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我们都知道。不过，这“八大家”中，有一个名字让我们很疑惑，就是“曾巩”。为什么说“曾巩”这个名字，让我们很疑惑呢?
“八大家”中，唐朝有两人：韩愈和柳宗元。其中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儒学史上的划时代人物，被称为“韩子”。对韩愈，我们当然再熟悉不过了。柳宗元我们也是很熟悉的，他的许多作品都选入中学课本。尤其是他的山水小品文，更是美妙绝伦，被称为写山水小品文的鼻祖。
“八大家”中，宋朝有六人。欧阳修是宋朝的文坛领袖，诗文都写得好。在宋朝那个年代，能够见一见欧阳修，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幸运了。“骑鹤下扬州，去见欧阳修”这句话，已经成为那时候的文坛流行用语，可见欧阳修影响力之大。所以，欧阳修入选这个名单，是理所当然的。
王安石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还当过宰相，领导过熙宁变法。在我们学生年代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学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样的诗句，不但要学他写给司马光的《答司马谏议书》这样的文章，还要学“熙宁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最著名的，影响力最大的，也是最不成功的变法运动，王安石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如雷贯耳。
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放在这个名单中也是非常恰当的。苏轼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文人”，在这个名单中，他也是领袖级的人物。苏洵和苏辙文章都写得极好，苏洵的《六国论》气势磅礴，也是被选入教材的文章。而且在当时，他们三父子就已经名动天下。连宋仁宗都说他选到苏轼和苏辙，是给后世留下了两个宰相。而后来，苏轼虽然没当成宰相，但也当过两任尚书。苏辙则实实在在当到了宰相。所以，这三父子，无论名气和文章，选入这个名单中，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八大家”中还剩下一个曾巩。曾巩的名气很小，当的官也很小，而且我们几乎也没有读过他的什么文章。就算是读过，似乎也没有什么印象。可是为什么，曾巩却也能列入“唐宋八大家”的名单中呢?
其一，曾巩因为欧阳修而出名。
当年文坛领袖欧阳修在选择进士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写得极好。他很想把这篇文章的作者选为状元。但是，他认为，放眼那时候的天下，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会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因此为了避嫌，把这个作者选为第二名榜眼。谁知道拆开卷子后，才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曾巩，而是苏轼。
苏轼那时候还不出名，因为欧阳修的这个举动，很快就名满天下(当然了，他能够红遍古今历史，主要还是靠实力)。而曾巩因为被欧阳修认为，只有他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也因此变得不同寻常。
后世在选择“唐宋八大家”的时候，肯定也听说了这个故事，因而也就特别留意曾巩，把曾巩选入了这个名单之中了。
(曾巩)
其二，曾巩的文章具有“道德审美”。
曾巩的文章没有什么突出特别的地方，现在选入教材给孩子们读的也不多。没有另外七位那样特色鲜明。但是，曾巩的文章却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含蓄典重，雍容平易。
这个特点，虽然没有“韩海苏潮”那样犀利滂沱，但是，恰恰是这个特点，比较符合古代提倡的文风。
古代对于文章的写法，有一个总的要求，叫做“冲谈平和”。冲淡平和的文章，被称为文章的最高境界。《红楼梦》里面公子小姐们晒诗。第二轮优胜者是林黛玉。但是第一轮优胜者却是薛宝钗。为什么薛宝钗的诗歌，会成为优胜者?就是因为她的诗歌符合“冲淡平和”的特点。
“冲淡平和”是一种文章审美的要求，其实同时也是一个道德审美的要求。我们经常说《四书五经》，《四书》中，《中庸》只是一篇文章，为什么被特别提出来?就是这篇文章所讲的，是对古代读书人的一种道德要求。如果一个读书人能够达到一种“中庸”的境界，这个读书人就可以叫做“君子”了。
曾巩的文章，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是达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并且符合对文章的“道德审美”。因此，他的文章也就特别引起了后世的注意。
不过，却也因为他的文章缺乏鲜明的特色。虽然被选入“唐宋八大家”之中，但是在后世的影响较小，因此大家感觉，曾巩有些“名不副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