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越磨越硬，越磨越快，并不是什么好事。
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夏言就是这样一把刀，他是靠两点在大明朝堂上崛起的，一是与宠臣较量，二是揣摩嘉靖的心思。
嘉靖刚即位时，兵科给事中夏言就上疏，希望皇帝上朝以后在文华殿批阅奏疏的同时，能够召见阁臣当面作出决定，“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
这个建议得到了嘉靖的“嘉纳”。
一击即中后，夏言一发不可收拾，又连续七次上疏，建议嘉靖改革“后宫附郭庄田”，限制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利益，奏疏写的掷地有声，朝野传颂一时。
由此引得嘉靖的欣赏与重视后，嘉靖九年，夏言抓住嘉靖的一个心理(由于“大礼议”而怨恨与他对着干的群臣，很想通过改革礼仪制度来彰显自己不容置疑的帝王权威)，提出“祀典”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
对此，朝臣大多表示反对，此前靠“大礼仪”发迹的宠臣张璁(cong)也在反对者之列，但嘉靖却因此格外眷顾于他。
夏言的这一系列举动，是献媚迎合吗?
是。但与小人的献媚迎合不同。
这一点很重要。
小人献媚迎合往往是越献身段越软，越圆滑。而夏言觉得自己靠的是思辨才华，所以他越是得逞，骨子里越自负，越骄纵。
仗着嘉靖的眷顾，随后夏言便与宠臣张璁展开了较量。
因为张璁“自伐其能，恃宠不让”，嘉靖有意要制约他，加之张璁为朝中士大夫憎恶，几次较量下来，夏言大胜，声望与日俱增，官阶也由给事中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夏言这个人气度不凡，眉目疏朗，胸前美髯飘拂，嗓音洪亮，说话不带乡音。每次经筵开讲，嘉靖都全神贯注，异常欣赏，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夏言明白，要想攀高楼，登顶峰，还必须不断地揣摩嘉靖的心理。在功利心的驱使下，这一阶段的夏言很会拍马屁，嘉庆每次写诗，送给他看的时候，他都要写诗迎合，然后再把嘉靖的诗作制成碑刻送还回去。此外，他时时刻刻窥视帝旨，每次“奏对应制倚待立办”，一副忠心卖力能臣的架势。
这一套手段对嘉靖很管用，不久他即得到嘉靖赏赐的一枚银质印章，上刻“学博才优”四字，使用此印章，可以“密封言事”。
毫无疑问，这是嘉靖要大力提拔他的政治信号。
随着张璁、方献夫相继离开，皇子的诞生，嘉靖对夏言愈发倚重，很快就给了他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誉头衔。
嘉靖十五年，夏言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此时，李时虽为首辅，但决策大权却操于夏言之手，此后入阁的顾鼎臣，又一向以“柔美”著称，不敢对夏言持异议，不过“充位”而已。
经过短暂的微妙过渡，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夏言终于官场登顶，出任内阁首辅。
嘉靖用人有个标准——“不欲臣下党比”，夏言揣摩到这一点，时刻注意标榜自己“不党”的操守。
然而，先恃才敢为，后孤傲自负，极其高调嚣张的夏言忽略了一点，在官场，当一个人有致命缺点的时候，一定会有致命的敌人。
夏言的这个致命敌人就是严嵩。
严嵩虽然比夏言晚六年进入内阁，但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官场资历实属深厚。但夏言却因为自负嚣张，从不把具有险恶野心的严嵩放在眼里，而严嵩在未寻到攻伐机会前，却是另一副模样，颇懂得忍辱负重，韬光养晦，面对夏言时，他事事保持恭敬的态度，阿谀奉承，唯唯诺诺。
对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如子之奉严君”，好像儿子对待严厉的父亲一样。
而夏言呢，丝毫没有察觉到隐藏在身边的致命危险，不仅如此，因为得势后的极度自负傲慢，夏言对嘉靖也不像先前那样恭顺，尤其对嘉靖沉迷道教玄修，他十分不满，并且有刚直不弯的对抗之举。
嘉靖喜欢穿道袍，戴香叶冠，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之流会以同样的装扮来讨好皇帝，但夏言却直言“非人臣法服”，有失朝廷体统，拒不跟从，一如既往地身穿朝服。
嘉靖对此十分不满且有厌恶心理，认为这是夏言对他的“欺谤”。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嘉靖借口“天雨伤禾”，亲笔写了手敕，历数夏言“欺谤”、“舞弊”等罪状。严嵩乘机离间，在嘉靖面前，一面顿首，一面泪如雨下地控诉夏言欺辱属下的种种恶行。
嘉靖大怒，不久即将夏言罢官。
夏言罢官后，嘉靖开始把严嵩看作亲信，而严嵩迎合上旨更胜夏言一筹，因写得一手好青词，他越发地受到嘉靖青睐，并很快以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进而又成为内阁首辅。
但嘉靖是个很会操控朝臣的帝王，隐约发觉严嵩过于专横后，他又以一封亲笔信将夏言召了回来，对严嵩加以制衡。
遗憾的是，夏言官复原职后，依然固我，不仅锋芒俱在，而且不拘小节。
举两个例子。
当时阁臣照例有“上官供”，也就是皇帝赏赐的工作餐，严嵩是恭恭敬敬地吃“上官供”，夏言却从来不吃，而去独自享用府中送来的奢侈美食。
内阁加班，嘉庆经常派太监去夜探阁臣动静，夏言全然不顾这些，只要手头事毕，他便从容酣睡，而严嵩却每每挑灯苦干，为嘉靖写青词。
《名山藏》中提及的一个细节更能说明一些问题：嘉靖派太监来见夏言，夏言以首辅自居，从来将太监视同奴仆。严嵩则不然，见到太监，不仅亲切握手，款款请坐，而且还要把黄金塞进太监的衣袖里。
人有时候是被环境杀死的。
见夏言在朝中越来越势孤，严嵩索性勾结锦衣卫头目陆炳，公然陷害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并借此诬称夏言收受曾铣贿赂。
嘉靖闻讯大怒，立刻削夺夏言官职。
起先，嘉靖对夏言并没有萌生杀意，但严嵩却在这时添了两把向夏言索命的暗火。
他暗中派人在京城散布流言，说夏言“心怀怨望”，一向不戴香叶冠是“为朝廷计”，不是为自家计。
完了，他给嘉靖写了封秘密奏疏，用汉朝皇帝杀翟方进的旧事来影射现实，促嘉靖下定处死夏言的决心。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夏言正在回乡途中，见到嘉靖派来的锦衣卫，他惊慌失措地从车上跌下，长叹一声：“吾死矣!”
这一叹，十分地苍凉!
四月，夏言被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他向嘉靖伸冤，但结果换来的却是绑赴西市斩首，妻子苏氏流放广西。
堂堂内阁首辅，未有谋反大罪，亦不是贪官奸臣，最后竟然遭到“弃市”。
可见嘉靖之昏恶，严嵩之阴毒。
当然，这一官场悲剧也有夏言自身的问题，自造险境，不懂如履薄冰。
又或者说，性格决定命运，尤其环境不善不智的时候，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