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一事一记，互不连贯，最简的记载仅一个字，反映了早期编年体体例的缺陷。《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因此，史学史上向有王安石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说。
《宋史》的记载并非无中生有，南宋绍兴进士周麟之在《春秋经解》跋中曾记道：“先君传《春秋》于孙先生，尝言王荆公初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书已出，一见而忌之，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云。”周麟之所说的孙先生即孙觉(1028—1090)，高邮(今属江苏)人，字莘老。
早年与王安石友善，后因反对青苗法被黜。他少学于经学家胡瑗，为胡瑗千余弟子中的佼佼者，著有《春秋经解》。周麟之认为，王安石是妒忌孙觉的书早出，自觉无法超过他，所以才诋毁《春秋》，并利用手中的权力，使之不能列于学官。后世认为王安石废经斥《春秋》的议论，皆本于此。
但是，周麟之的说法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首先，王安石若妒忌孙觉，诋毁他所作的《春秋经解》就足够了，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诋毁士大夫奉为经书的《春秋》呢?舍其易而为其难，王安石怎么会去做这种愚者不为之事?其次，《春秋经解》是孙觉的晚年之作，孙比王安石小七八岁，去世又晚于王安石好几年，王安石怎能看到他的晚年作品，又何从妒忌?其三，王、孙二人私交甚好，王安石行新政，将孙觉援以为助;后虽因具体见解不合，但并未反目成仇，王安石谢政归金陵，孙觉前去探望;王安石去世后，孙觉还亲自作诔文祭奠他，这样的交情，怎会有相忌相斥之事?
清朝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认为：王安石“甚尊信《春秋》，而亦不尽废《传》”。《临川文集》中多处把《春秋》与《诗》《书》并提，并常引述《春秋》大义，安石本人还著有《春秋左氐解》，怎么会贬斥《春秋》呢?至于《春秋》不列于学官，一方面是由于王安石认为：“《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答韩求仁书》)这一原因，连王安石的政敌杨时也是承认的，他在《春秋经解》序中说:“熙宁之初，崇儒尊经，训迪多士，以谓三经异同，无所考证，于六经尤为难知，故《春秋》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也。”
正因如此，王安石平日遇到有人向他请教学问，都很乐意回答，唯独问及《春秋》与《易》不答，他认为此二经微言大义，奥衍难解，一旦领会错了，必当谬以千里，因而不敢臆说，这正是王安石治学谨严之处。另一方面，王安石认为：“三经所以造士，《舂秋》非所以造士之书也。学者求经，当自近者始，学得《诗》，然后学《书》，然后学《礼》，三者备，《春秋》其通也。”(陆佃《答崔子方书》)既然《春秋》不是学者学经的入门之书，不列于学官也是合情会理的。
那么，“断烂朝报”之说到底有没有呢?有的，但那是有特定含义的。王安石的学生陆佃、龚原都钻研《春秋》，前者著《春秋后传》，后者有《春秋解》，遇到疑难之处讲不通，他们就自以为是阙文。王安石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曾笑着说：“阙文若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意思是批评他们不去刻苦钻研经文的正确涵义，却随意用阙文来自欺欺人。
这话实是尊经而不是诋经，是褒奖而决非贬斥。宋人林希逸说：“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冤矣。”(《慮斋续集•学记》)尹焊也叹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同上书引)王应麟、朱彝尊、全祖望等学术大家也都曾有考证，为王安石此“罪”鸣冤叫屈。然而,现代不少学者却仍沿袭旧说，在文章、课堂上一再介绍这一说法。看来，王安石究竟有无贬《春秋》，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