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具有西方人的面部特征。
这就能够支持“西来说”吗？
遗址中的象牙，海贝，都疑似来自印度。
这就支持“西来说”吗？
一些文物的造型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范围。
这就支持“外星人”之说吗？
三星堆人，其实是五帝时代第二代帝王颛顼大帝的子孙。
他们先是陕西榆林神木县石峁城文化遗址的创建人。
后来，在帝喾时代，他们因为离开石峁城，当了逃兵，就被帝尧所征伐，于是，逃难来到四川成都，被当时的当地土著——宝墩文化的主人们所收留。
然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他们对收留他们的宝墩人，实行“五月花号”式的“报恩”，夺取了宝墩人的江山，这才创造了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的青铜面具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确实是具有西方人的面孔特征，但是，那只能说，三星堆人可能与西方人有些血缘上的联系。
至于这些联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
那就不止三星堆人“西来说”这一种可能了。
据《封面新闻》记者刘彦谷报道，四川省剑阁县的王守义（已故），就具有一副和三星堆青铜面具非常神似的面孔。
正是这个原因，2014年，多所高校专家，曾组成考察团，对王守义父子三人进行过实地调查，并于2015年做出了一份名为“四川省剑阁县当代‘纵目人’考察的报告”。
该报告是四川省巴蜀文化中心所资助的课题，编号为2014-3。
该报告的结论是：“这一大类型在中国汉族中占到最多的比例，集中分布于从湖南到山东的地带中，与伏羲文化相关，共祖年代为约6800年。根据内部STR分析，这一个体是较早从湖南分出到四川的类型，从源头上看，可能来自湖南新石器中早期的高庙文化的人群。高庙文化出现原始的八卦图案、凤鸟、獐牙、建木等造型，与古蜀文化的特征似乎有关联。这一样本的基因溯源，比较支持两种文化的关联性。”
这就是说，距今3000多年的四川成都三星堆文化，与距今8000多年的湖南高庙文化，有联系。
那么，三星堆人，即使是与西方人有血缘上的关系，那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再说象牙、海贝。
即便象牙、海贝，确实是来自于印度，那也只能说明，三星堆与印度有着经贸上的联系，还能说明其它的什么吗？
传说，黄帝时代距今5000年，而黄帝在位300年。照此推算，颛顼大帝，大约是距今4500年前后在位，那比三星堆遗址的年代，要早一千多年。
而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就记载，颛顼在位时“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
“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
既然颛顼都已经到了越南了，那么，三星堆人与印度有交往，那还算稀奇吗？
另外，据九江市广播电视台官方帐号报道，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对四川三星堆与金沙遗址、陕西汉中的城洋遗址、江西的吴城遗址等多个遗址出土之铜器的合金成分进行比较分析，根据同位素测试的结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主任金正耀在《中国铅同位素考古》撰文称，四川三星堆和江西吴城两处遗址，所出土的铜器都属于特殊铅器物，都使用了同一来源的金属原料。
这就是说，相隔几千里的四川三星堆和江西吴城之间，有联系。
而这种联系，又是一种怎样的联系呢？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都被砸烂了；江西吴城与大洋洲的青铜器，也都被砸烂了。
而据科技日报记者叶青《大发现！广州增城出土罕见古人类遗骸30具》一文报道：“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金兰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研究部负责人曹耀文介绍，墓葬器品大部分都是打碎状态，而这种碎物葬的葬俗，多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
这就是说，四川三星堆遗址和江西吴城遗址，以及大洋洲遗址的打碎青铜器的行为，是一种葬俗；这种葬俗，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
那么，三星堆文化，不是和江西吴城大洋洲的文化同源吗？三星堆文化，不是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吗？
还有，三星堆有大量的玉琮。
而玉琮，最早出现在距今6300年的安徽薛家岗文化遗址。
最大量和最精美的玉琮，则是出土于距今5300年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
还有，三星堆青铜器的西方人面孔形象，和出土于距今5800年的安徽凌家滩文化遗址中的小玉人的面孔形象，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距今4300年的陕西石峁城遗址，更是与三星堆遗址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
据玉器古董商人，微信网友萨满巫婆实地考察，石峁城和三星堆两地的牙璋，玉圭，玉刀，做工之工艺非常地一致，完全就是一个族群所干的活。
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外在特点，就是都是素面，不带纹饰。
那么，这么多的文化遗址，在时间上，在地域上，都是相距那么遥远，却又具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它们都是“西来”的吗？它们都是“外星人”来的吗？
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被我们所发现的一些文化遗址，再结合一些史籍记载，我们是完全可以搞清楚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的。
我们有足够完整的证据链，来说明三星堆文化的主人到底是谁，他们从何而来、又是因何而来。
下面，我们就从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的两个角度，逐一地进行了解分析。
一，文化遗址的关联性
要搞清楚三星堆遗址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先了解以下的这些文化遗址，以及她们之间的关联性:
东北地区——兴隆洼文化遗址、赵宝沟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小河沿文化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中原地区——河北磁山文化遗址、河南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河南荥阳青台文化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文化遗址、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遗址；
长江中游地区——湖南高庙文化遗址、长江和汉江沿岸大溪文化遗址、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
安徽地区——天柱山地区薛家岗文化遗址、巢湖流域凌家滩文化遗址；
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
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
黄土高原——陕西神木的石峁文化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遗址；
最后，就是这座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遗址。
那么，这么多的文化遗址，我们怎么能够将她们记得住、分得清呢？又怎么能够确定她们之间的关联性呢？
我们有种方法，很容易就能够将她们记住和分清，并且找到她们之间的关联性。
第一，以上所有文化遗址的共同特征，就是她们都包含有玉文化。
我们通过关注玉文化，就将这些文化遗址，和其她的文化遗址区分开来了。
第二，在这些具有共同的玉文化的遗址中间，我们再寻找龙、鹿、獠牙兽面纹这三种文化符号。
具有龙文化或者鹿文化的文化遗址，我们就可以按照时间先后，将她们画成一条线。
具有獠牙兽面纹的文化遗址，我们也可以按照时间先后，将她们画成另外一条线。
至于为什么这么画线，龙文化、鹿文化、獠牙兽面纹文化的内涵分别是什么，为了行文不太啰嗦，我们这里就先不解释，待到文章结束的时候再谈。
我们现在只要记住，有龙文化或者鹿文化的文化遗址，就是一个宗族世系的前后发展，可以按照时间顺序组成一条线；有獠牙兽面纹的文化遗址，则是另一个宗族世系的前后发展，也可以按照时间顺序组成一条线。
那么，这么一划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以兴隆洼文化遗址为总源头，下面的辽西本地赵宝沟文化、河南濮阳西水坡天盖墓、长江沿岸大溪文化、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河南巩义双槐树文化、山西襄汾陶寺文化、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是一条线；而湖南高庙文化、安徽薛家岗文化、河南荥阳青台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陕西神木石峁城文化、四川成都三星堆文化就是另一条线。
这两条线上的两类文化遗址，时而分离，时而聚合，既像一根藤上的并蒂花，又像一个人的左右脚，总是一前一后，依次向前发展。
首先，我们看兴隆洼文化，她是既有石块堆塑龙，又有獠牙兽面纹。
然后，大约距今7400年，兴隆洼文化分化成了湖南的高庙文化，和辽西本地的赵宝沟文化。
高庙文化远在湖南，只有獠牙兽面纹，却没有龙和鹿；赵宝沟文化就在辽西本地，直接由兴隆洼文化转变而来，却是只有龙和鹿，而没有獠牙兽面纹。
而在赵宝沟文化的末期，距今6500年，河南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里，就也出现了龙和鹿，但是没有獠牙兽面纹。
但是，西水坡文化遗址，在中原地区只是个孤例，她只能证明赵宝沟文化发展到了中原地区，却不能证明赵宝沟文化在中原地区存续了多久。
再然后，就是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有玉；却没有龙、鹿；也没有獠牙兽面纹。
同样，在安徽天柱山地区，出现一种薛家岗文化，也是有玉，却没有龙、鹿，也没有獠牙兽面纹。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
有玉，说明这种文化的主人，就是兴隆洼文化之主人们的后裔。
但是，没有龙和鹿，也没有獠牙兽面纹，那么，这些文化遗址之主人们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是怎样的呢？他们的图腾是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南北两边，分别有两座小山，南边一座叫蛇山，北边一座叫龟山，真所谓“龟蛇锁大江”。
那么，为什么这两座山名，分别叫蛇山和龟山呢？
龟，是当年的中原地区土著部族共工氏部族的图腾。
而蛇，是小龙，就是和龙一样的图腾。
以龙为图腾的民族，就也以蛇为图腾。
龙是兴隆洼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蛇就也是兴隆洼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
但是，兴隆洼文化的主人们，在当时的主要图腾不是蛇，而是龙和獠牙兽面纹。
蛇图腾，其实是兴隆洼文化之主人们的祖先的图腾。
《三皇本纪》记载:太昊庖牺氏“蛇身人首”；女娲氏也是“蛇身人首”。
蛇是庖牺氏和女娲氏所共有的图腾，而兴隆洼文化的主人，后面我们会讲到，他们就是庖牺氏的后裔伏羲氏。
所以，大溪文化和薛家岗文化不见龙和鹿，也不见獠牙兽面纹，也许，他们这时，是在以蛇为图腾。
”龟蛇锁大江“，就是伏羲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这时在隔江对峙。
虽然大溪文化没有龙和鹿，也没有獠牙兽面纹，而在随后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的屈家岭文化中，就出现了龙。
