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在对各种资料(包括传言)和学术观点进行考辨后也认为：“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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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继位问题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清世宗雍正帝继圣祖康熙帝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个皇帝，两个多世纪以来，康熙遗诏的真伪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一直成为学者们孜孜不倦的研究对象。至今，学者们仍在各抒己见，似难以达成共识。
一、学术界以往有关康熙遗诏的真伪与雍正继位问题的分歧观点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清圣祖康熙帝去世，结束了他的颇为辉煌而又有意义的一生。二十日，皇四子胤禛御太和殿登基，颁布继位诏书，改年号为雍正。是为世宗雍正帝，清入关后第三个皇帝。
然而，就在世宗雍正帝继位不久，一种其“矫诏得位”的传说便在宫廷和社会上不胫而走。大意是说，圣祖康熙帝遗诏原本是传位十四子允禵，但名为“富贵闲人”实则时刻觊觎皇位的皇四子胤禛将诏书“传位十四子”中的“十”字改为“于”字，成了“传位于四子”。又说，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重，胤禛趁势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康熙帝就驾崩了，胤禛随即登位并逼死其生母太后，囚禁康熙意中人允禵。由此，胤禛是否矫诏得位，历来史家看法不一，至今仍是一大难解的疑案。归纳起来，不外两种意见：一是“矫诏得位”，即篡位说，二是合法继位说。先说“矫诏得位”，即篡位说
“矫诏得位”说较早由清史界泰斗孟森先生论证的。他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中，将王先谦《东华录》与《上谕八旗》、《上谕内阁》、《大义觉迷录》相对比，考察了皇四子胤禛继位前后的清廷政局，胤禛与隆科多、年羹尧的关系，指出：圣祖并非寿终正寝，“圣祖传位于四阿哥(胤禛)之遗诏，……已证明为戌刻圣祖崩后始入受传者(即胤禛)之耳，为不近情。”世宗“在京所得传位之末命，皆出于隆科多”，但世宗“修《实录》已知受遗诏于隆科多之口为大嫌疑”。从世宗雍正七年十月戊申的一道上谕，可见“以遗诏中‘十’字改作‘于’字之故，并非久后野人之语，实是当时宫廷中宣布之言”;“就其所言，亦足证圣祖继统简在允禵之说”为不虚。而《清圣祖实录》为世宗所修，故所载圣祖遗诏、世宗为己继位所做的辩解、世宗对包括允禵在内的诸皇子的攻击，“或出世宗之意，不敢信为圣祖真面目”。孟森先生还指出，“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确为实事”。
孟先生之后，王锺翰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发表了《清世宗夺嫡考实》、《清圣祖遗诏考辨》等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较大。王先生同意孟先生的结论，说：“有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将未来嗣君的位子属意于十四子胤祯(后改名胤禵)”;康熙对于雍正之为人早有定评：“雍正之无情险诈，似远出诸阿哥之上”。他在对80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康熙遗诏”满汉文对照原件的缩印照片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无论《遗诏》的汉文原本，或满汉文对照原本，都不是按康熙的本意写成的，而是雍正继位之后再制造出来的”，“并且是由汉文本再翻译成满文本的”。
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在对各种资料(包括传言)和学术观点进行考辨后也认为：“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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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曾重先生在《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一文，从皇十四子允禵政治地位急遽变化的原因入手，对允禵出任抚远大将军的意义、圣祖的建嗣计划(即以皇十四子允禵为太子)及功败垂成的原因、胤禛在《清圣祖实录》中的形象及其篡位前后的行为、隆科多在胤禛篡位中的作用，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玄烨死于中毒的可能性极大”，其“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尤其‘传位遗诏’只是隆科多‘听到’和下达”，就说明胤禛篡位是历史事实。
杨珍先生在《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一书中也认为：从事态发展分析，胤禛得到隆科多有关康熙之死的密报后，当机立断，在严密封锁消息的同时，利用康熙帝始终不曾宣布皇位继承人的事实，颁布了所谓传位遗诏，并在隆科多的重兵拥戴下继承皇位。而康熙帝精心培养的皇位继承人允禵，却一变而为阶下囚。
