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先秦七子 拨开历史迷雾(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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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道先秦七子 拨开历史云雾

  欲知上古事,请问先秦七子。以《尚书》、《诗经》为基础,以祭祀、礼器为参照,李耳、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况、韩非都或深或浅地植根于朴素唯物论,其基本的历史框架为夏商周,其基本的政治宗教视野为尧舜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庄子》内篇基本反映了庄周时代的文化思想,外篇、杂篇反复出现“黄帝”字眼,是西汉后期的产物。《韩非子》出现了“黄帝”、“五帝”词汇,有被司马迁篡改的痕迹。先秦没有“黄帝”,七子不知“黄帝”是何物,“黄帝”是西汉的司马迁伪造的。正所谓“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

  一、司马迁为什么伪造“黄帝”?

  公元前99年,因李陵事件司马迁受宫刑。为了报复汉武帝,在《五帝本纪》里司马迁用巫术手法写了“黄帝杀蚩尤”。“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封禅书)。司马迁笔下的蚩尤就是蚩王,蚩王是少昊一脉,沛公的祖先。汉武帝用刑刀割了司马迁的男跟,司马迁用刀笔割了沛公的祖根,一报还一报。汉武帝时流行巫术,司马迁的“黄帝杀蚩尤”等是文人的巫术。

  二、太史公是如何伪造“黄帝”的

  为了伪造“黄帝”,太史公在《史记》内和《史记》外都做足了文章。在《史记》内,以《五帝本纪》、《封禅书》为龙头,与之相呼应者不计其数。在《史记》外,太史公在《国语》(含《春秋左传》)里埋地雷,篡改了《韩非子》,恶意篡改《吕氏春秋》等,剽窃了秦汉之际的黄石公以及黄老之学,剽窃了古帝王的信息,倾力打造了一个人文始祖的“黄帝”。为掩盖伪造“黄帝”阴谋,太史公还与孔安国联手释放了“焚书坑儒”的烟幕。

  证据之一:《国语.鲁语.展禽论爰居非政之宜》

  《国语》是太史公创作《史记》时的资料汇编,也是埋地雷的沃土。《展禽论爰居非政之宜》无疑是出自太史公之手,是一篇巫术之作。展禽,鲁国大夫,世称柳下惠。展禽谐音斩禽。传说鲁国国都是“少昊之虚”,少昊的形象就是禽鸟,“斩禽”就是斩杀少昊及其子孙,割了沛公是祖根,也割了秦始皇嬴政的祖根。因为“嬴,少昊氏之姓。”(说文解字)。爰居,太史公说是海鸟,是妄说。爰居谐音冤句,古地名。太史公用巫术手法斩杀少昊、蚩尤,又用展禽之口:“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等鼓吹“黄帝”。《展禽论爰居非政之宜》是一篇巫术之文,是太史公创作《五帝本纪》的提纲,也是司马迁报复汉武帝伪造“黄帝”的证据之一。

  证据之二:从《舜典》到《五帝本纪》

  《舜典》有“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句,《五帝本纪》有“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句。“猾夏”既华夏。中华文明的根基在华夏,华夏的根基在太阳历,太阳历的根基在大汶口、大墩子、半坡、姜寨、凌家滩、良渚、龙山等,太史公把“蛮夷猾夏”当做“寇贼奸宄”,并施以“五刑”,足见其敌意、偏见之深。太史公有剽窃、篡改《舜典》诋毁华夏民族之嫌。

  证据之三:黄帝的来源

  秦汉之际,中国产生了一位文化大家——黄石公。黄石公,下邳人,精通道、儒、墨、法、兵、医之术,著有《素书》、《素问》、《三略》等著作,开黄老之新风。传说黄石公曾传书张良,司马谈曾“习道论於黄子”。这里所说的“黄子”就是黄石公,这里所说的“道论”就是黄老之学。“后世辄言黄老之学,不知黄乃黄石公也。”(明·李梃《医学入门》)。司马迁剽窃掩藏了黄石公的事迹,篡改了《尧典》、《韩非子》等,剽窃了古帝王的信息,倾力打造了一个人文始祖的“黄帝”。

  在前人的基础上,韩非对史前史有所探讨,《五蠹》出现“有巢氏”、“燧人氏”。“有巢氏”是建筑技术,“燧人氏”是应用技术。韩非的探讨就像今天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新石器一样,不是政治主张,不是宗教定义,而是技术层面的探讨,无论对错都是有益的。韩非笔下是“有巢氏”、“燧人氏”尧、舜、禹,到了太史公笔下就成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韩非笔下的举例“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到了太史公笔下就造出“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太史公又在《晋语·重耳婚媾怀嬴》埋下连环雷:“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到了李学勤主编《中华姓氏谱》100卷,中国人半数是“黄帝”子孙,等等,学术造假泛滥成灾。

  证据之四:关于“黄帝陵”、《史记》

  先秦没有“黄帝”,西汉时也没有“黄帝冢”。为了报复汉武帝,太史公无中生有用巫术手法写了一则汉武帝祭“黄帝冢”于桥山的谎言,让仇家亲自祭祀杀了蚩王的“凶手”以解心头之恨。这件事反复记载在《史记》里。陕西、河南的“黄帝陵”当年或许是术士遗迹之一。如今河南又有李学勤等伪造的“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墓”,专家一说是“黄帝”墓。古今造假总能沆瀣一气,前呼后应。

