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建立后，从皇帝到君臣，时时不忘秦朝亡国的教训，与民休息，无为而治。这无为最终是为了有为，是为了延续汉室的江山。不过，统治者有这样一番心思，老百姓还是因此得了不少好处。
汉朝这番策略，最终赢得了太平盛世——文景之治。史书上说，文景时期采取的是黄老之术，黄即黄帝，老即老子，是一种以德化民，使民自化的统治术。这里的德却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无为而无不为。实在来说，这种境界和儒家的“仁政”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比之更高一个档次。后世很多皇帝，采儒家学说，号称“以仁为本”，很多时候宣传是一套，做起来又是一套，说得天花乱坠，自己却锦衣玉食，后宫三千，穷奢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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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却不是这样，他的爱民决不是表面功夫。《汉书·文帝纪》里面录了很多文帝时的诏书，今天读来，仍不免感叹，文帝实为忠厚长者。
有一条诏书这样写道：“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悯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春暖花开，万物复生，后世的许多君主这时想到的不是出巡，就是游猎，要么就是躲在后宫里和嫔妃美人厮混，忠厚的文帝，这时想到的却是百姓中的鳏寡孤独之人。想到自然界一片欣欣向荣，他们却无以为乐，于是下诏慰问。
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中国的皇帝是天子，居于万民至上。不过，号称天子也有好处，皇帝之上，还有苍天存在。皇帝若是德行不够，或是做了什么错事，苍天就会降下灾异加以警告。如此一来，皇帝虽尊崇无比，却不敢太过无法无天。文帝说：“天下治乱，在予一人。”这是很负责的态度。既然天下是我家的，治还是乱，那就得我负责。现在发生了日食，说明我的德还不足。德不足，那就继续修德，务要对得起苍天，对得起黎民。所以，文帝下诏让臣下上谏约束自己的过失，并减徭费以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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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十一年三月，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这个诏书依然写得甚是谦恭，毫无怨言。老百姓过得不好，那是我皇帝做得不够，丝毫没有把过错推到老百姓自己头上，更没说老百姓是懒惰的刁民。只说农民活得太苦，当官的不懂得体察民情。于是，减税安民。
观《汉书·文帝纪》，类似的诏书比比皆是。这些诏书大都写得很实在，很诚恳，没有一点官样文章的虚伪。当然，我们也可以龌龊地设想，文帝这些诏书是在收买民心，实际可能并不是这么回事。不过，收买民心，能做到这个份上，即或放在当今，也是老百姓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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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当了几十年皇帝，宫殿、用度不增，这对一个皇帝来讲，实在太难能可贵。彼时，是家天下的时代，天下是一家之产。文帝这个家长却不搞特殊化，体谅民情，节俭开支，藏富于民，继位的景帝受他影响，继续此政策，最终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文景之治”。《汉书》作者班固，在《文帝纪》结尾由衷地赞叹：“呜呼，仁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