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唐一代对交往历史中，唐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频繁外出的使节们就成了这种政策坚定的执行者。他们在出使其他地方的过程中，维护双方的交往关系，处理可能影响双边关系的重大事件，有时甚至直接为大唐缔结新的联络关系，是唐代与周围民族政权以及周边地区交往的关系纽带。对中外经济贸易文化的交流、扩大唐代影响力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唐代使节的历史地位
使节作为唐王朝维系周围民族政权与周边地区友好关系的纽带，在唐代对交往往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使节具有对外部世界知识与实践经验，他们将出使时的所见所闻上报朝廷，有利于唐中央决策机构作出尽量准确的政治与军事决策。比如：宰相贾耽特别注重从使节、外商、蕃客中广泛访求，又积三十年功，撰写《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及《海内华夷图》四十卷。
他研究地理学就是为在实际决策之中能起到作用。杨良瑶等出使过别国的使节为决策机构提供了基础材料，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唐王朝对外用兵就没有了“知己知彼”的依据了。所以，唐代的使节在唐代的对外关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们好像唐与其他地区关系的润滑剂，又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基本依据。唐使节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唐代国家形象的勾画者。他们在唐代对交往往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使节出使他国非常注重宣传本国的历史文化，传播文化知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收并蓄，使节们是民族政权与其他地区直接接触的唐人，使节宣扬唐代文化，增强其对唐代文化的向心力，有利于巩固唐王朝与这些民族地区的交往关系。唐代使节的来往活动标志着唐与其他民族地区臣属关系一直存在并保持。唐代和我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都一样，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与其建立交往关系的周边民族地区有着诸多约束与制约，要求他们保持臣属，称臣纳贡，服从诏令。
这些册封、宣诏、朝见都需要使节往来，所以使节的往来活动是这些地区保持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的见证保持者。唐使的交往活动是保持唐王朝宗主国地位的标志之一。大部分遵从“藩臣之礼”与唐建立交往关系的地区都需要称臣纳贡、定期朝觐、服从诏令，而这些活动都需要使者作为媒介。
使节频繁往来保持了唐王朝与其他民族地区的良好关系。只有正常友好的交往关系才会保持正常的使节往来。唐蕃、唐回、唐新、唐日之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关系，经常遣使互相往来，交还国书、朝贡贸易，保持了良好的正常的对交往往关系，有利于两国邦交，有利于东亚和平。
二、唐代与其他民族地区或外国的经济行为受唐使影响
1.互市贸易
与中国接壤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唐代在与其接触的时候都会以“互市”作为笼络的一种形式，但这与双方使节的接洽都是有关系的。互市的种类，互市的地点、监管制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要通过使节接洽。《旧唐书》记载：武德元年“又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安远之功也。”李安远的功劳是与吐谷浑继续友好的交往关系，吐谷浑遣使请求贸易。
玄宗开元十九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唐王朝在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之后，吐蕃遣使请求互市，唐王朝在考虑到自身利益的同时，同意与吐蕃互市。“又款陇州塞，丐互市，诏可。”同样的，也是用互市的手段在边疆扩大唐王朝的影响力。
虽然唐王朝与接壤民族政权采取的互市活动常作为交往策略的一部分出现，有其明显的从政治上笼络、羁縻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首领的目的，但是互市对于双方边地的人民来说，互市带来了一种更为和平、稳定、持久的经济联系，对唐王朝与周边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互补与促进作用，也实现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物品的交换与流通，为我国成为一个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2.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唐代交往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史籍之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遣使来贡”和“献方物”的字样，而唐代为显示其宗主国地位也会给所出使的民族地区首领和地区君主带去大批的礼物。
在大唐王朝的辐射范围内，各个民族地区首领对唐奉守“藩臣之礼”，通过朝贡贸易，蕃主向唐“贡献”本国方物特产，唐王朝则回赠唐王朝的丝织品、茶叶、瓷器等，唐王朝“赠物”常数倍于所收到的贡品。如玄宗曾经“遣使赍绢绵八万段，分赐奚与契丹。”
使节出使，除了携带所赠给对方的物品之外，也会带去很多货物出境贸易。如杨良瑶出使大食时就从各地市舶司带去了大批货物与沿海各国贸易。唐使朝贡贸易携带的大多是对方急需的物品，属于贸易互补，通过这些使节的往来穿梭，客观上促进了各地的经济交流与经济发展。
3. 民间贸易
由于唐代开放的交往政策和完善的交往体制，在两国建立交往后，往往会有更大流量的民间贸易出现，这些虽然与唐使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些使节的出使维护了各地区之间的友好关系，为这些商人提供了更加安全的交通环境，有利于民间贸易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
三、唐使对学术文化交流产生积极影响
使节不仅只在经济领域起到重要作用，在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上文中提到，唐王朝选任承担交往关系的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自身的文化素质、文学素养需要过硬。所以，这些高素质的官员对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优秀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 文化典籍外传
吐蕃、日本等国想要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礼仪规范等，都需要书籍。这些书籍有一部分是这些地区向唐代派遣遣唐使时自行购买的，“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
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这里，日本的使臣就把自己所得的金银恩赐全部购买了书籍。还有一些书籍是这些地区向唐王朝请求所索要的，比如新罗曾经派遣使者向大唐王朝求赐一部《唐礼》，于是唐王朝在不涉及机密的前提下，也会赐予他们。
嫁与吐蕃和亲的金城公主也曾向母国索要过书籍，唐王朝恐吐蕃成肘腋之患，并不打算给他们像《论语》、《春秋》这类写有治国方略的书籍，反而赠与他们一些《诗》、《书》等，以作教化之用的书籍。
2.学术交流
唐使出使周边除了完成交往使命之外，也承担着学术文化交流的职能。使者与对方朝堂朝臣均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他们之间互相切磋，进行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汲取对方文化的长处。唐代帝王也希望在高素质的使臣出使他国之时，可以扩大唐王朝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与域外国家对唐王朝的仰慕之情。
3. 外域文化传入唐王朝内部
频繁的使节往来给唐王朝带来了丰富的外域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新罗、百济的朝鲜文化;日本的日本文化;突厥、回纥、吐蕃等西域文化等等，这些外域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的内涵得以丰富。唐代的胡服骑射、丰富的佛教文化都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四、唐使促进了对周边交往、增进了解
正是由于唐王朝奉行更加开放的对外政策，中原与周边的交流，尤其是唐与吐蕃、泥婆罗交流的深入，唐王朝开始逐渐为更多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知。尸罗逸多王了解到大唐“有显德”之后主动遣使朝贡，这就是唐使节在出使的途中无形的向外部宣传了唐王朝，加深了各个地区对大唐王朝的了解，使得唐代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巩固了自己在东亚国际圈的核心地位。
出使他国的使节会撰写一些有关于异方见闻的书籍，唐人对于其他地区的了解很多是从这些书籍中来的，但是这些书籍大多都已经散佚，详见两唐书的《艺文志》。
这些书籍成为当时唐代了解其他地区的途径，构成了许多唐人对外部世界的第一印象。这促进了双方互相了解，有利于唐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丰富唐文化本身。出使他处的使节保持了唐王朝与各民族政权以及外域国家良好的交往关系，从而促进了与各地的交往，维护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