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在总结历朝历代在处理西南蛮夷的政策上，宋朝得出了中央政权的稳定与否西南少数民族有着相当大的联系的结论，以至于宋初期的统治阶级夸张的认为‘唐虽乱于黄巢，然实亡于桂林’。于是宋朝通过了种种政策试图加强西南的管束，本次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宋朝对西南地区的政策及成败。
“以盐制夷”透过盐茶经济纽带来看宋对西南的控制
“以盐制夷”是宋朝廷对加强西南地区管束所作出的最有力措施之一。要理解宋政府“以盐制夷”的基础就必要的了解宋朝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宋朝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顶峰向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转折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局面早已初步形成。此时已经出现了小市民阶级，城市扩张迅速，乡村亦有大幅发展。夜市的开放象征着不限时的市场交易活动形成，重文轻武的社会氛围，官员经商的普遍性等等都刺激着商品流通在数量上和时间空间上的扩布。 特别是官商集团的盐茶专营垄断制度更是以盐制夷的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从早期的为了解决军储危机的”以盐易丝帛”的财政策略，到随之衍生的“以盐易米”政策，再到最后的以盐易多物是以盐制夷的具体发展。随着“以盐易米”在平抚溪峒暴乱中收取到的决定性的作用，宋廷发现不仅仅是自身还是西南诸部族都越来越认可盐在政治上、经济流通上的特殊地位，于是食盐的作为一种交易凭证被推广到多种商品交换之中，直至开始展现出它广义的货币职能。
于无声处，这种潜移默化的物质生产资料和政治资源的互换使得西南少民政权对宋朝的认可越来越高，相应的宋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影响也日渐展现。在这场以盐制夷的历史活动中，值得我们关注的随盐而衍生具有类似作用的货物还有茶、帛彩等。特别是茶，虽然以盐易物的交换要比它更为频繁的多，但是作为宋朝另一专营垄断货物同时也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它实际上也在某些流通领域承担了货币和一定政治的职能。这种通过盐茶贸易纽带来加强宋朝与西南地区经济上政治上的联系方式有效地推进了羁縻政策实现，但是本质上的，它只是一种出于妥协的绥靖手段之一。
依靠对羁縻州上层和平民的封赠
与此同时，宋延续了前朝的羁縻州模式，并丰富和发展了在此基础下具有宋朝特色的小型朝贡体系，从上层确保了下层经济交流的稳固。对羁縻州的封赠是安抚的重要手段之一，宋在对羁縻州封赠模式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上层贵族阶级的封赠，诸如归属封赠、纳贡封赠、立功封赠、归降封赠以及一些其他名目的奖赏，总而言之对上层贵族的封赠具有以封为主，封赠相结合的特点。这就满足了西南羁縻州贵族统治阶级对自身权力在正统政权对其政治身份认同的需求，对羁縻州贵族阶级的统治权带来了名义上的合法性，维护了他们的利益进而也加强了西南对中原政权的认同感，促进了西南的稳定。
羁縻州与中原王权的联系十分密切，因此仅仅只是封赠贵族是远远难以达到稳定的目的的。宋朝政府亦是洞察此点，在对羁縻州平民亦大方的封赏，这与宋对内部平民残忍的剥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平民，宋出台了多方面的封赠名目：归民封赠、立功封赠、饥荒封赠以及其他封赠。总的看来在对待平民问题上主要是以赠为主，试图通过物质层面上的给予来笼络平民对宋政权的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对贵族和平民需求的精准把控，双管齐下的封赠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宋朝对西南的控制力似乎也比前朝有了大幅的提升。
对非羁縻州，主要是藩属大理的封赠
西南非羁縻州政权作为是西南地区稳定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宋朝也对这一族群其中主要是番属大理王国作出了封赠。前文我们提到过羁縻州的封赠是上层贵族和平民两方面的同时封赠，这与羁縻州同中原的联系紧密程度有关。而藩属大理地处边界，与中原相距遥远，影响力远没有羁縻州直接，因此对他们的封赠主要是围绕上层贵族展开，而史料中鲜有平民的出现。对大理国上层贵族，宋朝分别对大理国王和贵族给予封赠政治名号、赐予盐、金银、工艺奢饰品、盐茶等物质上和政治利益上的奖赏。
对黎州诸蛮宋朝则主要在纳贡和其他方面予以了一定的封赠。这些政策很好地笼络了藩属大理等非羁縻州西南部族的上层统治阶级，客观上的促进了西南和中原政权的联系，加强了宋对西南的控制权和影响力。然而这种仅仅局限于上层贵族忽视人民群众主体的做法，存在着巨大的弊端。况且这种联系尚处于通过物质和利益上的初级笼络，远未重视到文化的认同深度显然是无法维持区域政治的长治久安的。
宋朝西南政策的局限性
宋朝对西南地区的管束实总体看来似乎并没有突破前朝固有的思维模式，虽然在具体实践中对安抚政策做出来大量的丰富和改进，然而带着妥协意义的绥靖政策本质上是无法从根本解决这个矛盾。从宋朝政府将食盐作为赏赐蕃蛮的重要内容上来看，他这种以盐制夷的手段主要还是一种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在客观程度上是促进了中原同西南地区族群边界的认同，遗憾的是并未进一步在文化认同感上进行深入融合。一味的封赠赏赐而忽视治理使得二者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长期的只能停留在表面阶段，无论是对比唐朝的羁縻州政策还是东汉诸葛亮安抚西南的政策都仅仅只是在内容上的丰富而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进步。
这种局限性的发生与宋朝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历史局限性密切相关。宋朝政府的绥靖政策的根本是维系蛮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当下从属关系，而这种绥靖政策的出现与宋王朝消极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有关。宋统治者认为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于蛮荒山川之中，是属于尚未开化的蛮夷，并不值得教化，而客观上宋朝内部庞大，边界线的广阔也使得他疲于应对特别是来自北方外敌的侵扰而无太多精力顾及西南。于是宋便在西南地区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几乎沿袭或效法了唐朝治理少数民族的理念。这种放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积极经营，长期停留在安抚封赠的原始妥协甚至是对有的地区“弃而不问”、“罢置诸州”，以求缓和尖锐矛盾的做法显然是无法满足宋朝维持自身政权稳定愿望的。
客观上的，宋朝的对西南的管束一定程度上收获了值得肯定的成效并推动了西南和内地的联系为后世融合提供了基础。但是从根本上宋朝对西南的管束政策并没有做出历史性的进步，停留在沿袭层面上进行的政策丰富也许可以短暂地维持西南稳定然而并不能解决西南问题的根本矛盾。由此看来宋朝的西南政策似乎并不是成功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