这说明，大溪文化，是从赵宝沟文化和濮阳西水坡文化发展而来的。
那么，与大溪文化几乎同时出现的安徽薛家岗文化，又是由什么文化发展而来的呢？
薛家岗文化里有最早的玉琮。
而玉琮，又被后来的良渚文化发扬光大。也就是说，良渚文化是由薛家岗文化发展而来的。
而良渚文化里面就又有獠牙兽面纹。
所以，薛家岗文化，是由高庙文化发展而来的。
在薛家岗文化出现500年之后，不远处的巢湖流域，距今5800年，又出现一种凌家滩文化。
凌家滩文化里面有龙，说明她是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的。
再过300年，距今5500年，天下，就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兴隆洼文化的旧地，由赵宝沟文化转变而来的红山文化，这时就从早期转向了晚期。
在中原地区，遍布中原和内蒙古，以及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的仰韶文化中，出现了含有玉文化的河南荥阳青台文化。
玉文化的出现表明，青台文化不同于仰韶文化，她的主人不是仰韶文化的主人，而是兴隆洼文化之主人的后裔。
这表明，时代变了，中原地区已经江山易主了，兴隆洼文化之主人的后裔，已经统治了中原。
如此同时，山东地区的大汶口第一期文化，也转变成了第二期文化，玉文化，也出现在大汶口文化的第二期文化之中。
这表明，山东地区也被兴隆洼文化之主人的后裔们征服了。
到距今5300年，离河南荥阳青台文化遗址不远的河南巩义县，又出现了一个双槐树文化遗址。
双槐树文化遗址和青台文化遗址的相同之处是，她们都有玉文化，也都有九星遗迹，就是有星宿文化。
但是，所不同的是，双槐树遗址的九星遗迹中，有登天神兽——一只麋鹿。
而青台遗址里的九星遗迹中，没有登天神兽麋鹿，而是用一个被称为“圆丘”的登天之台代替的。
这表明，双槐树文化的主人，是赵宝沟文化、大溪文化、凌家滩文化的继承者；青台文化的主人，则是高庙文化、薛家岗文化的继承者。
而在双槐树文化遗址出现的同时，凌家滩文化消失了，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兴起了。
这表明，是凌家滩文化的主人取代青台文化的主人，入主了中原；而青台文化的主人则离开中原，到太湖流域去开创了良渚文化。
然后，到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消失，陕西神木县又出现石峁文化。
石峁文化有獠牙兽面纹，表明他们是由良渚文化发展而来。
伴随着石峁文化的发展，附近的山西襄汾县，就出现了陶寺文化。
陶寺文化里面有龙，表明他们是由双槐树文化发现而来。
然后，就是河南洛阳的二里头文化，和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
二里头文化里面有龙，表明她是由陶寺文化发展而来。
而三星堆文化里面有獠牙兽面纹，也有龙的形象。
有獠牙兽面纹，就表明她是由石峁文化发展而来；但是，里面又有龙的形象，这又怎么解释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史籍，从历史记载中去寻找答案吧。
二，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
我们前面说过，兴隆洼文化的主人，就是伏羲氏。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其中的逻辑推理。
我们看兴隆洼文化，她是不是属于半农半牧的文化呢？她是不是以龙为图腾呢？她的主人们，是不是尚武好战呢？
那么，我们再分析分析伏羲7氏的这个“羲”字，为“羊+禾+丂+戈”，这符不符合兴隆洼文化的特征呢？
当然是符合的。
所以，兴隆洼文化的主人就是伏羲氏。
当然，也有网友指出，最初的“羲”字，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甲骨文的“羲“字，就比较简单，是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兮“。
”我“是一种武器，”兮“当然是表示感叹。
到金文之中，原来的甲骨文”羲“字的上面，才加上了一个”羊“字。
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羲“字，又是对金文之”羲“字的”讹变“。
那么，既然我们求真务实、正本清源，我们就也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羲”字，会一次次地发生”讹变”呢？
这难道不是，伏羲氏原来的不是特点的特点，在后来的历史与文化氛围的发展中，逐渐变成了特点，所以，才不得不通过改变“羲”字的字形，来将这些特点加进去，以使人们对这个伏羲氏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吗？
在史籍记载中，伏羲氏又叫庖牺氏，宓牺氏。
三个名号可以互相通用。
但是，实际上，这三个名号还是有区别的。
伏羲氏的”伏“，是表示他们的特点，就是尚武好战，在战争中会使用神出鬼没的计谋。
庖牺氏的”庖”，就是表示他们的特点，就是在草原上游牧，住在蒙古包里。
宓牺氏的“宓”，就是表示他们的特点，是住在房子里，安静地织鱼网，以渔网去和别的部落交换货物而生活。
《三皇本纪》记载：华胥氏“生庖牺于成纪”， “结网罟以教佃鱼，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
然后，庖牺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其《索引》又曰：“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成纪，就在现在的甘肃天水地区。
南郡，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地区。
山阳高平之西，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地区。
这样的记载，就大概地勾勒出了伏羲氏部族的发展历史。
华胥氏是渔猎时代早期的一个部落，生活在甘肃成纪。
到渔猎时代的晚期，华胥氏就变成了宓牺氏。
宓牺氏一分为二，其中的女娲氏“代宓牺立”，而庖牺氏就到草原上放牧去了。
庖牺氏后来在东北辽西地区创造兴隆洼文化，随后就入主中原，“代燧人氏继天而王”，随后又“立一百一十一年崩”，然后，“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这个“葬南郡”，就让我们想到湖南的高庙文化，和长江沿岸的大溪文化 。
而这个“冢在山阳高平之西”，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中的那座“天盖墓”。
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那座天盖墓，时间上很巧合，是距今6500年——正是赵宝沟文化转变成红山文化的时间，也是山东地区北辛文化转变成大汶口第一期文化的时间，也是长江中游大溪文化诞生的时间，还是仰韶文化从陕甘地区扩展到中原，转变成庙底沟文化的时间。
而这座天盖墓处在庙底沟文化的氛围之中，却并不是庙底沟文化，是属于赵宝沟文化。
在这座天盖墓中，有龙，虎，鹿，蜘蛛这些文化符号。
这些文化符号，在其它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是找不到的，却在赵宝沟文化遗址中比比皆是。
所以，这座天盖墓，是属于赵宝沟文化，毫无疑问地是伏羲氏的王墓。
濮阳西水坡遗址天盖墓的墓主遗骨，齐斩斩地断裂，胸脊柱一部分还缺失了，明显地是战死后被仓促下葬的。
这证明，史籍中的记载，伏羲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又“立一百一十一年崩”是所言非虚。
那么，这个时间，是在距今6500年左右，与湖南的高庙文化，在时间上对不上号，倒是和长江沿岸的大溪文化出现的时间比较吻合。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伏羲氏部族，是经历过两次战败，两次南逃。
前一次南逃，他们创造了高庙文化；后一次南逃，他们创造了大溪文化。
而他们第一次南逃和创造高庙文化，在史籍中并没有记载。
史籍中记载的，是他们的第二次南逃。
《三皇本纪》关于女娲氏的记载曰:“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以强霸而不王，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这里面的共工氏，就是庖牺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之燧人氏的后裔，是中原地区的土著部族。
祝融氏，就是入主中原，而称王之后的伏羲氏。
共工氏和祝融氏两个名号，是历史的叙述者，根据他们之间相对的政治地位，而对他们所作的政治性描述。
女娲氏“以济冀州”，在《淮南子》中多了三个字，是“杀黑龙以济冀州”。
伏羲氏“有龙瑞，以龙为官”，黑龙就是伏羲氏部族中的一个部落。
所以，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就是去河北，帮助共工氏打垮祝融氏部族中的黑龙氏部落。
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就是倡导当时天下的四大部族放弃武力，相互尊重，大家互相承认对方的部族主体地位，共同建立一个相对平等的“多极世界”。
四大部族，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伏羲氏、女娲氏、共工氏三大部族之外，还有山东地区北辛文化的主人们。
他们就是后来的蚩尤氏的祖先。
北辛文化在这次伏羲氏南下中原所造成的天下大动荡中，转变为大汶口第一期文化，蚩尤氏就是大汶口第一期文化的末代首领。
当然，在了解到史籍记载了伏羲氏的第二次南下，而没有记载伏羲氏的第一次南下之后，我们就不免对伏羲氏的第一次南下感到好奇。
高庙文化和兴隆洼文化都有獠牙兽面纹，说明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到底是兴隆洼文化发展出了高庙文化呢？还是高庙文化发展出了兴隆洼文化呢？
这个问题，我们要从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路径中去寻求答案；要从河北地区的磁山文化遗址里去寻求答案。
磁山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并列过一段时间，然后，在赵宝沟文化兴起300年后的距今7100年，消失了。
我们所发现的磁山文化遗址，不是一个正常的聚落性遗址，而是一处战争年代坚壁清野的野外仓储性遗址。
这个遗址只有四间小房子，却有大量的储藏工具以及粮食的窖穴。里面所储藏的小米，达五十吨之多。这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全部积蓄。
然而，这么多的粮食，大量的工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却只是让后人们去考古。
遗址的主人们，离她而去了，一去不复回返。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的主人们一去不复回返呢？
当然是除了战争，我们无法做出其它的猜测。
磁山文化遗址中有一块玉。
这块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玉，距今有10300年，而磁山文化遗址本身，也只是距今8000多年。
那么，这块玉是磁山文化的主人们自己的吗？
不，当时的中原地区，没有玉文化。
这块玉，不是磁山文化的主人们所钟爱的东西。
那么，它来自哪里呢？它为什么会存放在磁山文化遗址里面呢？
当时，只有兴隆洼文化的主人们才崇尚玉文化，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有成批的玉器被发现。
而更早的玉文化，则是出现在更北方的黑龙江小南山文化遗址，距今9000年。
所以，根据这个玉文化的发展走向，磁山文化遗址中的那块玉，应该是兴隆洼文化之主人们的圣物。
他们是在交战中，被敌人夺去了自己部族的圣物。
由此可知，兴隆洼文化的主人们曾经遭遇了惨败。
高庙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都是兴隆洼文化的主人们在战争中遭遇惨败的结果。
回头，我们再看伏羲氏的第二次惨败和南逃后的结果。
女娲氏在帮助共工氏以及蚩尤氏的祖先们打垮伏羲氏，迫使伏羲氏的主力部队第二次南逃之后，她就倡导当时的天下四大部族“断鳌足以立四极”，确立了一个“多极世界”，于是，神农氏时代就来临了。
在考古学上，神农氏时代，从距今6500年开始，到距今5500年结束，历时1000年。
神农氏时代开始的标志，第一个，就是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之天盖墓的落成。这是表明伏羲氏部族战败了，他们的江山也就崩溃了。
