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是战国末年的政治家，大约生于公元前290年至公元前280年之间，死于公元前235年。他出生在卫国濮阳，曾在阳翟经商，是一个“家累千金”的大商人。在当时的一些国家之间，有互相派遣人质的情况，而吕不韦就在赵国都城邯郸，结识了秦国质于赵国的公子子楚。此时的子楚处境并不好，吕不韦不惜以金钱和美女给子楚，并为子楚贿通秦孝文王的王后华阳夫人。吕不韦如此慷慨相助，其目的是借此为他个人在政治上作晋升的阶梯，所以把子楚看为“奇货可居”。果然，在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子楚回国得以继位，称庄襄王，吕不韦也就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三年以后，庄襄王死，太子政立，即秦始皇，仍任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当时，因为秦始皇年岁尚小，国家大权多操纵在吕不韦手中，待秦始皇长大成年时，因发生宫中“舍人”嫪毐一案，涉及到太后和吕不韦。秦始皇处死嫪毐，罢免吕不韦相国职，命令他回河南老家。不久，秦始皇发现吕不韦与“诸侯宾客”往来频繁，又将吕不韦流放四川。吕不韦在途中自杀。
当吕不韦为秦始皇的相国时，曾由他的幕客汇编成《吕氏春秋》一书。《吕氏春秋》一书，又叫《吕览》，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六卷，共二十余万言，成为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对于这部书，汉代历史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学者汪中说这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这些评价说明了《吕氏春秋》一书，是容纳了先秦各家的学说。它所以要编成这样一部杂书，据《吕氏春秋》的作者说，是为了采纳各家之长，所谓“物固莫不有长，物固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认为这就是三皇五帝所以“大立功名”的原因。但是，它所谓采各家之长的做法，不是在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加以总结，从而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和系统，而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把各家矛盾的学说，拼凑调和起来。例如，在《吕氏春秋》孟冬纪之下，编入的《节丧》、《安死》两篇，把儒家的“孝亲”和墨家的“节丧”调和在一起。又例如在政治上，一方面主张“天子必执一”的法家思想，另一方面在“观于上世”时，又主张分封诸侯，保持贵族世袭制度。甚至在《禁寒》的同一篇里，所谈的战争道义问题互相矛盾，等等，这种例子很多。
在战国末期，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接着要求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于是法家提倡“一”，即统一于一个标准之下；儒家公羊派提倡大一统；墨家提出“尚同”而杂家就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来“一”之，所以就采纳儒、墨、法之 长的办法。而就杂家的具体情况来讲，他们一方面要求统一，另一方面又对专制主义感到不满，因此在学术思想上，就出现了象《吕氏春秋》这种折中调和的“杂家者流”著作。
虽然《吕氏春秋》是杂家著作，但由于它容纳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对先秦各家学说“兼而听之”，所以它能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古代的遗文佚事，成为一部史料总结，至今仍值得我们珍视。因此，这部书在今天仍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先秦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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