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是中国一个旧时代终结的一年。那一年，日本击沉了中国官员与知识份子视为中国“自强”象征、证明儒家文化也能是现代化基础的海军（甲午海战）。当下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保存儒家文化，而是如何转变它。很多人的结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需要一剂强心针。沉疴的根源在于，中国已经失去了“尚武精神”，中国人民在体能上已经变得虚弱不堪。
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改革份子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一文中写道：“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对梁启超和许多人而言，这种“尚武之精神”是西方强权与日本国力的关键。梁启超主张，失去尚武精神已经使中国成为“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的国家。
1890年代的中国人，就像同时期的美国人一样，似乎都饱受历史学家霍夫斯塔德所谓的“精神危机”所苦，只是两国的原因不同。在二十世纪之交，恢复尚武精神的渴望，促使中美人民都开始拥抱运动、武德，以及阳刚气概。
基督教青年会扶植了西方运动与国家自强之间的关联，该组织在中国各城市倡导有男子气概的健康状态。事实上，让中国人进入运动世界的，不是国际奥委会，而是基督教青年会。
1894年，中国人在大败于日本的伤痛中寻找自我的那一年，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成立了第一个直接分部。这个组织透过赞助竞赛、期刊、演讲等方式推广现代运动。在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下，中国在1910年举办了最早的全国竞赛，当中主要的干部与裁判都是外国人，竞赛使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基督教青年会的干部了解，也赞同中国人对尚武精神的执着。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麦克乐（1886～1959）指出，自古以来，军国主义和侵略性的文化，通常都比文明但被动的文化有优势。很多中国人都赞同麦克乐的结论：如果中国想在危险的世界中生存并获胜，就必须学习军国主义与侵略性的模范。
早在1907年，基督教青年会的干部就已经系统性地推广现代奥运活动，并向中国观众宣传即将来临的1908年伦敦奥运。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也许是第一个严肃讨论这些运动竞赛，并且清楚说明中国有意参加的中国人。在1907年10月24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奥运历史演讲中，张伯苓为听众描绘一个蓝图，主张中国应该雇用美国的奥运得主担任教练。
一场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1908年举办的演讲，聚焦在三个问题：（一）中国什么时候能派出有获胜希望的运动员参加奥运竞赛？（二）中国什么时候能派出有获胜希望的队伍参加奥运竞赛？（三）中国什么时候能邀请全世界来到北京，参加国际奥运竞赛？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回报，这场活动“惊人地抓住了中国官员、教育者、学生的心与想象力”。
但是，没有钱，没有运动员，没有政治秩序，代表中国必须延后其奥运梦，直到1932年才能实现。那时候，中国人更关心的实际上是国际化与外交策略，尤其是国家的生存，以及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对运动本身的热爱。正如美国人与基督教青年会种下了中国人对现代运动的兴趣的种子，中国在这些竞赛中的重要参与也加深了与美国的关联。因为没有钱参加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中国一开始计划只派出一名观察员。
然而，1932年6月12日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将会派出中国最强的短跑选手刘长春，与长跑选手于希渭两人参赛。因为美国已经宣布不会承认满洲国，因此奥委会拒绝傀儡政权派遣队伍参赛。
在接踵而来的骚动中，中国的国家运动机构决定干脆参加竞赛，改以中国的名义派遣同样的运动员参赛。在日本占领东北后就搬到北京的刘长春，向报纸兴奋表示，身为一位爱国的中国人，不论如何他都不会为傀儡政权效力。于希渭很快被日本人囚禁在家中，阻止他离家参赛。因此，最后只有刘长春一个中国人成行。
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人队伍的重要性：“代表四亿人民的孤独代表。”一名美国观众做出这样的评论：“中国！有一个男孩获得我的欢呼。他只有一个人，和几个教练同行。”刘长春没有赢得任何奖牌，甚至没有进入前六强。尽管如此，他的参与是一个重大的信号，代表中国开始站上国际舞台。
刘长春的日记在全国性的报纸刊出，他将洛杉矶奥运带到他的同胞面前，他的参与也把中国带到世界面前。尽管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刘长春在1932年参加奥运是一个转折点，代表中国利用运动为手段参与国际活动，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望与努力终于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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