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选驭下之术最高明的皇帝，清朝的雍正皇帝胤禛无疑可以排进前五名，甚至有人说他可以排进前三名。
作为康雍乾盛世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雍正的功绩往往被人忽略，这可能是因为胤禩胤禵的支持者曾经对雍正继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雍正“其面如铁”，不太受文人喜欢，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又断了很多贪官的财路，所以其历史形象不佳，也就可以理解了。
事实上雍正也很风却幽默，对下属也很体贴，这两点我们看他的朱批谕旨就可见一斑。翻阅雍正朱批谕旨，我们发现雍正在说话很接地气的同时，驭人之术也是极其高明。比如我们熟知的李卫李又玠忠心耿耿，但雍正还是让粘杆处密探对他进行严密监视，粘杆处侍卫密报后雍正的御笔朱批，直接把李卫吓出冷汗：“皇上咋啥都知道?”
如果没有雍正皇帝铁腕反贪，清朝肯定会在肇基一百年左右崩溃，所谓的康乾盛世，两朝都是虎头蛇尾：康熙晚年怠政，留下了一个烂摊子，雍正励精图治充实了国库，然后又被继任者乾隆花了个海落河干。
雍正之所以能把一个康熙晚年的烂摊子变成乾隆初年的太平盛世，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雍正的治国用人之术，尤其是他的两句用人名言，似乎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
这里的不必信、不必疑，读者诸君一定要断好句，如果把不必当成一个词，那就会产生歧义，在笔者看来，雍正的意思是要避免“必信”和“必疑”，也就是不能给予任何人完全的信任，也不能整天疑神疑鬼。
雍正这两句用人名言，在对李卫的使用上，可谓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即使忠诚如李卫李又玠，雍正也曾在他身边安插了粘杆处出身的一等侍卫马伯会做眼线，李卫的一举一动，都不能逃过雍正的慧眼，经过一番周密观察，雍正才包容了李卫的坏脾气，并对李卫委以重任。
熟悉清史掌故的读者诸君肯定知道，雍正皇帝并没有血滴子，但却是实在有粘杆处，就连乾隆朝的第一宠臣和珅，也曾在粘杆处当过侍卫，他说自己“上山能打虎，下海能擒龙”，还真不完全是吹牛，因为要想进粘杆处，除了身世清白之外，还必须有一身过硬的本事，比如受雍正之命监视李卫的马会伯，就是康熙三十九年的武状元。
马会伯考中武状元之后，马上受封一等御前侍卫(武职三品)，进了“尚虞备用处”，这一干就是九年。
“尚虞备用处”还有另一个名字，那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粘杆处——此处归内务府管辖，但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亲王是谁，想必不用笔者解释了吧?
雍正把粘杆处侍卫外放做官带兵，实际也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康熙四十五年，粘杆处一等侍卫马会伯出任授直隶昌平参将(似乎老十三胤祥起了一定作用，昌平在哪，也不用笔者解释)，虽然是正三品平调，但参将掌兵，可比一等侍卫有用多了。
雍正刚一继位，已经升任云南永北镇总兵(武职正二品)马上赶回京城，雍正在大加赏赐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雍正元年，入觐，世宗书榜赉焉，曰‘有儒将风’，并赐貂冠、孔雀翎。其从弟觌伯，以山西大同总兵率师驻山丹卫，命会伯代镇，赐白金五百。《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九·列传八十六》”
马会伯在京师情况稳定之后，又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后回到了云南永北镇总兵任上，他除了带兵之外，还要密切监视云南布政使兼盐驿道李卫的一举一动——有不少外臣举报李卫做事嚣张跋扈，而且也没少收黑钱(在云南，或有餽于卫，卫又令制“钦用”牌入仪仗(《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四·列传八十一》下同))。
马会伯接到“据实回报，不可顾及情面”的密旨之后，很谨慎地用密折专奏的形式给雍正打了报告：李卫只是性格急躁，做事不免毛躁，但还合乎礼法规矩(“钦用”牌子不算僭越)，也很注意自己的操守(受贿不算严重)。
雍正接到马会伯的报告，虽然对李卫放了一多半心，但还是提出了严厉批评：“闻汝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川马古董，俱当检点。又制‘钦用’牌，是不可以已乎(清雍正二年九月初六《朱批谕旨李卫奏折》原文为‘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己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尔其谨慎，毋忽!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
李卫被雍正的朱批谕旨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收的这点东西，都是暗夜操作，皇上咋知道得这么清楚?”
马会伯也不用沾沾自喜，因为他监视李卫的时候，也有人监视他，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监视对象李卫。比如雍正还曾分别给湖南布政使(藩台)朱纲和巡抚王朝恩分别下密旨，让他们汇报对方的状况。
李卫后来当上巡抚总督，也经常跟级别相近的大员“闹别扭”，而这种情况正是雍正喜闻乐见的。李卫给雍正上密折：“臣开罪范时绎(范文程之孙、江南总督，清朝是有江南省的，原为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又与齐苏勒(河道总督)不无芥蒂，皆臣本籍大吏，恐因家事心迹难明。”
雍正只和稀泥而不处理任何人，顺便还要拱一拱火：“时绎不足论，齐苏勒与有芥蒂，或汝礼貌疏慢所致，咎不在齐苏勒。凡审事辨公私最为不易，向日于邻里乡党间先存嫌怨，则又当别论。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枢机正在于此。”
在雍正的巧妙安排下，几乎没有督抚藩台臬司通同作弊的情况，像乾隆朝那样的“甘肃监粮案”，根本就不会在雍正朝发生——过于相信就等于放纵，皇帝糊涂，臣子才会肆无忌惮。
雍正这种封疆大吏互相监视牵制的做法，有效地避免了窝案的发生，而他的两句至理名言，我们也是越琢磨越有味道：“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