第二个，就是东北地区的赵宝沟文化转变成红山文化。这就是受到伏羲氏中原战败之影响的结果。
第三个，就是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兴起。这也是伏羲氏中原战败南逃的结果。
第四个，就是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由半坡文化类型转变成庙底沟文化类型，并且，风靡中原地区。这是神农氏成为天下领袖，仰韶文化对中原地区发生根本性影响的结果。
第五个，就是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转变成大汶口第一期文化。这也是神农氏作为天下领袖，对山东地区发生影响力作用的结果。
神农氏时代结束的标志:
第一个，就是河南荥阳青台文化兴起。青台文化显著不同于其她庙底沟文化。这是伏羲氏后裔卷土重来，重新入主中原的标志。
第二个，就是山东地区大汶口第一期文化转变成第二期文化 。
大汶口第一期文化的主人们，有口含石球，拔除门牙的习俗，而第二期文化的主人就没有。
口含石球，拔除门牙的习俗，就正是大汶口第一期文化的主人们的祖先，与伏羲氏部族打过仗的历史印记。
这涉及到远古时期的五行学说。
对五行学说的具体内容，我们后面再介绍，这里只说说大汶口第一期文化的主人们产生口含石球，拔除门牙习俗的具体缘由。
因为，伏羲氏是“木德王”，而那时候的五行学说中，没有“金克木”，相应的内容是“石克木”。
北辛文化的主人们就认为，对于有木神保佑的“木德王”伏羲氏，他们只有请石神来帮助他们对抗。
而泰山是他们的神山，所以，泰山上的石神就是最有神力的。
于是，他们就举行敬奉泰山石，请泰山石神来帮助他们克服伏羲氏之木神的仪式。
他们最终在共工氏和女娲氏的帮助下，打败并且赶走了伏羲氏，所以，他们就更加坚信，石神是他们部族的保护神，他们部族的德运为“石德”。
这样，他们就形成了口含石球，拔除门牙的习俗。
拔除门牙，是因为牙齿是可以生长的，被认为属木，与石气相冲。
到了大汶口第二期文化中，口含石球，拔除门牙的习俗，就没有了，反倒出现了玉文化。
而玉文化是伏羲氏部族的文化特色。
这就表明，大汶口第二期文化的主人就是伏羲氏的后裔，第一期文化的主人，被第二期文化的主人征服了。
神农氏时代结束的第三个标志，就是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由早期转变成晚期。
这是东北地区的伏羲氏后裔，大部分都进入中原了；同时，东北地区也受到了中原文化更大影响的缘故。
那么，在神农时代，也就是距今6500年到距今5500年的这1000年时间里，伏羲氏的后裔们，是怎么发展的呢？他们又是如何能够重返中原的呢？
北方红山文化的辉煌，自不必说。
我们专看南方高庙文化和大溪文化。
高庙文化是第一次南逃的伏羲氏部族建立的；大溪文化是第二次南逃的伏羲氏部族建立的。
由于两次南逃相隔千年，湖南与东北又相互隔绝，所以，两次南逃的伏羲氏，在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上，就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高庙文化有獠牙兽面纹，而大溪文化却先以蛇为图腾，后来又还是以龙为图腾的原因。
但是，高庙文化的主人们已经站稳了脚跟，而大溪文化的主人们初来乍到，大溪文化的主人们需要仰仗高庙文化之主人们的地方就很多。
同时，高庙文化实力雄厚，大溪文化新败力微，北方的女娲氏与他们联系，肯定是会找高庙文化的主人们做代表，而不是找大溪文化的主人们做代表。
所以，大溪文化自然地被划入高庙文化的势力范围，接受高庙文化的保护和领导。
在高庙文化的引领下，这两个文化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以及重庆地区，是大面积开花。
其中，一个显著的发展路径，就是本文开始所揭示的，从湖南到山东一线的发展。
在这条线路上，先是有安徽天柱山附近的薛家岗文化，她是高庙文化的发展。
然后，又有安徽巢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这是大溪文化的发展。
他们的这个发展的趋向，明显是奔着山东泰山而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伏羲氏为“木德王”，他们部族的德运是“木运”，而五行学说中有“木居于东”，“木主春季”之说，所以，他们的部族就一定要去“东封泰山”，以保证他们部族的神灵——东方的木神，有个安居之所。
所以，历经千年，他们的后裔，一代又一代，都是向着这个目标，而矢志不移地发展、前进的。
最后，他们终于达成所愿，征服中原，占领了山东，重新实现了“东封泰山”。
但是，在重返中原、重新占领山东，再次“东封泰山”之后，以龙为图腾和以獠牙兽面纹为图腾的伏羲氏高庙文化和大溪文化两派后裔，却明显地发生了矛盾，以至于在中原地区，来源于凌家滩文化的双槐树文化，取代了先期到达的，来源于薛家岗文化的青台文化。
距今5300年，凌家滩文化消失，双槐树文化兴起；与此同时，青台文化衰落，良渚文化兴起。
这不是本来占据着领导地位的高庙文化的后裔，被先前居于从属地位的大溪文化的后裔，给推翻、驱赶出中原了吗？
那么，这从高庙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开始，就有分别，一直到青台文化和双槐树文化，终于明显地爆发出冲突的伏羲氏的两派后裔，在历史上，有没有其名呢？史籍中，又是怎么记载他们的呢？
三，两个“黄帝”，和“黄帝”的两个儿子
我们先来看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因为，考古发现表明，历史上的神农氏炎帝时代，对应的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类型时代。这个时代是从距今6500年开始，历时1000年，到距今5500年就结束——被青台文化所取代了。
而我们号称是炎黄子孙，我们具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口口相传的“黄帝”，距今只有5000年。
那么，我们口口相传的“黄帝”，和我们考古所发现的神农氏炎帝之间，最少就相距有500年的时间间隔，他们之间，会发生阪泉之战吗？
可是，司马迁的《史记》却记载，黄帝与炎帝之间，是进行过阪泉之战的；同一时期，黄帝还和蚩尤氏进行过涿鹿之战。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记载，与我们的考古发现，是严重地不符啊。
所以，与神农氏炎帝进行阪泉之战，以及与蚩尤氏进行涿鹿之战的，绝不是我们所口口相传的、距今5000年的“黄帝”，而是另有其人。
那么，这另一个历史更为久远的、和炎帝进行过阪泉之战、与蚩尤氏进行过涿鹿之战的“黄帝”，到底是谁呢？
我们先不论这个历史更为久远的“黄帝”，到底是谁。
我们还是先来仔细琢磨一下，司马迁所说的这一段话：
“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我们重点关注这句话里“玄囂居江水”、“昌意居若水”，所说的“江水”和“若水”这两个地名。
这两个地名到底是指向现在的哪里呢？
在我国的水名中，北方的水名，都是称为“河”的，只有南方的水名，才被称为“江”。
北方，只有一个被称为“江”的水名，那就是“黑龙江”。
而这个“黑龙江”之名，是到近代才产生的，根本就不可能与“玄囂居江水”的那个“江水”有关。
所以，“玄囂居江水”的那个“江水”，就一定是在南方。
那么，南方的哪一条水，才会被称为“江水”呢？
“江水”，是一个笼统的、不太具体的泛称，南方所有大一点的水系，都可以称为“江”。
而在所有水系都可以称为“江”的情况下，能够不作区分，直接称为“江水”的，那就只有流域面积最大，能够成为众“江”之首的长江。
只有长江，才可能被称为“江水”。
而居住在长江——“江水”边的玄囂，到底是长江沿岸什么文化遗址的主人呢？
长江边的大溪文化，上至重庆，下达江西，后来在安徽巢湖，发展出凌家滩文化，进而进驻中原，形成双槐树文化，成为中原地区的统治者——“有天下”。
除此之外，长江边的哪种文化的主人，“其后有天下”呢？
所以，“玄囂居江水”的这个“玄囂”，应该就是长江边的大溪文化的主人。
那么，“昌意居若水”的“若水”，又在哪里呢？
通过百度，我们可以知道，“若水”就是现在的雅砻江。
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后的一段，也称“若水”。
但是，昌意，是颛顼的父亲。
而颛顼，又是五帝时代继黄帝之后的第二任帝王。
黄帝在位300年，颛顼所生活的年代，至少是在距今4500年以上。
那么，在雅砻江以及金沙江一带，有那么早的文化遗址存在吗？
没有，至少是现在还没有发现。
所以，这个我们能够百度到的“若水”，很可能，并不是我们所要找的、昌意当初所居住的那个“若水”，而是昌意的后裔们，后来流落到了那里，为了怀念他们的祖先和故土，才将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命名为“若水”。
那么，真正的昌意当初所居住的“若水”，又在哪里呢？
查地图，在浙江温岭，有一个小地方，叫箬山。
这个箬山的“箬”字，是一个竹头加一个“若”字
这就让我们感觉，这个“箬”字，似乎与“若水”这个地名有联系。
于是，我们搜索这个“箬”字，发现它是一种竹子，出产于浙江天目山。
那么，天目山那个地方，就应该有“若”这个地方。箬竹，应该是因为出产于“若”这个地方而得名。
而提到天目山，我们就会想起什么呢？
我们会不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良渚文化呢？
良渚文化，存在于距今5300年到距今 4300年之间。
这个时间段，正好落在我们口口相传的距今5000年的黄帝时代的前后。
所以，真正的昌意当初所居住的“若水”，应该是在天目山，是在良渚文化的范围内。
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居住在江水的玄囂，就是大溪文化的主人，他们后来发展出屈家岭文化、凌家滩文化，直到创造双槐树文化而统治中原，后来，他们的后裔高辛帝喾，再次统领天下。
而居住在若水的昌意，就是高庙文化、薛家岗文化、青台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主人，他们的后裔颛顼，后来在真正的黄帝之后，统领了天下。
与炎帝进行阪泉之战，又与蚩尤氏进行涿鹿之战的那个“黄帝”，实际上，应该就是玄囂。
距今5500年，玄囂和昌意联合取代神农氏炎帝入主中原之后，先是昌意作为领导者，建立了青台文化；然后，距今5300年，玄囂创造双槐树文化，赶走了昌意，迫使昌意到太湖流域去创造良渚文化。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而这个“为鸟师而鸟名”的少昊挚，就是玄囂。
皇普谧《帝王世纪》记载：“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嚣。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以金承土帝，图谶所谓白帝朱宣者也，故称少昊，号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
这里，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和皇普谧的《帝王世纪》就发生了矛盾。
司马迁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
皇普谧说：“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嚣。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以金承土帝，图谶所谓白帝朱宣者也，故称少昊，号金天氏。”
在司马迁的笔下，玄囂并没有登帝位，是“其后皆有天下”；并且，玄囂的母亲为“嫘祖”。
而在皇普谧的笔下，玄囂，就是少昊金天氏，他是“以金承土帝”，登上过帝位的；并且，他的母亲不是“嫘祖”，而是“女节”。
那么，他们二人的记载，谁更正确呢？
我们回头再看考古发现，距今5500年，青台文化兴起，标志着昌意取代了神农氏炎帝而统治了中原。
距今5300年，凌家滩文化消失，而双槐树文化和良渚文化兴起，这就是少昊金天氏玄囂，赶走了昌意，成为了中原地区的统治者。
距今5000年，红山文化消失，小河沿文化兴起。
这明显是少昊金天氏玄囂的统治，出现了衰败迹象——他们丢掉了他们伏羲氏部族的老家东北辽西地区。
紧接着，距今4900年，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发生巨变，由早期转变为晚期，这就明显是少昊金天氏玄囂，丢掉了中原地区，只控制着山东一隅——“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
然后，距今4800年，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由第二期转变为第三期。
这就是标志着，少昊金天氏玄囂的时代，彻底地结束了，他被真正的黄帝打败了。