王锺翰、许曾重、杨珍先生的的研究成果，使雍正“矫诏得位”说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再谈“合法继位说”。“合法继位”说较早由冯尔康、杨启樵先生论证的。冯尔康先生在《雍正传》一书中，对胤禛夺取储位的全面计划和活动、康熙之死和胤禛嗣位前后的形势、“传位允禵说”进行了认真的研讨，认为“联系康熙生前比较看重他(胤禛)的情况分析，在弥留之际决定传位给他，并从斋所召其至畅春园继位是完全可能的”。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第48章中依据《大义觉迷录》所载乾隆帝述及康熙生前曾传见其母而得出的“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的说法，认为康熙帝晚年的确要立胤禛为帝。
杨启樵先生在研究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雍正朱批谕旨》后认为胤祯继位是合法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
史松先生在《康熙朝皇位继承斗争和雍正继位》一文中对历时长久的皇子储位争夺战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康熙传位胤禛，实为顺理成章之事。”他和郭成康、张羽新等人也都认为，康熙帝晚年因爱弘历而传位于其父胤禛。(分见《传闻、官书与信史：乾隆皇帝之谜》、《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雍正夺嫡辨证》)
美籍学者吴秀良先生在《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认为，皇四子胤禛最能体会康熙旨意，“并竭力迎合皇帝的愿望”，因此他最终成为康熙“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
韦庆远先生在《明清史辨析》认为：皇四子胤祯(即胤禛)是在康熙诸皇子极其激烈复杂的倾轧斗争中“投康熙所好，逐渐取得康熙的信任，在康熙临终前取得了遗诏命其继位的胜利，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
李国荣、张书才先生在《实说雍正》中，找到“康熙帝传位给胤禛的一些迹象”，认为：“胤禛是康熙帝临终指定的皇储，他的继位是‘合法’的，并非野史中所说的篡位。”
二、我对康熙遗诏的真伪与雍正继位问题的看法
胤禛是否矫诏得位，两个多世纪以来，史家看法不一，但无论是“矫诏得位”，即篡位说，还是合法继位说，他们在论证中虽都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以资佐证，但谁都找不到可作为人证、物证和旁证的确凿依据，而只能使用诸如“种种迹象表明”、“一些迹象”等用语。“迹象”虽然不能作为评判雍正继位合法与否唯一的证据，也不是过硬的证据。但是，依据唯物史观，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现象，实事求是地分析雍正继位前后的“迹象”，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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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清圣祖康熙帝临终前，是否留有“遗诏”?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个“康熙遗诏”?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完全可以说，康熙帝终其一生，未留有遗诏。
翻开清廷入关后皇位继承的历史，就可知道，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帝临终前，召见了四辅政大臣宣布传位康熙。嘉庆、道光、咸丰三帝临终前也是召见朝廷重臣宣读传位遗诏的。唯独康熙帝临终前召见几个皇子和隆科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满族原本无立储之制，清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生前也未立太子。康熙帝于康熙十四年(1657)仿效汉族封建皇帝的作法，立年方周岁的嫡长子允礽为太子。但允礽长大后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为康熙帝两度废黜。然而，在康熙帝两次立废太子期间，诸皇子纷纷与朝廷重臣结盟，扰乱朝纲，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也使康熙帝身心不宁，十余年不谈立储之事。康熙五十二年，他针对大臣们一再请立太子一事，下谕旨说，诸皇子虽学问见识都不落后于人，但长成后俱拉帮结党，各有所为，现在立太子，恐难以控制局势。这表明了康熙帝在立储问题上是持相当慎重态度的。实际上，从康熙五十二年至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他始终未立储君。
康熙五十六年底，康熙帝特别召见了诸皇子及满汉大臣，向他们宣读了自己准备十年之久的谕旨。该谕旨明白无误地充分表达和倾吐了自己不立储君、不留遗诏的肺腑之言：“倘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惓惓叮咛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这就是说，尽管他明知“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但经过两次废立太子磨难的康熙帝，在此后的日子里，惟求“得终于无事”，不再谈论立储之事了。这恐怕就是康熙帝临终前曾在单独召见胤禛时却避而不谈立储的缘故吧。再从雍正帝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所汇集其有关谕旨来看，康熙帝临终前只是“面谕”七皇子及隆科多传位于雍正，并不存在任何笔录的传位遗诏。其次，无论是雍正篡位说，还是其合法继位说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对“康熙遗诏”予以否定，也说明遗诏之事确属子虚乌有。
