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以精忠报国、收复河山为己任，其拳拳报国之心日月可鉴，所以在他遭受诬陷时，被其忠义精神感染的部下们纷纷为其诉冤，鲜有落井下石者。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某位深受岳飞器重的心腹大将却选择背叛出卖，实在是令人无比寒心。这位恩将仇报的大将，便是担任中军统制的王贵。
王贵是相州汤阴人，在北宋末年投军报效，很早便开始追随岳飞征战，而岳飞也出于同乡之谊和对其能力的欣赏，屡屡提携王贵。凭借着军功不断和岳飞的照顾，王贵在军中官至中军统制，与前军统制张宪一起，被岳飞视为最值得依赖的左膀右臂，凡军中要事必定会与他俩进行商议，然后定夺。
王贵追随岳飞十余年时间，期间忠心耿耿，然而在绍兴十年（1140年）的北伐中，却因为一件事惹恼岳飞，并埋下他背叛恩主的伏笔。当年七月，金朝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率主力猛扑颍昌，王贵奉命率岳云等人迎敌，结果在胜负难分之际，他一度怯战想要逃走，幸亏被岳云及时制止。事后，王贵受到岳飞的训斥、责罚，由此对主帅产生怨恨。
当时宋金之间和议即将达成，而岳飞却坚决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由此遭到宋高宗、秦桧君臣的嫉恨。宋高宗为避免岳飞阻扰和议进程，便在北伐事业大获成功之际，竟然连发十二道金牌，严令岳飞回朝，并将军队交由王贵统领，北伐事业至此形同废止。
岳飞回朝后，先是被授予副枢密使的虚职，随即便遭到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被打入牢狱。为了尽量多的搜集岳飞的“罪状”，秦桧、张俊便引诱曾遭受责罚的王贵诬告主帅，但遭到后者的拒绝。秦、张见王贵不肯就范，便拿他的隐私来要挟他，迫使其最终只能听命。
会秦桧主和，命飞班师，宪亦还。未几，桧与张俊谋杀飞，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闻飞尝欲斩王贵，又杖之，诱贵告飞。贵不肯，曰：“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八·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果不其然，在王贵的配合下，秦桧、张俊利用捏造的证据诬告岳飞，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赐死于大理寺狱中（史料并无“岳飞死于风波亭”的记载，实为小说家杜撰），时在绍兴十一年底（实为1142年初）。岳飞的死讯传出后，南宋百姓们都为之哭泣，而金国朝廷上下却为此拍手称快（“诸酋闻其死，皆酌酒相贺曰：‘和议自此坚矣！’”见《金佗稡编·卷八》）。
岳飞、张宪等人遇害后，作为“叛徒”的王贵立时成为众矢之的，他也深知自己处境危困，所以为了避祸，索性向朝廷引咎辞职。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高宗准许王贵的辞呈，并调任他为添差福建路马、步军副都总管（按照宋制，凡官名前带“添差”二字者才是实职），并授予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的虚衔。同时下令，由张俊的亲信田师中接任都统制，统领岳飞的旧部属。
绍兴十五年（1145年）五月，王贵调任福建路马、步军副都总管，但跟之前的官职一样，都属于只领俸禄、不实际任事的闲官。宋高宗在浏览除授官吏的文书（“除目”）时，对秦桧意味深长地说道：“这些人能长久地享受荣华富贵，对于在军效力的将士们来讲，未尝不是一种激励。”秦桧听到皇帝这样讲，赶紧颂扬主子的“圣明”。
（五月）己酉，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武胜军承宣使王贵为福建路马步军副都总管。上览除目曰：“此辈处之优稳如此，则见在军者有所激劝矣。”秦桧曰：“圣虑及此，可谓深远。”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三》。
就这样，王贵在闲散的职位上又做了8年时间，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八月才病死，享寿不详。王贵死后，朝廷不知出于何故迟迟没有进行追赠，直到5年后，才追赠其为宁国军节度使。王贵深受岳飞的提携、信任，最终却“反戈一击”，出卖自己的恩主，虽然出于迫不得已，但其行为依旧为人所不齿。
史料来源：《宋史》、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金佗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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