真正的黄帝统领了天下，而少昊金天氏所占据的山东，就成为了真正的黄帝统领之天下的一部分。
很明显，皇普谧的记载，更符合考古学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玄囂，就是少昊金天氏，他是登上过帝位的。
只是，不光是玄囂登上过帝位，昌意也登上过帝位。
昌意，是在距今5500年到距今5300年之间在位；而玄囂，是在距今5300年到距今4800年之间在位。
他们都是在我们所口口相传的距今5000年的黄帝时代之前在位。
昌意是被玄囂赶下帝位的；而玄囂又是被黄帝赶下帝位的。
可是，为什么史籍中又记载，玄囂和昌意，都是“黄帝”的儿子呢？
显然，这个作为玄囂和昌意之父亲的“黄帝”，不是我们所口口相传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那个开创了五帝时代的黄帝。
那么，这个早于距今5000年的，作为玄囂和昌意之父亲的“黄帝”，到底是谁呢？
我们再看《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
这个生育了嫘祖的“西陵”在哪里？这个“西陵”又是谁的陵？
这个“嫘祖”是个什么来历？她又何以称为“嫘祖”？
陵，就是祖坟；西陵，就是西边的祖坟。
西边的祖坟是谁的祖坟呢？
当然是嫘祖的儿子玄囂和昌意的祖坟。
而玄囂和昌意又是伏羲氏的后裔。
伏羲氏又是庖牺氏的子族，是从北方茫茫大草原上来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四灵——“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内容。
而这四灵，就是伏羲氏部族历代祖先们的图腾。
其中的左青龙，是伏羲氏自己的图腾；右白虎，就是伏羲氏的母族——庖牺氏部族的图腾。
《大荒西经 》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西王母是玄囂和昌意的祖先。
西王母住在昆仑山。
昆仑山，就是“西陵”。
而嫘祖，作为“西陵之女”，就是西王母的女儿。
嫘——女+累。
嫘祖——女祖+累祖。
嫘祖，就是层层累积的母系时代的祖先，就是从西王母以下，层层累积的玄囂和昌意之历代祖先。
而与玄囂和昌意的历代祖先——嫘祖相对的这个“黄帝”，又是谁呢？
黄，是一种颜色，就是土的颜色，代表土。
土是中和之性，也代表中央，中央就是中原。
帝，其字形之意，就是以绳索捆绑树枝，统合各方力量，也就是天下秩序的维护者的意思。
黄帝，也就是处在中原和中央的，具有中和之性、能够统合天下的圣人。
他就是中原地区土著居民的祖先；是带着土的中和之性的中原地区土著居民的祖先。
中原地区土著的祖先“黄帝”，与西方游牧民族的祖先“嫘祖”结合，就生下了玄囂和昌意这两个“儿子”。
玄囂，就是考古学中双槐树文化的主人；昌意，就是考古学中青台文化的主人。
他们都是和神农氏炎帝进行阪泉之战的人，都是和蚩尤氏进行涿鹿之战的人。
在《山海经》的记载中，他们一个是“黄帝” ，一个是“应龙”。
“应龙既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
这个南方，应该就是指太湖流域。
所以，史籍中与炎帝和蚩尤作战的“黄帝”，就是考古学中的玄囂。
“既杀蚩尤，又杀夸父”的“应龙”，就是考古学中的昌意。
玄囂和昌意都曾经是山东地区大汶口第二期文化的主人，后来，玄囂赶走昌意，而我们所口口相传的黄帝，又将玄囂赶下了帝位。
那么，为什么各种史籍中，要造出一个与“嫘祖”或“女节”共同生下玄囂与昌意的“黄帝”呢？
为什么要把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的“功劳”，给安排到“黄帝”和“应龙”的头上呢？
因为，历史，是由人编写的。
而人，是有价值观的。
这样写，符合儒家学者们的价值观。
玄囂和昌意，破坏天下秩序，对其他部族实行霸道政策，这不符合儒家学者们的价值观。
而且，玄囂和昌意开展内斗，玄囂又丢掉了伏羲氏部族的祖籍地——东北辽西地区。
这些历史的真相，都是在儒家学者们看来，很羞耻，很不好谈论的。
所以，儒家学者们“为尊者讳”，就要改造历史、创造历史，包括改造历史人物，和创造历史人物。
四，黄帝-颛顼及其五帝时代
在我们了解了我们所意想不到的玄囂和昌意，以及作为他们“父亲”的那个假“黄帝”之后，我们也就容易了解作为他们的对手，同时，也征服了他们、任命他们为春官和夏官的那个开创了五帝时代的真正的黄帝了。
《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氏娶有嬌氏女，生炎帝和黄帝，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以姬水成，成而异德”。
炎帝与黄帝，显然不是同一个部族的人，也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可是，他们这不同部族，不同时代的两个人、两代帝王，是如何能够共有一对父母——少典氏和有嬌氏的呢？
这当然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世系，他们的父母，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世系。
炎帝世系是属于有嬌氏世系；黄帝世系是属于少典氏世系。
那么，少典氏和有嬌氏，又分别是什么来历呢？他们为什么会通婚，而生炎帝和黄帝呢？
读《三皇本纪》和《淮南子》就知道，女娲氏曾经“杀黑龙以济冀州”。
因为，伏羲氏“有龙瑞，以龙为官”，所以，女娲氏所杀的黑龙，其实就是伏羲氏部族的一个部落，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就是去河北帮助共工氏部族战胜伏羲氏部族。
而她们女娲氏部族所直接打击的，就是伏羲氏部族的黑龙氏部落。
但是，女娲氏参战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伏羲氏部族，而是为了“断鳌足以立四极”，是为了创造天下和平。
他们与伏羲氏部族是同族同宗的，都是华胥氏的后裔。
所以，女娲氏不会将伏羲氏往死里整。
在打败黑龙氏部落之后，因为，他们考虑到共工氏部族对伏羲氏部族的仇恨，战败后的黑龙氏部落，很难从河北地区安全地回到他们的东北辽西地区的老家，实现全身而退，所以，为了保护黑龙氏部落不受共工氏部族的报复与仇杀，女娲氏部族，就将黑龙氏部落带回了陕西。
而有嬌氏，就是女娲氏部族中的一个部落。
少典氏，就是被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的那个黑龙氏。
这就是少典氏能够与有嬌氏通婚的原因。
由于云聚为黑，所以，少典氏——其实是黑龙氏的后裔黄帝世系，才会“有云瑞，官名皆以云命”。
为什么黑龙氏战败，而到达陕西之后，就改称为了少典氏呢？
从少典氏所居住之地方的方位——陕北就知道，他们所居住的陕北地区，与东北辽西地区和南方湖南湖北地区，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中间隔着中原的河南河北地区。
由于和中原之河南河北地区的共工氏部族仇恨太深，东北辽西地区和南方湖南湖北地区的伏羲氏后裔，是不可能穿过中原地区直接往来的。
只有生活在陕北，难以与女娲氏部族相区分的黑龙氏部落，才有这个条件，冒充女娲氏部族的成员，行走在中原地区，为东北辽西地区和南方湖南湖北地区的伏羲氏后裔们传递信息。
所以，鉴于黑龙氏的这个特殊的历史作用，他们就被称为少典氏。
少典氏之少，和少昊的少一样，是表示他们的功劳，可以与他们的祖先太昊庖牺氏相提并论。
少典氏之典，就是书册，书信，是说明他们黑龙氏的历史功勋，就是为东北和南方两地开辟了传送书信的渠道，而他们传递书信所使用的工具，就是竹片做成的典册。
为什么少典氏与有嬌氏通婚，会生出炎帝和黄帝，“成而异德”呢？
《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氏“始治嫁娶”。
黑龙氏是属于伏羲氏部族的，所以，他们部落实行的是父系制度。
而有嬌氏是属于女娲氏部族的，她们在当时仍然是实行的母系制度。
所以，他们两个部落之间通婚，就有嫁娶和走婚两种方式。
实行嫁娶方式的，孩子就在少典氏部落，就成黄帝；实行走婚方式的，孩子就在有嬌氏部落，就成炎帝。
正是由于少典氏的后裔黄帝世系，长期地生活在女娲氏部族的地盘上，处在女娲氏部族的文化氛围之中，他们就会接受女娲氏部族的阴阳五行文化，形成女娲氏部族的中和性的价值观，从而在后来，会联合中原地区的共工氏部族，共同反对和打败他们的同族兄弟——统治中原地区的少昊金天氏。
我们游览黄帝陵就知道，黄帝的保护神为“天鼋”。
而这个“天鼋”，就是一条龟龙，是龙和龟的结合。
而龟，是共工氏部族的图腾。
由此可见，黄帝能够打败少昊金天氏——玄囂，主要的，就是依靠共工氏部族。
当然，与女娲氏参战“杀黑龙以济冀州”一样，黄帝率领共工氏部族与少昊金天氏作战，也是为了协和万邦，是为了天下和平，而不是与少昊金天氏有仇。
所以，他们不会对金天氏赶尽杀绝。
黄帝的四方之官，东方青云氏，就是金天氏玄囂；南方缙云氏，就是应龙昌意。
在浙江南部，有一个缙云山。
可是，缙云山这个地方，并没有黄帝时代缙云氏的生活遗迹。
缙云山这个地名，只能是缙云氏的后裔流落到这里之后，才取的。
那么，缙云氏的后裔们，最有可能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他们最有可能，就是从太湖流域过来的。
所以，缙云氏就是良渚文化的主人，就是昌意。
而颛顼，就是昌意的子孙。
那么，为什么黄帝之后，是颛顼称帝呢？
从黄帝到颛顼，是一个怎样的转换过程呢？
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黄帝统领天下所至的范围，和颛顼统领天下所至的范围。
《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是“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
颛顼则是“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这么一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颛顼所至的范围，比黄帝所至的范围要大得多。
仅仅在南方来说，黄帝只是“南至于江，登熊、湘”，就是只到达了今天的湖南；而颛顼则是“南至于交趾”，就是到了今天的越南。
为什么他们之间，所至之处会相差这么远呢？
不要以为，颛顼是在黄帝的基础之上发展的；不要以为是黄帝给颛顼打下了基础。
实际情况是，黄帝和颛顼两个世系的祖源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势力范围就不一样。
黄帝和颛顼两个世系的共同远祖，是伏羲氏。
而伏羲氏，是生活在东北辽西地区的。
从东北南下之后，黄帝的近祖，是少典氏，生活在陕北，接受着仰韶文化的熏陶；而颛顼的近祖，则是昌意，生活在湖南地区，开创了高庙文化。
黄帝世系起身于陕北，他们自己的保护神为“天鼋”，就是一种龟龙。
而龟龙中的龟，是中原地区土著共工氏部族的图腾。
这就是说，黄帝世系，是与中原地区的土著——共工氏部族相联合的，他们所依靠的，就是中原地区的土著——共工氏部族。
那么，黄帝世系的势力，就是仅仅在中原，并没有到达江南的。
而颛顼世系，是最早到达江南地区的伏羲氏后裔。
由于他们先期在江南地区站稳了脚跟，所以，后来的第二批到达江南地区的伏羲氏后裔玄囂世系，就是对他们有所依靠的。
从江南到江北，也是他们先于距今6300年，在安徽天柱山开创了薛家岗文化，然后，玄囂世系才在距今5800年，以他们的天柱山为依托，去开创了巢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
这也就是他们昌意世系在重返中原的初期，能够成为伏羲氏部族重返中原后的领导集团，创立青台文化的原因。
后来，他们被玄囂世系所挤兑，不得不到太湖流域去开拓良渚文化，那是因为，红山文化的主人们，与玄囂世系是兄弟关系，与他们昌意世系是堂兄弟关系，而红山文化的主人们大批地南下，就使得玄囂世系实力暴增，他们腰壮气也粗，也就有勇气与昌意世系叫板了。
但是，在中原地区的挫折，并不影响昌意世系在江南地区的蓬勃发展。
在南方，他们依然是所向无敌的一方霸主。
所以，颛顼能够“南至于交趾”，并不是在黄帝的基础上的发展，而是他们世系的势力，本来就到达了那里。
而从这样一种对比，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黄帝的“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的本质，其实，就是黄帝有“土德之瑞”，像“土”包容“金、木、水、火”一样，包容四方，而四方的各个邦国，主权却是独立的，是各自具有自己独立的政权与神权的。
黄帝，相对于他之前的神农氏炎帝，就是神农氏炎帝为皇（前期为皇，后期为帝），而他为帝。
皇，就是只有神权，没有政权 。
皇，只是受到四方的地方势力之首领们礼节上的尊重而已。
而四方的地方势力之首领们，并不对皇称臣。
帝，就是既有神权，也有政权。他有权力任命四方的地方势力之首领，为他的四方之大臣。
