作社会发展和运作的表层衍射，物质文化的演进发展大势也即中国上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大趋势，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考古学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上花了很长时间，但是从重建中国历史的使命和责任来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史的研究延长和深入到物质文化背后的社会内容上去，不能总是停留在历史表面现象的梳理上。当然，话要从两面说，因为有了“区系类型学说”，有了对中国考古学文化大脉络的基本认识以后，我们才有能力、有时间、有可能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实，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并不是完全沉浸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中，他们也在思考造就这些物质文化背后的社会面貌之类的问题。于是就有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以完整地揭露一个史前氏族社会为目的的田野工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的聚落复原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有了初步的认识。有一段时间的研究充斥着关于仰韶文化阶段是母系氏族社会还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讨论，尽管现在来看，这些观点有些简单，考虑不是很周全，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家都在力所能及地思考着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这类问题则是事实。由于当时中国考古学的重点是填补物质文化年代框架上时空的空白，再加上缺乏科学地揭露和复原史前村落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因此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虽然一直存在有关古代社会的思考，也一直存在尝试复原古代社会面貌的做法，但不为主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进入“古代历史社会复原阶段”。

与“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相比，这个阶段所需的研究材料、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在整个研究体系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学术过去自我封闭的状态被打破，重新开始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苏秉琦高屋建瓴地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为研究者指明了具体的研究方向，这些皆激发了当时考古工作者们主动开展田野工作的热情。繁荣的田野工作“无心插柳柳成荫”，得到了一批引人注目、极具冲击力的考古发现，让人重新思考中国史前社会的面貌。

举例来说，考古学家在辽宁牛河梁遗址的几十平方千米范围内，发现了十几处以“坛、庙、冢”称呼的石构遗迹。红山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按过去的说法，仰韶文化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阶段，但大致同时的红山母系氏族公社居然有牛河梁遗址这样宏伟的建筑成就，这就颠覆了我们对原始社会的传统认知。又比如，在浙江良渚的反山、瑶山墓地出土了极其精美的玉器，莫角山实为人工堆筑起来的超大型土台基，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大型宫殿建筑、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时期高大的城墙、湖北天门石家河大型城址等，都是颠覆传统认识的发现。这就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们开始思考：这些考古现象代表着社会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于是被提了出来。

1983年，夏鼐先生在日本访问时，在学术讲演中正式提出了有关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观点。其基本逻辑是：由殷墟以及后来郑州商城的发现可知，商无疑是一个成熟、发达的文明。如果二里头是传说中的夏，它也是一个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文明。那么在此之前理所当然还应该有一段文明的历史，这一段应该在新石器时代的最末期去寻找。几乎同一时期，苏秉琦先生根据前述红山文化等的一系列新发现，也提出了中国文明比学界的传统认识（也即夏代）提前了1000年的论断。

以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为标志，中国考古学正式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我们知道，文明起源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程度的问题。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从物质文化的表面历史研究，开始转入对古代社会历史的深度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也由于这一重大研究问题的带动开启了学科转型，这是中国考古学学术史中的重要一环。

比较西方考古学，也有一个相似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的建设已到了一定程度，考古学家开始思考下一步的学科方向。以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为标志，学者们开始讨论文化变化背后的动力，如环境因素等。大体上说，西方学者是从环境、技术、生产、经济的角度，开启了学科向另一个层次的转变，而中国考古学则是从社会形态角度的讨论开启了学科转型。但是，不论从环境、经济、生产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研究者最后迟早都要对人类的社会进行整体的把握。所以，东西方学术道路貌似不同，实则殊途而同归，背后是学科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开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逻辑在起作用，中外亦然。

选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讲义》

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辑：徐诺

标签： 上古历史

选择打赏方式

微信 支付宝 QQ钱包

打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