既然不存在康熙遗诏，那末，康熙帝就真的听任诸皇子勾结朝廷大臣争夺储位，而不理会立储大事吗?也不是。按常理推测，熟读史书的康熙帝心目中一定会随时伺机寻求皇位的意中人。也就是说，清廷立储形势是随着政局的突变而变化的。果然，这种时机不久还真的到来了。这就是康熙五十七年准噶尔的入侵中原事件。该事件发生后，康熙帝于当年任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准噶尔。正如著名清史专家孟森、王锺翰、许曾重、杨珍所指出的，由于这次战役关系到清廷的安危，所以大将军的人选自然应当是康熙帝所最信任的皇子，允禵能荣膺此任，再加之日后如军功显赫，得胜班师，其对清廷的贡献必然在诸皇子之上，那么储君之位非其莫属。难怪有些王公大臣，在允禵就任抚远大将军后，就已经将他当做储君看待了。这当是康熙帝的如意算盘。不料，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康熙帝突然病逝，一言未留。在诸皇子和朝廷大臣毫无精神准备的形势下，在畅春园担任康熙护卫的隆科多却首先得到了确切消息，并迅速传递给自己的主子胤禛。
经过紧张的策划，原本在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中，表面上是一个“富贵闲人”，实则在韬光养晦，暗中积极积聚力量的胤禛，终于形成了内依隆科多、外恃年羹尧的强大的政治集团。他在圣祖病重时，依靠这个集团，充分利用了“康熙帝始终不曾宣布皇位继承人的事实”，出奇不意(不必管他是否依恃阴谋诡计。因为封建社会中历代皇室内部的斗争，无一例外地隐含着谋杀、谋夺等阴谋手段的)迅速地夺取了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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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现有史料来看，雍正继位也确实存在着其他很多疑点。例如，《大义觉迷录》一再宣扬康熙临终前说雍正“人品贵重”，令其继位。实际上，雍正在康熙后期诸皇子争夺储位中大耍两面派手法，引起其父康熙帝极大不满，说其“之无情险诈，似远出诸阿哥之上”。对于这样的人，老练的康熙帝怎么会把皇帝宝座让给他呢?再从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大肆攻击和诋毁自己的同父同母兄弟允禵的言论来看，也从反面暴露了其夺权的不择手段。
而最能说明雍正合法继位疑点的证据，却是雍正本人对圣祖之死以及他接受“传位遗诏”情况的叙述。雍正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康熙帝在畅春园静养，命其代祀南郊，于斋所致斋。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急招雍正。雍正未达之先，康熙帝命诚亲王允祉、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及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共八人，谕令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等到雍正抵达畅春园后，康熙帝只告诉他自己病情加重，雍正也只“含泪劝慰”。当天夜里，康熙帝去世，“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雍正得以继位。对于雍正的这一自我叙述，许曾重在《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一文作了详细而又缜密的剖析。他说，从允禩、允禟在雍正继位后的愤怒、惊讶心情和其他一些事实来看，除隆科多外，其他七人都未听到传位遗诏，都是由在康熙帝心目中无任何地位而确是雍正亲信的隆科多转达的。又如，康熙帝临终前召见诸皇子和雍正的亲信隆科多宣读“遗诏”是不合清朝法制的。再有，最令人不解的是，康熙帝在向允祉八人宣布立雍正为帝后，对后到的雍正仅告以他自己病情加重，却闭口不谈已定其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而此话正源自雍正之口。这就很说明雍正的“合法继位”大打问号了。揆之史实，许曾重的分析是精当的，完全站得住脚的。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雍正帝继位后一再宣扬自己如何孝顺康熙帝和母后，但他生前不仅逼死生母皇太后，而且又不合逻辑地把自己的陵墓建在远离景陵(康熙帝陵)几百里的河北易县。这恐怕说明，雍正帝陵址的确定是一生信佛的他担心身后受报应而选择的一种办法。二是雍正、乾隆二帝对《大义觉迷录》态度的截然不同。雍正对反复为自己辩解的《大义觉迷录》非常重视，将其颁布到全国各府州县;而乾隆刚一继位，即宣布收回此书，有私藏者罪之，说明乾隆帝对其父雍正帝辩解的苍白无力心里是很清楚的。
由上所述，我倾向于雍正帝是靠阴谋手段夺位的。但应指出，雍正帝夺取皇位，只是有悖于封建纲常伦理，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在客观上有力地防止了朝廷上兵戎相见，起到了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雍正帝在位的十三年，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康乾盛世”起了不可磨灭的积极推动作用。所以，单凭雍正帝夺位一事，是否定不了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要的积极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