至于这些四方之大臣，实际上听不听命于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黄帝以及整个五帝时代，相对于他们后来的夏禹及夏朝，就是帝和王的区别。
帝，就是只有权力，没有权利。
帝，没有向地方势力接受贡品的权利。
王，就是既有权力，也有权利，具有向地方势力征收贡品的权利。
黄帝以及整个五帝时代，帝王只是凭着自己本部族的实力，而斟酌行事，并不能够集中各部落共同的财力，来支撑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五帝时代，是没有地方势力必须向帝王敬贡礼品之规矩的。
而夏禹建立了五服制度，规定四方的地方势力，都要根据五服的划分，向帝王敬贡礼品财物。
夏禹和他的夏朝，是有地方势力集中大家的共同财力，来支撑他们中央王朝的行动的。
这也就是五帝时代实行禅让制，而夏商周三代，实行世袭制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黄帝需要“节用水火材物”，日子，并不是太好过。
这也就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黄帝仅仅能够“北逐荤粥”，而颛顼则可以“北至于幽陵”。
这“北逐荤粥”，和“北至于幽陵”有什么区别呢？
“北逐荤粥”，就是仅仅是驱赶过北方的游牧民族荤粥部族；至于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
从黄帝“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这样的记载来看，黄帝与北方游牧民族荤粥部族之间的战争，是败多胜少的。
所以，他才会“迁徙往来无常处”。
而“北至于幽陵”，就是说明，颛顼已经搞定了北方的游牧民族荤粥部族，所以，他才能够回到自己北方的祖陵——幽陵，去进行视察、祭祖。
考古发现表明，距今5000年，东北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小河沿文化兴起。
这说明，当时的玄囂——少昊金天氏丢掉了他们伏羲氏部族的老家。
距今4900年，中原地区大乱，庙底沟文化由早期转向晚期。
这就是玄囂——少昊金天氏丢掉了中原，只剩下山东一隅之地了。
距今4800年，山东大汶口文化由第二期转变为第三期。
这就是黄帝统一了天下，少昊金天氏沦为了黄帝手下的春官青云氏。
从这个考古发现的历史演变过程看，黄帝联合共工氏推翻少昊金天氏，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拯救整个伏羲氏部族，夺回被北方游牧民族占领的他们伏羲氏部族的老家——东北辽西地区。
但是，黄帝显然是并没有这个能力。
在与北方游牧民族苦战300年之后，黄帝世系终于坚持不住，于是，放弃理想，离开中原，回到了他们的出生地——陕北。
而在黄帝世系离开中原之后，有实力承担历史大任的，就只有当时的良渚文化的主人——颛顼世系。
颛顼世系与共工氏部族大战，夺取了帝位。
但是，历史的形势，容不得颛顼世系和他们的祖先们一样，去继续与共工氏部族为敌。
因为，他们伏羲氏部族的更大的敌人，是占领了他们东北地区老家的北方游牧民族荤粥部族。
所以，颛顼世系就继承黄帝世系的“协和万邦”的政治路线，团结所有的中原农耕民族，去共同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荤粥部族。
所谓的“绝地天通”，就是这种协和万邦的具体手段。
《国语·楚语》曰：“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南正就相当于南方地区的“党委书记”，火正就相当于南方地区的“政府首脑”。
颛顼任命重为南正，任命黎为火正，就是叫他们分管意识形态和经济生产，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去团结和笼络伏羲氏部族之外的其他农耕民族，大家在一个共同的神灵保佑下，同甘共苦，共同对抗北方游牧民族。
由于颛顼世系本身力量强大，加上他们继承了黄帝世系“协和万邦”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所以，他们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距今4500年，小河沿文化消失，颛顼，也就能够“北至于幽陵”了。
但是，小河沿文化消失之后，颛顼世系的老家东北辽西地区，出现了长达500年的文化空白期。
从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那个地方是没有人类的生活遗迹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五帝时代的政治体制之弊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了。
五帝时代的天下，是帝制的天下。
所谓“帝”，这个字的字形之意就是:用一根绳子将四散的树枝捆在一起。
那么，这些树枝之间本身有没有粘合力，有没有向心力呢？
是没有的。
所以，五帝时代的帝制下的天下，是散漫的。
那时的大部分部落，都没有互相团结为一个整体的自觉，都是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的思想。各个部落除了被强势部落所压迫，而被迫迁徙之外，都是自由来去，不受帝王的命令约束的。
那时的帝王世系，只是凭着自己超出一般部落的天下一体的意识，和道德责任感，来为大家做事，以自己世系的实力，将大家捆绑在一起，使天下不至于分裂。
而至于大家配不配合，配合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他所不能左右的。
所以，像汉朝时代的屯垦戍边，在五帝时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帝王不可能指派哪一个部落，必须接受命令，去什么地方屯垦戍边。
这样，中原农耕民族没有哪个部落，愿意去东北屯垦戍边；北方游牧民族又受中原民族的驱逐，不能在那里居住。
所以，那里就没有人类生活的遗迹。
但是，距今4300年，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消失，而陕西神木的石峁城兴起；再过300年，距今4000年，500年里没有人类生活遗迹的伏羲氏部族的老家——东北辽西地区，就又有人类的生活遗迹，兴起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由于，洪水毁灭了良渚文化，对颛顼世系造成沉重的打击，颛顼世系再也没有相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碾压性的实力；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不知疲倦的骚扰和侵略，他们就只好采取守势，建立石峁城，进行战略防御了。
而长期的与北方草原民族的拉锯战，对已经走下坡路的颛顼世系是一个极大的消耗，所以，颛顼世系渐渐地就力有不支，就不得不和当年的黄帝世系一样，禅位走人。
这样，玄囂的后裔高辛帝喾世系，就“有天下”。
这应该是前2100年，即距今4100年前后的事情。
但是，高辛帝喾世系的实力，是否就比颛顼世系更强呢？
我们只从“颛顼九嫔”，帝喾“四妃”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实力谁大谁小。
所谓的“九嫔”和“四妃”，并不是娶了九个老婆和四个老婆这么简单。
婚姻关系，就是政治关系。
“九嫔”，就表示颛顼能够将天下分化成九州，而和九州里的实力大佬建立婚姻性的政治关系。
“四妃”，就是表示帝喾没有能力将天下分化成九州，而只能将天下分化成四方，只与四方的实力大佬建立婚姻性的政治关系。
黄帝也是只有“四妃”，也是只能与四方大佬建立婚姻性的政治关系。
这就是说，五帝之中，只有颛顼世系的实力最强，对天下的控制能力最强，黄帝世系和帝喾世系，是都不如颛顼世系的。
而颛顼禅位，帝喾接手承担保护天下之安宁、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抗衡的责任，他能够和颛顼世系一样，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穷追猛打的政策吗？
颛顼世系无法彻底征服北方游牧民族，高辛帝喾世系就更加做不到。
因此，高辛帝喾世系，就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怀柔政策，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各个部落，进行拉拢利诱。
商朝的祖先契，就是这种怀柔政策的结果。
契的母亲简狄，又称简翟，是有娥氏之女。
我们从有娥氏、简狄、简翟这些名号中，不能感觉到他们是来自北方吗？
契作为简狄的首子，并不是帝喾的亲生血脉，而是简狄与其情人所生的孩子。
还有帝喾的另一个妻子姜源的首子后稷，又名弃，和契同音不同字，也不是帝喾的亲生血脉。
后稷是周朝王族的祖先。
而周朝王族，宣称他们是黄帝的后裔。
《国语·晋语》曰:“天鼋之分，我之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後，逄公之所凭”。
天鼋是黄帝的保护神，这就表示他们是黄帝的后裔。
而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黄帝和帝喾，并不是同一个世系。黄帝是少典世系，帝喾是玄囂世系。
为什么帝喾的两位妻子的首子，都不是帝喾的亲生血脉呢？
这就涉及到古代一种“不落家”，以及“杀首子”的婚姻习俗。
古代部落之间实行联姻，女嫁男方，而女人受仍然残留的母系社会走婚制的影响，并不愿意落户男方家庭，就在举行婚姻仪式之后，仍然回娘家居住，直到自己想生孩子了，才回到夫家，和丈夫生孩子。
但是，由于不能保证第一个孩子，是丈夫的亲生骨肉，丈夫家庭，一般会将第一个孩子杀死或者丢弃。
这就是所谓的“不落家”与“杀首子”习俗。
契和弃作为帝喾两个妻子的首子，都能够活下来，这反应了帝喾与他的妻子们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帝喾相对更尊重他的妻子们。
这也就是帝喾世系实力不强的表现。
但是，怀柔政策，也是要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的。你没有强大的武力，想怀柔，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石峁城之后，陶寺文化遗址也发展起来。
陶寺文化遗址中有龙，明显是属于玄囂世系，也就是表明，这个遗址，是帝喾和帝尧所建立的。
但是，不管是怀柔政策还是武力后盾，总体的经济实力，经不起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对抗所产生的消耗，帝喾世系，最终还是会被这种对抗与消耗所拖垮。
所以，《五帝本纪》记载:“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那么，帝挚到底是怎么不善呢？帝尧到底是怎么接替帝挚而为帝的呢？
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到，五帝时代，总体上是称代，而不称朝:黄帝时代、颛顼时代、帝喾时代。
但是，到了尧舜时代，他们就不称代，而都是称朝:唐尧朝、虞舜朝；不是唐尧代、虞舜代。
那么，这个“代”和“朝”，有什么区别呢？
代，就是巨人时代。
巨人时代，大个子顶天立地，小个子就不担心天塌下来了，就都不操那份闲心。
朝，就是天下没有大个子了，没有人顶天立地了，那么，天塌下来怎么办呢？
大家就只好矮子里面找长子，找大个子去顶啊。
但是，这找出来的大个子，他自己说，他不是大个子，没有那个实力。
怎么办？
大家就只好说，你权且顶着吧，你没有实力，我们给你输送实力。
于是，大家就隔三差五地来朝拜他这个大家找出来的大个子。
朝拜，当然就要送点礼物，敬贡一点什么东西。
这样，大个子在大家的朝拜支持下，就能够勉为其难，替大家顶天立地。
所以，代，就是“众人昏睡，一人独醒”的时代；朝，就是“一人倒下，众人惊醒”的时代。
这样来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了。
挚和尧，都是帝喾世系的公孙。
当帝喾世系的嫡孙宣布坚持不住，要放弃帝位的时候，首先是实力较强的挚族挺身而出，愿意接替帝位。
结果，他们很快发现不行，他们没有那个实力。
于是，他们也宣布退位，由能者居之。
这时候，天下，就真的没有大个子了，没有人敢于站出来顶天立地了。
可是，不能没有人顶天立地呀。
于是，众人惊醒，大家赶忙聚集起来商量，要找出一个人来顶天立地。
这样，唐尧，就被赶鸭子上架了。
唐尧，实际上不是接受传位，而是在帝挚撂挑子了，没人接位的情况下，由大家拥立为帝的。
而唐尧毕竟还是属于贵族，虽说实力不强，总还是有一些家世背景的。
但是，到了虞舜，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五帝本纪》曰:“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不光是虞舜本人为庶民出身，他的五代祖先，都是庶民。
