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汉献帝初平元年，四世三公的袁绍率兵讨伐董卓，一跃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气吞山河。然而好景不长，建安五年，官渡之战，袁绍被曹操一举击溃。在实力对比上，袁绍还占有优势，为何会败给曹操?
袁绍集团内部不团结
这种不团结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与兄弟之间的你争我夺。
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封建军阀，除了要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之外，还要善于治家，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袁绍
由于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封建社会的国与家有密切联系。尤其是一些“大哥”级人物，比如君主，他们能否江山永存，某种程度上讲，在于能否安排好权力传承。东汉末年的袁绍，实质上就相当于君王。
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袁绍更喜欢袁尚，想将大位传给他，于是让袁熙当了青州刺史。
大臣沮授苦劝袁绍不要废长立幼，可他偏偏不听，反而让袁熙担任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掌握兵马。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袁谭为法定接班人，而袁绍仅凭个人爱好而更改，造成兄弟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给臣子之间的派系斗争带来可乘之机。“拥谭派”(郭图、辛评等)与“拥尚派”(逢纪、审配等)相互倾轧，从而加剧了内部的分裂。
这种不团结的局面，让袁绍集团看似强大，实则虚弱。袁绍虽能控制大局，但作为一个封建割据军阀，他一系列逆历史潮流的行为，也给组织成员打上烙印。他们在为袁绍出谋划策时，也形成自己的小团伙，子集团的既得利益与总集团的根本利益不是不一致的。其内部不断地分裂、斗争、削弱，直至被消灭。
在战略战术上，袁绍不及曹操
第一，沮授很早就建议袁绍提出迎天子到邺城，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道义上的制高点。然而，袁绍不知这样做的重要性，因而将建议束之高阁。
后来，曹操迎接天子到许昌，借助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但因害怕袁绍势大，把大将军之位让给袁绍。此时，田丰又建议袁绍乘机进攻许昌，夺回天子。袁绍又不听，这就相当于将挟天子令诸侯的机会拱手相让。
第二，官渡之战前，沮授建议袁绍坐镇四州，发展生产，并不断以小股兵力侵扰曹操，待其人困马乏之时，再图进取。但袁绍没有采纳这种稳扎稳打的策略，而是凭借自己地盘大、兵多粮足等表面优势贸然发动进攻，结果失去一次必胜的机会。
第三，即使战机不成熟，但袁绍仍有许多有利条件。兼并公孙瓒后，袁绍拥有四州之地，兵力与财力上有很大优势，而曹操的军粮仅够一个月，且后方不稳定，孔融散布不利言论，刘备等人虎视眈眈。
同时，袁绍手下有不少优秀人才，他们对双方的形势比较了解，也提出过一些正确建议。袁绍只要能把握住这些有利条件，取胜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然而，战机稍纵即逝，袁绍全部没把握好。
建安五年，官渡之战前，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曹操立即出兵讨伐。此时，田丰劝袁绍进兵，袁绍不听，失去一次前后夹击曹操的机会;
官渡之战开始，袁绍遇到挫折，损失颜良、文丑后，沮授分析形势，建议利用军粮上的优势打持久战，拖垮曹操。袁绍不听，与曹操速战，结果败下阵。
此时许攸建议，趁许昌空虚，派兵偷袭许昌，以扭转战局，结果袁绍还是不听。许攸不得志，投靠了曹操。曹操利用许攸带来的情报，偷袭袁绍的粮草大营——乌巢。最后，张郃也投奔曹操，袁绍一败涂地。
袁绍错误的战略战术，导致雄厚的实力没有转化为战场优势。
袁绍的个人素质不如曹操
荀彧在比较袁绍与曹操时曾说过：
“绍貌外观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而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三国志》”
袁绍在胸怀、谋略、德行上都不及曹操，具体来看就是：
袁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并不是靠个人领导力，而是依靠家族声望。
由于袁绍很重视“世资”这种虚假的表面荣誉，好大喜功，也没有治国的才略、洞察力与识人能力，因此手下夸夸其谈而无真才实学的人很多。从而导致袁绍集团大而无用、运转困难。
袁绍在起兵前，暂时与世无争，许多个人品格没有完全暴露。起兵后，他作为军阀的头面人物，在制定战略、指挥作战等问题上，其性格的多面性一览无余。他表面上的宽厚与内心的狭隘巧妙地结合，使他在初期招揽许多人才，并迅速崛起。
但就在袁绍做大后，对内猜忌，结果大失人心，许多有才之士纷纷远离。
袁绍并不是从基层上来，而是凭借家族占据高位，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因此形成非常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表现在军阀身上，就会发展成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的地步。
这时的袁绍不仅难以接受与自己相反的正确意见，而且错了也死不悔改。这种个性不仅阻碍团队智力的发挥，也使他在紧要关头分不清对错、做不出果断决策。
在个人素质方面，袁绍狭隘、犹豫与曹操果决、大度形成鲜明对比，再大的优势到了袁绍手里都会溃不成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