  太史公用巫术手法借“黄帝”之手杀了蚩王,割了沛公的祖根,还让汉武帝刘彻亲自祭祀“黄帝冢”。汉武帝与司马迁虽是同时代的人,却对太史公的阴谋一无所知。《史记》完稿后,一部收在皇家藏书楼成了“兰台漆书”,副本流落民间。《史记》完稿后,司马迁、刘彻相继去世,汉武帝祭“冢”就成了无头案。因伪造“黄帝”等,西汉时《史记》被列为“谤书”。东汉中期,在术士、腐儒的鼓噪下《史记》才逐渐流传。

  证据之五:篡改古文献的条件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汉代是抄书的年代,一只刮签刀和一只笔就能修改、篡改所有文献。“宫刑”前,司马迁是太史令;“宫刑”后,司马迁为中书令。司马迁曾参与过修改历法的工作,有机会接触宫内所有文献,有机会篡改所需要篡改的文献。

  历史是个垃圾箱,什么脏活都能装,脏话最多的要数秦亡后的“焚书坑儒”。秦始皇有没有“焚书坑儒”?李斯有没有建议“焚书坑儒”?同是“始皇置酒咸阳宫”,《秦始皇本纪》与《李斯列传》的内容就大相径庭,前者反复用了“烧”字,后者用的是“禁”字。一“烧”一“禁”,天壤之别。“烧”是暴行,“禁”是政令。

  事出有因,始皇二十六年,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发布政令,在全国“书同文”,在公文中倡导“秦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对此,各国儒生、术士愤愤不平。愤怒发自鼻息,愤怒的鼻息产生蝴蝶效应,政令“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到了西汉司马迁就成了“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到了孔安国口中就演变成“焚书坑儒”……。

  历史上的书籍多毁于战火,“焚书坑儒”是司马迁、孔安国等为掩盖其篡改古文献的丑行而释放的烟幕弹。在“焚书坑儒”烟幕弹的掩护下,“黄帝”傍文化如雨后春笋,在利益的驱使下《清华简》、《北大简》、《上博简》、《浙大简》也纷纷出笼,不知其中有几片是真的。

  证据之六:关于华夏文明

  有信仰而不迷信。唯物论是认识史前史的望远镜,先秦七子是向导。华夏祖先记载在《尧典》里,也传承在祭祀仪式以及礼器上。《尧典》等不仅仅记载了尧舜禹,还记载了昊、昊天、春夏秋冬。昊、昊天就是昊天上帝,昊天上帝包括太昊(伏羲)、少昊、高阳、神农、炎帝,象征天,是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族群对太阳神的不同称谓。春夏秋冬就是太阳历。距今6500年前后,中华民族在河姆渡、大墩子、大汶口、半坡、姜寨等萌发了太阳神崇拜和大地崇拜。太阳神崇拜创造出四季八节的太阳历,后来演变为四季二十四节。有了太阳历就有了“敬授民时”(尧典),有了“敬授民时”就诞生了“中国”,有了“中国”就产生了中华民族。大地崇拜表示为地母娲皇崇拜,从半坡彩陶上的蛙纹,到良渚玉器上的“皇”字,殷商卜辞的“帝其”,周代以来的“地祇”、“娲皇”无一不是大地崇拜的产物。这些,记载在《尧典》里;印证在十九世纪以来新兴的田野考古科学里,印证在河姆渡、大汶口、半坡、凌家滩、良渚、龙山、殷墟、三星堆、金沙等的象牙、骨、陶、玉、龟甲、青铜、金器上;传承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如:当年,秦始皇泰山封禅,泰山为天坛,祭祀的是昊天上帝;梁父为地坛,祭祀的是地祇娲皇。

  再如:战国至明代,云南、广西铜鼓就是可移动的天坛地坛,太阳纹象征太阳神太昊,鸟纹象征太阳神少昊,蛙纹象征娲皇。铜鼓祭祀的就是昊天上帝和地祇娲皇。

  三如:明代,北京天坛祭祀的是昊天上帝,北京地坛祭祀的就是地祇娲皇。

  汉、唐之际,为了抵制司马迁等人唯心论,抵御“黄帝”入侵,各族人民站在进化的立场上纷纷行动起来,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了大量的女娲伏羲形象。近些年,在辽东、中原、吐鲁番出土了为数不少的记载女娲伏羲形象的画像石、画像砖、帛画等,维护了华夏文明的尊严。画像上的伏羲就是太昊伏羲,就是昊天上帝,是中华民族的天神;画像上的女娲,就是地祇娲皇,是中华民族的大地之母;画像上的太阳、北斗就是太阳历;画像上的人首蛇身就是一部人类的朴素唯物论的进化史。

  小结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中华民族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摈弃历史唯心论,摈弃造假行托,从《尧典》到女娲伏羲,从女娲伏羲到田野考古,沿着历史唯物论的足迹,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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