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中对严嵩有这样一句评价：“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在众人眼中，严嵩是历史上不折不扣的大奸臣，与李林甫、秦桧等人一样臭名昭著，但如果我们真的仔细研读明代历史，就会发现，严嵩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坏。人们痛恨他陷害忠臣贤良，但有很多事并非全部都是他的过错，严嵩只不过是当了历史的替罪羊而已。
夏言案根本怪不着严嵩
在严嵩干过的众多坏事中，诬害夏言一事最令后人愤慨。单从表面上来看，这件事的确与严嵩脱不开干系，但事实远不止这么简单。当时的严嵩官位和权力远不及夏言，如果非要说是严嵩一手将其送上了断头台，未免有点太看得起他了。其实，夏言最后不得善终和自己从前埋下的众多祸根有关。
夏言算得上是一个恃才自傲的人，虽然他为人正直，但是在朝堂上缺少了一份圆滑，因而得罪了一大批想要致自己于死地的人。首先得罪的就是皇上身边的小太监，夏言是朝中的老官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小太监看似不起眼，实则都是皇帝的耳目，其他大臣不能说对他们毕恭毕敬，但至少能做到以礼相待，而夏言呢?对太监们根本不予理睬，时间长了，难免有心中不舒服的太监在皇帝面前嚼嚼舌根。
其次，夏言得罪了皇上上边的很多得力助手，比如当时的锦衣都督陆炳。锦衣都督是什么职位?那绝对是当时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他的手中掌握的情报几乎是大臣们的催命符，给了一般人，这样的大人物就算惹不起至少还躲得起吧。但在夏言这里，他不但不躲，还去主动招惹陆炳，非要抓住他的一个错误不放，甚至还要公开陈状，逼得陆炳卑躬屈膝的跑到夏言家中跪地求饶，夏言这才罢休。
最后，夏言还得罪了一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那就是当时的皇帝——嘉靖。明朝的皇帝个个疑心重，这是老朱家的祖传家风，尤其是嘉靖帝，对于有异己之心者绝对不会手软。但有一次，嘉靖准备赐给夏言香叶冠，作为对他的褒奖，可夏言竟然拒不接受，理由是，此物并非“正式朝服”，这样的行为让嘉靖帝心里一直耿耿于怀。虽然说夏言傲慢无礼的性格皇上也是知道的，但嘉靖帝本人也是一个刚愎自用之人，在这样的天子面前，再傲慢的人也不能不低个头。
严嵩只是在为嘉靖背锅
宦官、特务、皇上，这三类朝廷里最不应该得罪的人，夏言全都占了。而夏言最后的惨死，也的确是严嵩联合这三方一同实现的。所以说，严嵩虽然从主观上来说的确是希望夏言倒台，但客观上来说，他在陷害夏言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还是微不足道。
作为遗臭万年的大奸臣，史籍中所记载的严嵩所作之事绝不止诬害夏言这一件，像沈镰案、 杨继盛案、丁汝夔案等事件中，严嵩都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把沈镰送入大狱的，是嘉靖皇帝，让杨继盛不得好死的，也是嘉靖皇帝，让丁汝夔人头落地的，同样也是嘉靖皇帝。
虽然说严嵩在这其中的确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真正意义上的“凶手”，嘉靖帝当之无愧。综合以上，我们不难推断，我们口中所谓的大奸臣严嵩，不过是替皇上背锅的工具罢了。
严嵩为什么会成为历史的替罪羊
严嵩之所以会成为历史的替罪羊，与两方面原因有关。首先，明朝与其他的朝代有明显区别，其他朝代的读书人，若想做官，那就规规矩矩地参加科举，若不想做官呢?那就做个隐士归隐山林。但明朝的读书人，要是不想为朝廷效力，那就是大逆不道，朱元璋诛杀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严嵩本是在弘治年间考中进士，但他常年因病隐居在家，一隐居就是十年，直到正德十一年才重新复官。为了能在朝中走得安稳，保住脖子上的这颗头，严嵩只得学习别的官宦的成功经验，这才一步步地走到了内阁首府的位置上。
但当时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呢?正是对皇帝逢迎讨好。嘉靖是明朝最会用仗责的一位皇帝，一句话惹得他不顺心，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暴毙。所以《明史》中所谓的“惟一意媚上”的言论只是当时的保命之策，是大势所趋。只不过严嵩执政的时间很长，这才让他的做法格外引人注目，自然也背上了骂名。
其次，嘉靖皇帝执政时期，明朝虽然还没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但也是国力日渐衰退。嘉靖一心崇拜仙道，不理朝政，谁敢对他有什么指指点点，立马仗责三大板。但是不管怎么说，嘉靖毕竟是个皇帝，他误国的种种罪责，总要有人替他承担。在根深蒂固的“尊者讳”观念下，人们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才让当时事事都要插一脚的严嵩成了皇上的“背锅侠”。
只能说，严嵩不能算是个好人，但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封建大官僚的代表，不能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