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岁在癸未。那一年是蜀汉景耀六年、炎兴元年，也是曹魏景元、东吴永安六年。刘禅改元而未能改命，当年的蜀汉已经兵无斗志将无战心，真正的主战派就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邓艾就是只有一百残兵，也能攻克成都——也许不用邓艾来打，蜀中门阀士族以及朝中高官，就可能把刘禅绑起来送到邓艾军中了。
刘禅当皇帝的最后几天实际上是很凄凉的：他想逃往东吴，被否决;想撤往南中，又被否决，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奉赍印缓，代表刘禅到邓艾那里上交了户籍档案，也代表刘备开创的季汉基业，至此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
谯周不是什么好人，他主张投降情有可原，但是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这两个人，却很值得介绍一下：张绍是张飞的次子，袭爵西乡侯，官居侍中、尚书仆射，是不折不扣的“国舅”;邓良是车骑将军邓芝之子——邓芝曾给赵云当过副将，也曾出使东吴折服孙权。
连张飞和邓芝的儿子都成了投降派，刘禅这个皇帝做得实在是太失败了，有人说这是刘备半生戎马颠沛流离，忽略了对刘禅的教育，诸葛亮当了刘禅的老师后，也南征北战鞠躬尽瘁，刘禅这个小皇帝成了野生动物，能跟他朝夕相伴的，也就是黄皓等几个太监。
在很多人眼里，蜀汉后主刘禅就是一个“全无心肝”的昏君，那句“乐不思蜀”，能把昭烈帝刘备气得活过来。
但是我们细看汉末三国史料，就会发现刘禅对西川毫不留恋，也是事出有因：刘备是河北省涿州市人，应该更习惯驴肉火烧和手拽面，而刘禅在荆州长大，也吃惯了鱼糕、粉蒸肉，这父子二人对花椒似乎都不会太感兴趣。
上面说的当然是玩笑话，因为在后汉三国时期，西川既没有辣椒也没有火锅，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阴冷潮湿的天气的。
无论是刘备还是刘禅，都不可能得到蜀中各阶层的衷心拥戴和全力支持——刘备听信刘巴的话，在西川大薅羊毛，早已丧失了民心，再加上诸葛亮的连年征战，把一个天府之国弄得民有菜色。所以当邓艾那数量少得可怜的奇兵打到成都的时候，蜀汉集团还有一战之力，但是除了刘禅之外，居然所有人都主张投降。
得知邓艾奇兵突至，刘禅赶紧召开过御前会议：“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
谯周鼓动三寸之舌高唱早投降早受益的论调，满朝文武居然无一人站出来反驳——当时诸葛亮的嫡子诸葛瞻、长孙诸葛尚已经牺牲于绵竹，一同牺牲的，还有张苞之子、张飞之孙张遵，赵云的儿子牙门将军赵广，也在沓中临阵战殁。
刘备最信任的元老派后裔，在朝堂上已经没有几个了，位高权重相当于副宰相级别的张绍，不知为什么也没当场爆发将谯周斩于剑下。
张绍和邓良都是将门之后，可以说是世受刘家大恩，连他们都不想打了，可见刘禅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这就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刘备对刘禅的临终嘱托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刘备临终前谆谆告诫，让刘禅读好《汉书》和《礼记》，有时间再读诸子百家典籍和《六韬》、《商君书》等“杂书”。
刘备生活在汉末乱世，他能找到的最新史书，也就是班固在东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编修完成的《汉书》——《后汉书》是南朝宋(南北朝的宋，不知赵构偏安的南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写的，先有三国两晋，后有南北朝，刘备当然不会让儿子去读还没有出现的史书。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西汉前期的皇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比较强势，刘邦、刘启、刘彻都杀了不少大臣，汉武帝时期的十三个丞相，有六个自杀或被杀，有的还被夷灭了三族。
西汉后期的皇帝也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汉成帝刘骜开始，皇帝就比较弱势而外戚比较强势了，结果大汉帝国被王莽偷塔成功，差点把姓刘的皇族杀了个干净。
刘备死后，尤其是诸葛亮辞世后，西东两汉的弊政在季汉都出现了，我们只需列一张高级官员名单，就会知道当时的外戚权力有多大了：诸葛亮病逝，吴懿受命为汉中都督车骑将军、假节、领雍州刺史，进封济阳侯;吴懿是吴皇后、太后的哥哥，也是骠骑将军吴班的族兄。
姜维虽然后来升任大将军，但却不敢在朝中久留，生怕被宦官黄皓做掉：“维本羁旅讬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
大将军姜维惧怕黄皓，当过骑都尉、羽林中郎将、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继承诸葛亮军师将军名爵的驸马爷诸葛瞻，也拿黄皓没办法，而且姜维和诸葛瞻似乎也不太和睦，《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诸葛瞻在绵竹死战邓艾前说了这样一句话：“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
家里不和外人欺，刘备在世的时候，还能震慑住元老派的骄兵悍将和蜀中门阀士族，当年刘备称帝只封诸葛亮为丞相却不按例封侯，也不让他开府治事，就是要限制文官集团的权力——丞相不开府，就没有自己的人马班子，根本就形不成文官集团，弱化的相权，对君权也构不成威胁。
刘备称帝而不设大将军，只任命儿女亲家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却封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这样军方第一人就成了根基不深兵力薄弱的外来户马超。
刘备活着的时候，并不让文官之首诸葛丞相带兵打仗，刘禅在诸葛亮辞世后，干脆取消了丞相一职，看来《商君书》刘禅是读明白了：“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
《商君书》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权要牢牢掌控在君主手中，如果谁都有资格发号施令，下面肯定就要乱套。
刘禅极力削弱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的实力，却没能阻止宦官干政、外戚做大，除了不受待见的姜维，后来朝堂上说的算的，除了吴家就张家的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连诸葛家族也变成了外戚——诸葛瞻十七岁就娶了刘禅的女儿。
刘禅也想在集团内部建立绝对权威，可惜他没有老爹刘备那两把刷子，最后闹了个画虎不成反类犬，众叛亲离之后无奈投降，在投降前夜，目送国舅张绍和驸马都尉邓良捧着自己用了四十年的玉玺奔向敌营，刘禅的心情，怎是“悲凉”二字能了得?
刘禅投降后，一句“此间乐，不思蜀”，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我们遍观三国史料掩卷沉思，也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季汉之亡，谁该负主要责任?如果刘禅主战时得到张绍等皇亲国戚的支持，有没有可能将长途奔袭的邓艾歼灭?刘禅那句“乐不思蜀”，是全无心肝，还是伤心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