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历史备受关注，而相比于清朝来说，明朝在名声上却相对逊色一些。但是毋庸置疑，明朝是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不和亲、不赔款、不纳贡的硬气朝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被称为史上最励志帝王，埋葬父母都捉襟见肘的他，却白手起家吸引贤臣名将，建立大明朝。饮水思源，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曾经封过“开国六公爵”，而李善长名列第一，赐韩国公。即使如聪慧过人的刘伯温，地位也与其相差甚远。但众所周知，朱元璋虽然英明神武，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刽子手的骂名，晚年屠戮功臣饱受诟病，甚至将屠刀伸向了已经迟暮的李善长。
西汉建立，对于汉高祖刘邦来说，可以没有曹参，却不能没有萧何。而李善长对于朱元璋的重要性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李善长，明朝是否能够存在也未可知。李善长是在朱元璋刚刚起步时“三顾茅庐”之下方才求得，而在随后的16年时间里，李善长随着朱元璋南征北战，为其物色了众多人才和将领，可以说李善长最重要的功绩便是在前期的调度上。朱元璋并不像曹操般猜忌，所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与大明建立后的封爵相匹配，可以说李善长此时的地位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还能秉承初心治理天下，但是朱标死后，朱元璋的重点便从经济与百姓的身上转移到了开国功臣身上。甚至酿造了洪武年间两宗大案——胡惟庸案与蓝玉案，而其中胡惟庸案便是开启了文官清洗之路。胡惟庸早年间受到李善长重视，明朝建立之后逐步受到朱元璋重用，直至丞相职。胡惟庸的罪名大致为“祸乱专权，排除异己”，而在朱元璋的眼中便是目无天子，结党营私，企图谋反。从胡惟庸本人开始，无论亲疏全部论罪，其中绝大多数人被处死。据不完全记载，胡惟庸案牵连甚广，约三万余人。一时间，明朝宫堂人心惶惶。
《明史》中将胡惟庸列为奸臣，而对于朱元璋杀胡惟庸的记载“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可以看出，胡惟庸的命是抵了马车夫的命，即使胡惟庸想用金钱弥补，朱元璋都没能同意。胡惟庸是宰相，而马车夫只是一介平民，在当时绝非一概而论，只能说朱元璋已经对胡惟庸有了杀心，只是缺少一个理由。李善长受胡惟庸案牵连而死，这是历史给出的定论，但是有一点很让人疑惑。
胡惟庸案牵连的上万人中并没有李善长，李善长被处死是在十余年之后。李善长在胡惟庸案时独善其身，不仅地位没有受到影响，更是在其儿子被告发时受到了朱元璋专门免死诏令。在胡惟庸案的波澜看似退去的时候，李善长的亲戚却被治罪，同时供出李善长与胡惟庸密谋反叛的事情。朱元璋借由将年近八十的李善长处死，同时将其亲族七十余人连坐，时间节点公元1390年，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是年近80的老人。文臣的屠戮至此结束，随后便是由武将蓝玉开始的武将。可以说，我们熟知的开国功臣之中，除了汤和全部遇难，其中便包括李善长、刘伯温、徐达、常遇春等名臣。
正史记载中，李善长一定是谋反罪无疑，但是我们从朱元璋种种行为可以大胆猜测，李善长的死是朱元璋故意为之。朱元璋是否信任李善长，应该是肯定的，毕竟相处数十载，即使李善长是权臣，不过是钱财方面的贪图，对于权力，想必李善长是不敢涉足的。丞相一职在明朝时期被废除，使得中央集权达到顶峰。李善长最初为左丞相，胡惟庸虽是李善长提拔，却也是朱元璋制衡李善长的利器，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只是忌惮开国功臣的名望与手中的权力而已。
朱元璋最先将权力中枢的李善长与徐达排除在外，随后又因胡惟庸案废除丞相，皇帝的权力分成至此消失。在朱标死后，朱允炆能否掌控朝臣成为朱元璋的心病，为了解决这一心病所以大肆屠戮功臣，甚至废除丞相。但是朱元璋没有想到，将权力牢牢握在手中的那一刻，却也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朱允炆引起朱棣反叛的主要诱因是“削藩”，至此已经超出了朱元璋的预料，更何况是朱棣设置的内阁。
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同时，臣子的重要性也不复存在。在丞相存在的时候，丞相的权力已经是至高无上，即使改朝换代也不过如此，一旦王朝陷入危机，丞相首先想到的是解决之策。而丞相被废除，权力掌握到君王手中，当臣子成为名副其实的执行人时，一切便换了光景。换句话说，不论谁当皇帝臣子都没有实权，那么在问题出现的时候，臣子第一时间想到的并非是应对之策，而是改朝换代。毕竟改朝换代之后，臣子手中的权力也存在提高的可能性。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功勋卓著不假，忠心恳恳也是真的。只要明王朝在，李善长位极人臣，子嗣享有世袭的待遇，反叛没有任何理由。不仅如此，李善长的儿子是驸马，儿子的儿子未必就不是皇亲国戚，说李善长有称帝的野心倒也勉强能够接受，但是帮助胡惟庸谋反实在是说不过去。大胆猜测下，朱元璋除掉年近八十的李善长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畏惧其地位与权力，不能受子嗣掌控。从这一点来看，贫苦出身的朱元璋的出发点是人之常情，只是朱元璋做过了头，高估了自己的精力的同时，高估了后人的能力，这一举动也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