那他有什么实力，去当大个子顶天立地呢？
大概，就是他有些个人能力，而当时的天下，实在是没有人愿意出头，替大家顶天立地，所以，大家就只好推举和拥戴他，然后，大家一起赞助他，以让他来带领大家苦撑危局，共渡难关吧。
所以，为什么夏禹能够建立夏朝，制定出五服朝贡制度呢？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切都有前因后果。
而帝尧、帝舜虽然都为朝，他们却并没有和夏、商、周一起，归并为王朝时代，他们没有称王；却是和黄帝、颛顼、帝喾一起，归并为五帝时代，都是称帝。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由于，他们的帝朝，是本能的、自发的，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规章制度；而夏、商、周的王朝，都是在他们的本能、自发的基础上，上升到了理性和自觉阶段，形成了规章制度。
在行为上，唐朝、虞朝是属于王朝性质；但是，在理念与体制上，他们还是停留在帝制时代。
而夏、商、周，则是在行为、理念与体制上，全面地进入了王朝时代。
回头我们再比较地看，从神农氏时代，到五帝时代，再到夏、商、周时代，分别是皇、帝、王的时代 ，那么，这三个时代的关系及她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呢？
皇，最初的字形就是一个帽子上有三个尖角，表示光芒；发展到现在的“白+王”的字形，意思就更加明白，就是王的头上有光芒，即为皇。
那么，什么是王呢？
王的最初的字形，就是一把大斧，表示有实力者即为王；发展到现在的字形，就从形象转变为了抽象，就是用一个共同的观念意识，将大家连为一体，即为王。
所以，皇，就是有神之色彩的人，就是大家都折服和皈依于他所宣扬的一种观念意识，从而崇拜和听命于他，将他奉为神的人。
相对的，帝就介于皇和王两者之间。
皇是神人，王是一般人，帝就既不是神人，也不是一般人，而是介于神人与一般人之间的巨人。
王是通过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一种观念意识，将大家团结起来；而帝就不需要大家一致认同的观念意识，仅仅是用自己的强力，像捆树枝一样，将大家捆绑在一起。
为什么神农氏叫炎帝呢？
神农氏炎帝，其中的炎和帝，其实是神农氏的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炎，后一阶段为帝。
前一阶段为炎，就是真正的神人，也就是皇；后一阶段的帝，就不是神人，而是变成了巨人，是用自己的能力强行地将大家捆绑在一起。
炎，字形是上下两团火。上面一团火，就是太阳以及太阳神；下面一团火，就是刀耕火种的火。神农氏就是靠向大家传播农业生产技术而成为神人的。
其实，最初的神农氏就是女娲氏，她所宣扬的思想理念，就是“断鳌足以立四极”。
她是靠“杀黑龙以济冀州”，赢得共工氏和东夷氏的尊重膜拜，以及伏羲氏的折服与屈服的。
但是，她要保持大家对她的尊重膜拜、折服与屈服，她就不能吃老本，而是要通过不断地让大家持续获利，来获取大家对她的尊重膜拜折服和屈服。
因此，她就成为神农。
当然，她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一定是他自己发明的。她可以学习这个地方的技术，而去传播给那一方。这同样能够得到大家的感激。
神农时代一共有八个阶段，分别是魁、承、明、直、氂、哀、克、榆罔。
而其中的魁、承、明、直就为炎；到了后面的氂、哀、克、榆罔，就不是炎，而是帝了。
因为，随着各地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部落，就腰壮气也粗了，他们就不再崇拜神农氏。
神农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的思想理念，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利于他们的继续发展了。
农业生产的水平，决定了人类社会一定要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
而神农氏的“断鳌足以立四极”的思想理念，阻碍这种转变。
所以，在不被人尊重与膜拜之后，在天下秩序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神农氏就只好由炎变为帝，只好凭自己的硬实力，来强行地将大家捆在一起，不让大家离心离德了。
虽然，神农氏在事实上由炎变成了帝，但是，那只是他的本能反应，只是他不自觉的行为动作而已，在思想习惯和体制安排上，他还是炎的做派与地位，这个时代，还是属于神农氏时代。
而正是神农氏在其后期的这种本能与不自觉的帝之行为，才导致了五帝时代的最终形成，才导致帝制最终由本能上升为理性，由不自觉转化为自觉，由非体制行为转化为体制行为。
同样，五帝时代的由帝到王，也是一种本能的不自觉的行为，也是一种非体制行为；而正是这种本能与不自觉，最终才使夏、商、周时代到来，最终才使夏、商、周时代的王，上升到理性和自觉，最终才使夏、商、周时代的王，上升到体制制度。
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发展观；也说明，历史是一条螺旋线。
五，夏朝与二里头以及三星堆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夏朝和二里头、以及三星堆的关系了。
在三星堆成为热点话题之前，人们一般认为，二里头是夏朝的都邑，却又总是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一直是在苦苦地求证。
而到三星堆大放异彩之后，人们又想起了文献记载，说夏禹是来自于西羌。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
于是，就有一些人又联想到，这个三星堆遗址，会不会是就夏朝的都邑呢？
那么，二里头或三星堆，会是夏朝的都邑吗？
我们先说二里头。
二里头里面有龙，却没有獠牙兽面纹。
这个特征，与陶寺遗址的特征是一致的。
这个特征是玄囂世系的特征。
帝喾与帝尧，都是属于玄囂世系。
所以，二里头文化遗址的主人，应该是帝喾世系的后裔。
而夏禹的夏朝，是属于什么世系呢？
“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
夏禹为颛顼之后，而颛顼是昌意的儿子。
昌意世系是从高庙文化发展而来的，是以獠牙兽面纹为主要图腾的。
所以，如果二里头是夏朝的都邑，里面就一定要发掘出獠牙兽面纹来，而不一定会有龙。
但是，二里头文化遗址里没有獠牙兽面纹，相反却有龙，所以，她就一定不是夏朝的都邑。
那么，三星堆，是夏朝的都邑吗？
三星堆文化遗址里，有獠牙兽面纹，所以，她的主人，至少是颛顼的后裔，是属于昌意世系，这一点不会错。
至于说，三星堆遗址里也有龙，那是因为，黄帝世系也是以龙为图腾的。
颛顼世系与黄帝世系是友好的，他们共同与玄囂世系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颛顼也很崇拜黄帝。
所以，颛顼世系以龙为獠牙兽面纹之外的第二图腾，也是可以的。
那么，三星堆是不是夏朝的都邑呢？
第一个，公认的夏朝年代，是在西元前2070年到西元前1600年。
而三星堆的测年数据，是西元前1199年至西元前1017年。
时间上相差太多。
第二个，三星堆遗址，在四川成都，那里向来被称为“川蜀”之地，可没有被称呼为“夏地”啊。
如果三星堆是夏朝都邑，何以那里，连夏朝的一点传说都没有呢？
讨论夏朝，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莉的一篇文章。
张莉教授在其《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考古学的视角》一文（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秋之卷）中介绍:
“西元前1900年左右，发生了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转折。在这个转折时期，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总数，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其中，山东地区的聚落总数，从667处，骤降至44处。伴随着人口的断崖式下降，是文化传统也发生了断裂式的突变。比如，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陶器，就变化为岳石文化陶器。不仅制陶技术变得低下，而且，器物形制，也变得简单粗砺。”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剧烈的变化呢？
在当时，确实是有黄河改道的情况发生。
但是，水灾、瘟疫，可以导致人口锐减，却与文化性质的改变，关系不大。
只有残酷的民族斗争，才可能造成这种明显的地域文化大转换，以及地域性的人口锐减。
所以，距今1900年，一定是发生了一场导致龙山文化毁灭的、大型的民族战争。
而这个时间段，按推算，正是在史籍中所记载的夏朝“太康失国”的这个时间段。
按史籍记载，夏禹，是在前2070年左右登基为帝的，而在夏禹登基为帝之后的70年，距今4000年左右，北方辽西地区，原来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旧址上，就兴起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这意味着什么呢？
为什么在小河沿文化于距今4500年左右消失之后，那个地方，就是长达500年的文化空白，而在夏禹登基为帝之后的70年左右，那里就兴起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呢？
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夏禹登基之前，都发生了一些什么？
夏禹，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登基为帝的？
陕西石峁古城的年代，分别在大约西元前2300到西元前2100年，和西元前2100到西元前1800年，大致相当于老虎山文化的前期晚段和后期。
陶寺文化的早期约在西元前2400到西元前2300年，中期约在西元前2100到西元前1900年，晚期约在西元前1900到西元前1700年。
在夏禹登基之前的西元前2100年前后，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大规模南下代替陶寺文化，同时，陶寺城址里则发生了屠杀、毁墓等现象。
这个时间，距离夏禹登基称帝，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这场变故，应该就是发生在舜帝当朝的虞朝里了。
那么，舜帝当朝的虞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呢？
我们看看史籍记载。
据《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而《山海经•海内南经》又注引《古本竹书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路史·后记十一》作“稷避丹朱”。
这里，《古本竹书纪年》是直接称丹朱为帝朱，而司马迁的《史记》，却没有说丹朱为帝。
到底丹朱，有没有称帝呢？
大概，丹朱是称过帝的，只是，他这个称帝，不符合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所以，司马迁就不承认这个事实罢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追究一下，舜帝为什么要“囚尧，复偃塞丹朱”呢？
从“后稷放帝朱于丹水”（“稷避丹朱”）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丹朱当时应该是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舜帝和后稷，一直攻击到丹水的。
那么，丹朱为什么会在北方？舜帝和后稷，为什么会相对丹朱在南方呢？
这就又要让我们联想到，《逸周书·史记解》的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还有司马迁《史记》里的记载:“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的天下，实际上是危机当头，已经没有大个子来替大家顶天立地了；可是，“西夏”7仍然是“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把本部落或部族的安危，寄托于大个子的顶天立地上，而不愿意出头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唐尧在被大家拥戴称帝之后，就要去杀一儆百，攻伐与惩罚他们。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没有部落或世系，肯于出头为大家承担责任，所以，尧帝和舜帝就只好“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以罚罪的名义，逼迫一些部落去四方驻守边疆。
