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北宋时期出现在四川的“交子”。实际上，在“交子”之后，还出现过其他两种类型的纸币，那就是“会子”和“关子”。这三种纸币诞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两宋，反过来也成为当时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但最终，由于朝廷不知节制滥发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最终变成了废纸。
北宋时期，随着“交子”在商品交易中的影响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朝廷为了保证“交子”的正常流通，曾经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包括严禁私人非法印制“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这一整套管理法规和政策的出台，说明了北宋朝廷对纸币“交子”依赖信用的特性以及易于仿造和滥发的缺点是有充分认识的。可以说，这些金融监管体系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交子”的顺利流通。
同时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对“交子”的使用和管理还是比较严谨和慎重的，能够严格遵守准备金比率发行，维护了纸币的市场信用。因此，从仁宗到神宗的几十年间，“交子”的币值一直保持稳定，市场信用可靠，成为北宋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让人们看到了北宋经济中兴的曙光。
然而，“交子”这种流通顺畅、经济发展迅速的大好局面并没有维持下去。其主要原因是，北宋朝廷不能坚持有效地控制“交子”的发行量，当朝廷出现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朝廷往往不是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公信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最终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纸币丧失信用，最终变成了废纸。
尤其是熙宁年间，随着王安石激进的财税新政的陆续出台以及北方边境战事的急转直下，货币流通数量开始膨胀，出现了“交子”不断贬值的局面。尤其是“交子”第二十二界和第二十三界更替兑换期间，由于朝廷已经安排了诸多财政支出事项，以新“交子”回收旧“交子”会导致财政困难，于是，朝廷下令制造下一界的“交子”125万缗，却没有回收上一界的“交子”。于是，便有了新旧“交子”两界并行的局面，而且“交子”每界的发行定额也屡屡被突破，发行数量也不断增加。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圣年间，每界“交子”增发的数量，少的有几十万缗，多的有数百万缗，远远突破了朝廷原来确立的发行限额。由于朝廷缺乏发行额度的限制，最后“交子”的发行量便失去了控制，致使“交子”急速贬值。到了宋哲宗元符年间换界发行时，新旧“交子”的比价已经上升到1∶5，即五缗旧“交子”才能换回一缗新“交子”。
朝廷滥用金融信用，从而导致“交子”成为其敛财的工具，“交子”没有了信用，也就丧失了流通的功能，从而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为了稳定市场金融秩序、恢复纸币的流通功能，朝廷采取更改名称的办法以恢复纸币的信用。从此，北宋纸币由“交子”进入到了“钱引”的时代。
宋徽宗时期，王安石变法阵营的主要骨干成员蔡京把持朝政，更加肆无忌惮地大量印刷纸币。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令诸路更用钱引”，把纸币更名为“钱引”，仍以“缗”为单位。大观元年，即公元1107年，朝廷将“交子务”改为“钱引务”，这年“钱引”的发行数“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
也就是说，发行量由125万缗增加到两千多万缗，而且没有准备金，“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价值一千钱的一缗只能抵十多个钱使用，由此可见，此时的纸币严重贬值程度已经十分惊人。
纸币的大幅度贬值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的信用更是一降再降，最后降到了谷底，使民众在交易时拒绝接收纸币，而手头上有纸币的人也都千方百计地将其兑换成铜钱，有的甚至将铜钱压在箱底存起来。于是，市场上便出现了纸币充斥而铜钱难得一见的混乱局面。北宋末年，纸币在高通胀中已经成为一堆废纸，国家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北宋王朝也在风雨飘摇中走入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