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以史为鉴，唐朝因为后妃干政，导致朝政紊乱。宋朝的官员又怎能不惧怕有能力、有手段亦有经验的刘氏垂帘听政。所以，刘娥怎么听政就成了难题。
而且大宋朝廷之前并没有后妃听政的先例。宋真宗死后，宋仁宗尚且年幼，必须要有辅政之人，养母刘娥因为之前已有介入朝政的经验，因此就成了最佳的人选。可是“垂帘听政”具体要怎么操作?
刘娥面对着暂时由自己掌握的皇权，有着过去代掌真宗朝的经验，对她来说，或许并不算难以上手。然而，性别决定了她在面对外朝朝臣们时，会有诸多不便和困扰。这时候，能够自由地在朝堂及后宫间走动的宦官，便获得了在权力舞台活跃的可能性。但是这样宦官的权利是不是太大了呢?要知道，自古由于宦官干政，导致灭亡的朝代不少。要怎么避免宦官干政，这也就成了一个问题。
雷允恭为宦官，作为可以出入禁中的入内内班院押班，在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候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他作为大臣与太后之间的“传声筒”，有结交大臣、交通内外的权宦其实，宦官是否可以大权在握，这取决于刘太后“军国大事权兼处理”的方式。
由于刘娥是宋代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过去宋廷并没有相关案例来参考，所以在仪式、制度方面显得捉襟见肘。但政务不能不处理，所以在面对真宗去世休朝、大臣们几次上书请奏听政后，刘娥仍旧得展开她的垂帘听政。听政的方式要这么做呢,关于这一点，大臣们各自有不同的意见。
王曾提出效仿东汉的模式，五天在承明殿上朝一次，皇帝坐在左侧，太后坐右侧，并垂帘于前，听取政务。
而丁谓，他出于私心，希望自己能够独揽大权，把持朝政。所以提出皇帝仅每个月初一和十五日面见一次群臣，重要事务则让太后和皇帝直接召集宰辅执政大臣们决定，其他琐碎小事交由雷允恭传奏给刘太后，直接让太后处理。
丁谓的建议，其实显示了皇太后的地位和权力凌驾在皇帝之上。因为皇帝参与的政务不多，小事基本都是太后决定。而大事皇帝又需要和太后及宰辅大臣们商讨，一个月面见大臣的次数也仅有两次而已。
所以，王曾当时就不同意，他认为，如果按照丁谓的建议，宦官拥有的权力就太大了，两宫和执政宰辅间存在宦官这个“中间人”，之后会造成祸端。但丁谓不予理会。
王曾就对刘太后上奏说：“宋王朝是太祖、太宗和先帝真宗的天下，而不是太后您的天下，为何要让皇帝和太后两边处理不同的天下政务?这不仅让皇帝与大臣们之间有所阻隔，而事情上奏的权柄交由宦官内侍，更是天下大乱的前兆。”
然而，最后刘太后为了能够掌握更多政事，就选择了丁谓的建议。
而在事实上，丁谓和雷允恭已经私下勾结。因此，丁谓拥有了比其他辅政大臣更大的权力，亦可先行得知政务机密。
朝堂政务在决定太后如何垂帘听政之后展开：“三月庚寅，初御崇德殿听朝。皇太后设幄次于承明殿，垂帘以见辅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