在这样的情况下，尧帝的儿子丹朱，会为他的被大家拥戴为帝的父亲，做些什么呢？
当然是要承担重任，去直面北方游牧民族，而驻守在最危险的北部边疆了。
但是，当尧帝退位，由舜帝接位之后，丹朱，还会继续诚心诚意地去为舜帝，驻守在北部边疆吗？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
舜是颛顼帝的后裔，其始祖是昌意。
而尧是帝喾的后裔，其始祖是玄囂。
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世系，而且，历史上还矛盾重重。
回想北方石峁城，本来是颛顼世系所建立的，本来是由颛顼世系所驻守的。
但是，当颛顼退位之后，他们的贵族部落，却退回了内地，由帝喾世系的部落去填充他们的离开所留下的空虚。
所以，后来尧伐“西夏”，不是没有原因的。
夏朝，是在尧舜之后才建立的。
“西夏”不是夏朝，但是，肯定是与后来的夏朝有关。
这个“西夏”，应该就是颛顼的后裔，夏禹的同族。
他们之所以被尧帝所针对与攻伐，大概就是由于，颛顼退位之后，他们就从北方南下，不支持帝喾的工作，给大家做出了不好的示范。
而既然颛顼退位之后，他们世系的部落，可以离开北方边疆，不管帝喾的难处，那么，尧帝退位之后，丹朱，为什么不能离开北方边疆，而不顾帝舜的难处呢？
现在，帝位由尧传给了舜，尧的儿子丹朱，还会为了颛顼世系的后裔舜，去承担责任，驻守边疆吗？
但是，“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虽然唐尧也不是个大个子；但是，他终究还是属于贵族，还是有一些家世背景的。
而这位虞舜，完全是庶民出身，没有一点家族或家世背景。
他能够被大家拥戴而登上帝位，完全是因为当时的天下，没有哪个家族世系，肯于出头，替大家顶天立地；而他，虽然没有家族与家世的背景，却还有些个人能力，所以，才会有一些人病急乱投医，将他拥戴上位，把希望寄托在他的个人能力上。
那么，以这样的情况来看，他登上帝位后，会允许丹朱放弃责任，离开最危险的北部边疆吗？
舜为什么要“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呢？
这明显就是一种要挟的手段，是要以此阻止丹朱放弃责任，离开北部边疆。
但是，吴三桂，可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他丹朱，就不可以“冲冠一怒为父亲”吗？
于是，就有“后稷放帝朱于丹水（稷避丹朱）”。
这就是在夏禹登基之前的公元前2100年前后，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大规模南下，代替陶寺文化，同时，陶寺城址发生了屠杀、毁墓等现象的原因。
这也是随后的公元前2070年，大禹登基称帝的原因。
大禹和虞舜，都是颛顼的后裔。
而在大禹称帝之后的距今40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形成。
这就是丹朱“冲冠一怒为父亲”的结果。
因为，有了丹朱替北方游牧民族镇守中原，北方游牧民族，就可以安然地在丹朱的祖居地——伏羲氏部族的老家——东北辽西地区安居乐业了。
而至于后来发生张莉教授在其《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考古学的视角》一文中所介绍的“西元前1900年左右，发生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转折，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总数，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伴随着人口的断崖式下降，文化传统也发生了断裂式的突变”，这应该就是在丹朱死后，他的后人们，发生了像吴三桂“反清复明”那样的反抗北方游牧民族对他们进行民族压迫的行为，从而导致整个中原农业民族，全部被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贵族部落镇压、或被驱赶出中原地区。
《国语•周语》记载：“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注：“衰，谓启子太康废稷之官，不复务农”。
而这样的记载，也被考古发现所印证。
陶寺晚期文化典型的大肥袋足鬲、深腹簋、三足杯、单耳杯、鬶形器、折肩罐等陶器，因为龙山文化的覆灭，而在晋南消失，却又出现于陕北北部石峁类型末期的神木新华、石峁遗址，以及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早期遗存等当中。
当然，大难来临时，有些人，选择逃避；有些人，则选择视死如归，顽强战斗。
夏禹的后裔们，就选择了视死如归，继续战斗。
所以，在历经磨难之后，他们迎来了“少康中兴”，夏朝，得以延续发展。
但是，可想而知，终夏一朝，他们，始终是处于抗战地位，始终是经受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压迫。
而在夏朝内部，由于王朝制度，是个新兴事物，支持的人，肯定是不会太多；反对的人，倒是不会太少。
《孙膑兵法·见威王》记载：“尧有天下之时，诎（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有四。故尧伐负海之国而后北方民得不苛，伐共工而后兵寑（寝）而不起，施（弛）而不用。其间数年，尧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舜。”
帝尧时代尚且“诎（黜）王命而弗行者七”，何况后来的夏朝呢？
所以，终夏一朝，他们的财力物力，都是十分紧张的，他们哪有能力，去建设像样的，能够让我们现在去发掘的都邑。
所以，我们现在找不到夏朝的都邑，那是正常的，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相反，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找到夏朝的都邑，那倒是反常的了，反倒是不符合历史的逻辑了。
夏朝，以其形而上的价值观，是非常张目地活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是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的；但是，她的形而下的物质基础及其表现形式，其实，是令人唏嘘的，是难以被我们现在的人们所寻觅的。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三星堆与夏朝的关系。
虽然三星堆不是夏朝的都邑，但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与夏朝的王族关系密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夏与蜀，是两个不同的字，当然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它们也有相同的地方。
最早的夏字字形，是“日+目+人”；而最早的蜀字字形，是“目+蛇”。
夏、蜀的字形里，都有目，都有眼睛。
从蜀、夏这两个字的最早字形来看，她们应该分别是两个部落或部族的族徽与图腾，并且，这两个部族或部落之间，是有着亲密的联系的。
而夏字里面，还有太阳和人；蜀字里面，还有一条蛇。
这就显示出夏图腾比较原始，是一种自然灵崇拜；而蜀图腾比较进化，是一种动物灵崇拜。
所以，夏应该是蜀的母族；蜀应该是从夏里面分化、发展出来的一个部落或世系。
那么，这个蜀部落或蜀世系的发源地，在哪里呢？
我们都对三星堆的青铜面具感到很稀奇。
而这些稀奇的青铜面具中，就有一种“纵目人”面具，更让我们大惑不解。
为什么人的眼睛，会从眼眶里突出来这么多呢？
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地去看夏和蜀的原始字形，就会发现，里面的目字，也含有这种“纵目”的形象。
所以，这种“纵目”，其实是表达一种崇拜感觉能力的意涵，“纵目”实际上就是“天目”。
而当我们把“纵目”理解成“天目”时，我们就会想到，良渚文化的背靠之山，是什么山呢？
就是“天目山”。
所以，三星堆文化，与良渚文化具有很深的渊源，三星堆的纵目文化，就是对“天目山”文化的继承。
那么，“天目山”文化的主人，是谁呢？
《五帝本纪》记载:“昌意娶蜀山氏女，名曰昌仆，而生高阳（高阳就是颛顼）”。
蜀山氏是颛顼的母族。
蜀山氏之蜀，里面就有目——“天目”。
所以，“天目山”文化的主人，就是蜀山氏；“天目山”文化，是颛顼世系的母族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颛顼的后裔，也是蜀山氏的后裔。
他们在继承颛顼的父系——伏羲氏部族的文化的同时，也继承了颛顼的母系——蜀山氏世系的文化。
那么，颛顼的这支后裔，又是怎么来到四川，创造三星堆文化的呢？
前面已经说过，据玉器古董商人，微信网友萨满巫婆实地考察，石峁城和三星堆两地的牙璋、玉圭、玉刀，制作工艺非常地同一，就是一个族群所干的活。
这充分证明，她们两地的主人，是属于同一个族群。
只是，石峁城比较早，三星堆比较晚，在石峁城被废弃的几百年之后，三星堆文化，才取代三星堆遗址所原有的宝墩文化，而发展起来。
所以，三星堆的主人，就是石峁人的后裔。
而石峁人之所以来到四川，这就与尧帝伐“西夏”，具有很大的关系了。
《逸周书·史记解》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西夏”不是夏，而是夏朝王族的同族。
因为夏朝在东，他们在西，所以，他们就被称为“西夏”。
“西夏”为什么被尧帝攻伐呢？
因为，他们原本是在石峁城据守北疆的，颛顼退位之后，他们就不据守北疆，从石峁城躲到内地来了。
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帝喾能忍，帝尧不能忍。
所以，尧帝就要杀一儆百。
而他们被帝尧攻伐后，就“西夏以亡”——逃走了。
他们逃到了哪里呢？
就逃到了四川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当时是有宝墩文化的。
宝墩文化的主人，至少有两个来源，就是鱼凫——鱼和凫。
其中的鱼，是甘肃马家窑文化之主人们的图腾，即女娲氏和神农氏后裔的图腾，也代表这一部分人。
其中的凫，是大汶口第一期文化之主人，也就是蚩尤氏之后裔的图腾。
蚩尤氏的后裔是有拔除门牙、口含石球的习俗的，而宝墩文化的主人，就有一部分人具有拔除门牙的习俗。
为什么蚩尤氏的后裔，会穿过中原，从山东来到四川，出现在成都平原呢？
这当然就是由于涿鹿之战蚩尤被杀之后 ，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亡命天涯。
而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都指示他们，必须向西，去寻求女娲氏后裔们的帮助。
于是，在女娲氏后裔们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了成都平原。
从历史的渊源上讲，伏羲氏部族是宝墩人的敌人。
但是，伏羲氏部族中的黄帝世系和后来的颛顼世系，对他们，还是比较友好的。
而“西夏”人，恰恰是颛顼世系的后裔。
所以，宝墩人就接纳了被尧帝攻伐，处于逃难中的“西夏”人。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几百年之后，他们的后裔，被他们的这个善意主动给害惨了。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迎来的是一艘“五月花号”。
这艘“五月花号”上的人，只感恩上帝，不会感恩在自己落难时刻，对自己施以援手的人。
上帝是神，而这些对自己施以援手的人，只不过是上帝给他们派来的奴隶。
对于奴隶，自己只要奴役和屠杀，就可以了。
其实，要说宝墩人根本就不该接纳他们这些落难之人，这也不对。
女娲氏不也是接纳了黑龙氏吗？
而黑龙氏的后裔黄帝世系，却很好地继承了女娲氏的优良品德。
这就是说，仅仅接纳，是不够的，还要有充分的文化融合，与思想改造。
“西夏”人在被宝墩人接纳和救助之后，经过几百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满血复活，恢复了他们祖先们的霸道天性，于是，宝墩时代结束，三星堆时代来临。
他们由“西夏”人，变成了三星堆人；四川，也就变成了蜀国。
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同是颛顼的后裔，夏朝要自称夏，而三星堆人要自称蜀呢？
夏，是代表整个南方部族；而蜀，就是蜀山氏，仅仅是整个南方部族中的一部分。
“昌意娶蜀山氏女，名曰昌仆，而生高阳（高阳即颛顼）”。
所以，从关系上来说，蜀相对夏，与三星堆人更亲近。
这就是三星堆人自称蜀的原因。
