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进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加速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步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曾经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第一，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促成的。1922年8月，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主要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1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
1923年9月，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回到湖南，随即同夏曦商定了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参与下，国民党长沙支部于10月成立，之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有会议记录的发言共有五次。作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他参与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的讨论。这次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后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
1月31日，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派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会后，毛泽东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上海执行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为了改变国民党极端涣散的状况，国民党一大后强调组织上和纪律上的整顿，实际上主持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工作的毛泽东负责对国民党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
第二，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发动和组织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利用其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做了大量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工作。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1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12月3日，毛泽东在广州出版的《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12月5日，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一期出版 ，他亲自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政治周报》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四万份，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在宣传新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作了《宣传报告》，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正式批准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从2月5日至6月7日正式代理宣传部长期间，出席了十八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毛泽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 参加者，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他呕心沥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国共合作虽然实现了，但是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并未停止。为了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坚决地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第一，参加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1925年11月，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一小撮国民党 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擅自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非法会议，并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和“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反共决议。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人们称之为“西山会议派”。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六十七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这时，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八篇文章，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西山会议派”。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峰是1926 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第二，参加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斗争1925年七八月间，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家”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借以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
为了批判戴季陶主义，1925年9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决定和戴季陶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肖楚女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恽代英写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针锋相对地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的反动理论。毛泽东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撰写专题文章批判载季陶的具体观点，但是他从本质上，概括而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他在《国民觉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 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 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 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介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毛泽东关于中产阶级右翼提出的所谓“独立”的政治路线的论断，为以后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第三，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斗争1926年3月，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篡夺军权的反革命信号。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他说：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向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建议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其党籍。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接受。陈独秀主张退让，使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后，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退出的共产党员达250多人。 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但陈独秀拒绝这一正确主张，因此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
1927年1月起，武汉地区逐渐开展了以反对将介石的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而党权运动的最高峰就是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主张坚决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使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反蒋斗争的会议。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之后，3月15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会，毛泽东发表演说，指出：“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这是武汉政府时期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高峰。可见，从反对老右派到反对新右派的长期斗争中，在几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站在正确意见一边 与许多共产党员一起，向右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标签：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