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知府、知州、知县新到某地上任，第一天是不能进城的，而是要在当地的城隍庙过夜，第二天才能进城交割上任。而且，朝廷有定制，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地方官还必须要到城隍庙祭祀。
不仅如此，在遇到一些重大的天灾以及难以侦破的刑事案件时，也要到城隍庙祈福，就是行刑杀头的场所有时也会选在城隍庙举行。可以说，清代的城隍神，已经不仅仅是神道崇拜这么简单了，确切地说，城隍神已经可以参与到实际的行政事务当中了。
那么，城隍神的地位在清代为何如此之高，何以成为“官神”呢?说起这个问题，还得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
唐代以前，民间官方也崇拜城隍神，但还不普遍，元宋时期，虽然普及率大有提升，但官方并没有将城隍神通行天下，直到大明开国时，城隍神才成为府州县标配的官神。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登基不久便下诏在各地设立城隍庙系统，在诏封城隍神时，其所设的神灵体系完全是世俗的一种体现，有着等级之分。诸如在应天府的城隍神称“帝”，开封、临濠、太平府、滁州的城隍神称“王”，而其他的府、州、县之城隍则分为公、侯、伯。
洪武三年，京师城隍庙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陶凯就建议按照朝廷的编制在城隍神下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并设左、右二司之神。但朱元璋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不设六曹，只保留左司神、右司神。京师城隍庙建成之日，朱元璋亲自撰文致祭，定迎城隍神时以王者仪仗。
到了洪武四年的时候，朱元璋又下诏将各地城隍神之公、侯、伯爵位革除，各省之城隍神只称“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北京的城隍神地位也随之提高，得以与天地等神同为祭祀，而且每年的五月十一日，朝廷还要特派礼部、太常寺官员专门祭祀城隍。与此同时，南京的城隍庙地位略有降低，已经没有两祭之制，仅是在中秋之时遣官致祭。
城隍神在神仙系统中最受重视，朱元璋在一篇祭文中说道：“予不敢径达上帝、后土，于今月十一日，亲告于钟山之神，望神转告于上帝、后土，惟京都城隍之神，先期与报，至日祝焉。”
从朱元璋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国家祀典中，等级从高至低分别为上帝、后土、钟山神、京师城隍神。所以凡是遇到天灾，官府先要到城隍庙祭祀，然后由城隍神上报给钟山神，钟山神再上告上帝、后土。
这套程序，其实就是现实的翻版，城隍神就好比是地方的府州县官，钟山神就是承宣布政使，上帝、后土就是皇帝和朝廷。
朱元璋称帝后，有意抬高了城隍庙的地位，但城隍神的本质说白了还是一方土地之神。但需要注意的是，明代的城隍神也有一个从自然崇拜向偶像崇拜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神得以人格化。
按照明代的制度，城隍神为木质，但随后又变为土质，并让城隍神穿上衣冠。有的地方的城隍神的后殿，还有一个城隍夫人像。
在朝廷的大力推崇下，城隍神迅速在民间走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城隍神还被附以著名的代表人物，比如南京的城隍神被认为是孙策，北京的城隍神是于谦，杭州的城隍神是周新，等等。
到了明中期以后，广大的民众认为城隍神就是上天派下来的亲民官，这种观念的存在，从而也导致了城隍神在一等程度上起到了维系国家法律制度的功能。
明代规定，地方官上任，先要到城隍庙拜谒立誓，祭文中要向城隍神表明自己造福地方，执法公正的心迹，祭祀完了以后还要在城隍庙留宿一晚，第二天才能按程序正式走马上任。
地方官在遇到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时，有时也会在城隍庙进行审判，其意无非是表明三尺神明在上，断案官员虽可欺于明，却不可欺于暗，也示法律审理程序的公正性。
同样，百姓如果遇到纠纷，而官府又一时无法给出合理的审判，他们就会到城隍庙中赌咒起誓。
明代的这一套城隍系统，后来也被清代原样沿袭，只不过清代时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城隍神的崇拜比明代更甚，有时官府为了震慑群小，行刑杀头时也会选择在城隍庙。
总之，明清时期城隍神被赋予了人格化，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自然神。通俗地说，城隍神就是上天派来约束地方知府、知州、知县的监督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