而夏朝，之所以要以夏为国号，这就不得不说说，大禹起兵抗击丹朱和其背后的北方游牧民族势力时，他生活与居住在哪里，他是主要依靠什么人，在帮助他完成恢复河山的大业。
《五帝本纪》记载，尧舜“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而《山海经·海内经》又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又辑《归藏·启筮》云：“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
这就是说，虽然夏禹的近祖们，是曾经生活在西羌，但是，他的父辈们，却又早已在他出生之前，就被迫回到了颛顼称帝之前，他们的远祖们所生活的东夷地区；他自己，是在东夷地区出生并且长大的。
所以，夏禹起兵抗击丹朱，及其背后的北方游牧民族势力时，所倚重的势力，就是生活在南方太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夏族势力。
这就是大禹要以夏为其国号的原因。
六，龙、鹿、獠牙兽面纹及其她
最后，我们回头来说说，为什么龙、鹿，和獠牙兽面纹，是区分玄囂世系和昌意世系的标志？龙、鹿、獠牙兽面纹的文化内涵分别是什么？
龙和獠牙兽面纹，都是在兴隆洼文化遗址里就有。
而鹿，则在兴隆洼文化遗址里没有，只是到赵宝沟文化遗址里才有。
另外，龙是善变的；而獠牙兽面纹和鹿的形象，则变化不大。
这都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我们来说说，龙和獠牙兽面纹。
其实，獠牙兽面纹，也是一种龙。
它是由最早的龙——兴隆洼文化早期的那种石块堆塑龙变化而来的。
为什么石块堆塑龙，会变成獠牙兽面纹形的龙呢？
这就要我们了解，龙作为一种图腾所处的历史背景，及其表达意涵了。
在农业生产发生之前，是没有龙图腾的。龙是农业生产的产物。
龙图腾的总体意义，就是对人类自身能力的一种认知，就是对自然界中的一些“神力”的向往与梦想。
最早的那种石块堆塑龙，实际上就是恐龙的模型。
当时的人们，没有见过真实的恐龙，但是，他们看到过恐龙的骨架。
恐龙那巨大的骨架，使当时的人们，想象到恐龙身躯的巨大，当然其力量就也是巨大的。
而当时的兴隆洼文化的主人们，刚刚尝试着进行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的辛苦，自然地就使他们羡慕和向往起恐龙的那种“身大力不亏”来。
所以，他们崇拜恐龙，就是崇拜恐龙的那种“身大力不亏”。
到了兴隆洼文化的晚期，兴隆洼文化的主人们，发现了一种不用自己辛苦，也能快速发财，以及把农业生产搞好的方法，那就是越过燕山，到中原地区去，掠夺那里的财物和人口。
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得早，农业生产技术相对先进。掠夺那里的人口来做奴隶，对发展自己的农业生产是事半功倍。
受到这种战斗收益的激励，他们就羡慕起了公猪的獠牙和野兽的凶狠。
于是，他们的图腾，就由石块堆塑龙，变成了獠牙兽面纹。
但是，虽然兴隆洼人的战斗精神怒张，他们却还是时常打败仗，甚至有时候会败得很惨:部族的首领战死，部族的圣物被敌人夺走，整支部队，也都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逃往南方，永远都回不了老家。
正是在这一次次大败仗的刺激下，剩下的兴隆洼人就想到，光靠敢于战斗还不行，还要有智慧。
于是，他们的獠牙兽面纹图腾，就又变成了“猪首蛇身”图腾。
其中的猪首，当然是由獠牙兽面纹演变而来，其中的蛇身，就是代表智慧，意思是打仗要有策略。
而由于这样一种思想意识的转变，兴隆洼文化，就变成了赵宝沟文化。
在新的思想意识的指导下，赵宝沟文化之主人们的战斗力，确实是增强了，他们终于征服中原，成为天下之王。
于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再一次发生变化。
他们这时候认为，只要具有霸道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就够了；智慧，在他们称霸天下的情况下，就是多余的。
所以，他们这时候的图腾，就是“龙马”。
“龙马负图，神龟载书”，“龙马精神海鹤姿”。
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龙马”。
但是，“龙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之“天盖墓”中的那种龙，就是“龙马”。
“龙马”就是扬子鳄和马，两种动物形象的结合。
其中，扬子鳄，就是霸道的象征；马，就是战斗力的象征。
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就是凭着他们的战马，和他们的霸道意志来征服中原的。
但是，好景不长。
在山东北辛文化的主人们顽强抵抗，河南河北被征服的共工氏部族奋起反抗，和晋南豫西的女娲氏部族对共工氏部族的强力支援下，他们的“龙马”，变成了“死马”。
他们不仅没有征服山东去“东封泰山”，而且，输得是一败涂地。
他们的主力部队，又一次回不了老家，又一次，不得不逃往南方。
这样，他们前后两次逃往南方的两支部队，就在遥远的南方，“胜利会师”了。
然而，这样的会师，虽然使他们在南方的总体的对外实力，是相对增强了，但是，在他们的内部，却由此产生了“嫡孙”与“公孙”、“正统”与“旁支”的问题。
因为，他们前后两只部队，都是过去的伏羲氏部族的主力部队，先后都曾经是伏羲氏部族的王族。
那么，在他们都离开了自己部族的整体，而在自己部族的地盘之外会师之后，他们这一前一后的两支王族，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王族呢？
如果两只王族，前后相隔时间不长，在文化上，没有发生分化，他们可能还会通过相互交叉混合，慢慢地将这种矛盾，消化于无形之中。
但是，他们互不相通地分隔了长达1000年的时间，生活习惯与思维意识等各方面，肯定是相差巨大，所以，他们不可能交叉混合。
而由于后来的王族初来乍到，各方面都要仰仗先来的王族，所以，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后来的王族，肯定是相对要尊奉先来的王族为王族。
所以，在他们联合重新入主中原之后，就是根据习惯，高庙文化的主人——昌意世系，就还是为王族，领导全部的伏羲氏部族。
这就是中原地区的青台文化，先双槐树文化而产生的原因。
但是，由于文化上一直没有融合，玄囂世系的独立性，相对还是很强的。
加上他们重新入主中原之后，红山文化的主人们，也南下中原——红山文化的主人们，与玄囂世系是亲兄弟，与昌意世系是堂兄弟——这就极大地增大了玄囂世系的体量与实力，从而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于是，昌意世系领导不了整个伏羲氏部族，他们就不得不离开中原，前往太湖流域，去创造良渚文化。
这是关于龙，和獠牙兽面纹的意义及其区别。
我们再来谈鹿。
鹿文化，在兴隆洼文化里，是不存在的。
这种文化，只是到了赵宝沟文化里才出现。
为什么到赵宝沟文化里，会出现鹿文化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们征服中原，成为“木德王”；不能不谈到他们在中原地区遇到他们的族妹——女娲氏；不能不谈到女娲氏的阴阳五行文化；不能不谈到女娲氏部族的阴阳五行文化与伏羲氏部族的星宿文化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中，最核心的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阴阳五行文化和星宿文化。
而阴阳五行文化和星宿文化，就像我们今天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
阴阳五行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型的。就是将两种事物相比较，来认识事物。
星宿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型的。就是在羊群中数羊，眼光始终在羊群之内，而不会超出羊群之外。
这两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女娲氏部族的价值观念，是众生平等；而伏羲氏部族的价值观念，就是以某某为核心，就是等级差别。
所以，女娲氏和伏羲氏本是同根同源，女娲氏却帮助外人，来打垮了伏羲氏，这就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
当伏羲氏征服中原，和女娲氏在河南西部以及陕西南部相遇之后，虽然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接受女娲氏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对女娲氏的阴阳五行文化，还是部分接受了的。这就导致了《八卦图》《六十四卦图》和《干支》文化的产生。
当然，鹿文化，也就是在这种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
五行文化中，有石（后来金属出现就变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从而导致事物的运行变化之说。
伏羲氏部族在遇到这种相生相克的文化之后，就结合自己的星宿文化，将其改造成“世道轮回”之说。
这种“世道轮回”之说，将一个世道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四季分别相配东、南、西、北四方，分别由四神掌管。
具体就是:木神主春，掌管东方；火神主夏，掌管南方；石（后来金属出现就变为金）神主秋，掌管西方；水神主冬，掌管北方。另外，还有土神居中，运化四季，和合四方。
在这个“世道轮回”之说的影响下，伏羲氏部族就发现，自己的部族是这个刚刚产生的农业生产时代的天下第一王，对应的就是四季轮回中的春季。
于是，他们就认为，他们是得到了东方木神的保佑，他们部族的神灵，就是主管东方的木神。
所以，他们就自封为“木德王”，由此而“注春令”。
而因为木神掌管东方，肯定也要居于东方，所以，他们6伏羲氏部族，就一定要“东封泰山”，好让他们部族的木神，有个安居之所。
也是由于这个“世道轮回”的观念，伏羲氏部族就发现，麋鹿是在冬至的前后脱角，“去旧换新”的。
这正好和他们伏羲氏部族的春令时节相契合。
于是，他们就认为，麋鹿有去旧迎新的神能，是他们伏羲氏部族春季出生的助生神兽。
这样，他们就自然到产生了鹿崇拜。
但是，这个鹿崇拜，是在赵宝沟文化的主人玄囂世系入主中原之后产生的，其中，自然就打上了玄囂世系为伏羲氏部族之“太昊”的烙印。
“昊”就是向日之明，就是表示迎接到了东方的木神。
而高庙文化的主人昌意世系，因为不曾征服中原，没有做过“木德王”，自然就没有迎接过东方木神，不具有“太昊”之名的荣耀。
所以，对于这个鹿文化，高庙文化的主人昌意世系就是难以接受的。
这就是青台文化遗址里没有鹿，只有双槐树文化遗址里才有鹿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由于各种龙的产生背景不同，所包含的意义各不相同，所以，昌意世系也不能接受玄囂世系所崇拜的龙图腾。
这都是出于维护自己世系的“嫡孙”地位和“正统”荣誉的需要。
所以，判定一个伏羲氏部族的文化遗址（有玉文化）是属于玄囂世系的遗址，还是属于昌意世系的遗址，我们只要看其中，是有龙、鹿，还是有獠牙兽面纹就够了。
有龙和鹿的遗址，就是玄囂世系的遗址；有獠牙兽面纹的遗址，就是昌意世系的遗址。
而如果一个有玉文化的遗址里，既有龙和鹿，也有獠牙兽面纹呢？
那就一定不是商周之前的文化遗址，而是商周文化遗址或商周以后的文化遗址。
商人，不是属于伏羲氏部族，但是，也与伏羲氏部族有关系。
伏羲氏部族，是属于庖牺氏部族；商人也是属于庖牺氏部族。
所有的东亚地区的游牧民族，都是属于庖牺氏部族，都是属于西王母的后裔。
所以，商人能够站在堂兄弟的角度，既接受玄囂世系的龙和鹿，也接受昌意世系的獠牙兽面纹。
而周人，是黄帝的后裔。
虽然，严格说来，黄帝世系也是属于玄囂世系；但是，他们早早地离开了玄囂世系，相对就比较超脱。
而且，他们其实也是玄囂世系的对头。
少昊金天氏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就是被黄帝世系给推翻的。
另一方面，黄帝世系推翻少昊金天氏之后，也是需要昌意世系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够统治天下。
所以，黄帝世系不会在玄囂世系和昌意世系之间，选边站。
最后，商人和周人，也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即使在感情上有偏向，在姿态上，也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所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句话，是总结得到位的。
标签： 伏羲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