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故事》对人类文明式的叙述没有流于公式化，而是用最简单、最晓畅的语言讲述人类文明史上最基本的知识和最精彩的。所以接下来就让小编给大家分享关于人类的故事-奴隶解放的故事吧
奴隶解放
机器的普遍使用并未如亲眼见证铁路取代驿车的那一代人
所预言的，带来一个幸福与繁荣的新世纪。人们提出了几项补救办法，可收效甚微。
奴隶解放的社会背景
1831年，就在第一个修正法案通过前夕，英国杰出的立法家，当代最富实效的政治改革家杰里米·本瑟姆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要想自己过得舒适就必须让别人过得舒适，要让别人过得舒适就必须表现出对他们的热爱，要想表现出对他们的热爱就必须真正去爱他们。”杰里米是一位诚实的人，他说出了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国人的赞同。他们觉得有责任使那些不幸的邻居们也得到幸福，准备倾尽全力去帮助 他们。是啊，到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自由 经济”(蒂尔戈的“自由 竞争”)的理想在那个工业力量仍被中世纪的条条框框缚住手脚的时代，本是必要的。可将“行为自由 ”视为经济生活的最高准则，导致了非常可怕的情形。工厂的工时长短仅以工人们的体力为限。只要一位女工仍能坐在纺织机前，未因疲劳而晕过去，厂主便可以要求她继续工作。五、六岁的儿童被送到棉纺厂劳动，以免他们遭遇街头的危险或沾染上游手好闲的习 性。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强迫穷人的子女去工厂做工，否则将用铁链锁在机器上以示惩罚。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粗食劣菜和猪圈般的过夜之所。常常，他们因极度劳累而在工作时打起吨来。为让他们保持清醒，监工们拿着鞭子四处巡视，遇到有必要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干活时，便抽打他们的指关节。当然，这样的恶劣环境造成了成千上万儿童的死亡。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而雇主也是人，当然有着人人都有的同情心，他们也真诚地希望能取消“童工”制度。可既然人是“自由 ”的，儿童们同样也可以“自由 ”地工作。并且，如果琼斯先生的工厂不用五、六岁的童工，他的竞争对手斯通先生就会将多余的小男孩统统招到自己的工厂，琼斯先生便会遭到破产的打击。因此，在国会颁布法令禁止所有雇主使用童工之前，琼斯先生是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停用童工的。
可如今的国会已不再是老派土地贵族们(他们倨傲地打量着暴发户厂主们，以公开的蔑视之情回敬他们满满当当的钱袋)的天下了，而转由来自工业中心的代表们把持。只要法律仍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情形便不可能出现丝毫好转。当然，那个时代的智者与道德家们并非对种种可怕的情景视若无睹，他们只是没有办法。机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征服了世界，要让它真正变成人 类的仆人而非主宰，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许多高尚男女们的共同努力。
欧洲的废奴运动
很奇怪的是，对这个遍布世界各国的野蛮雇佣制度发起的第一次冲击，为的倒是非洲和美洲的黑奴。奴隶制最初是由西班牙人引入美洲大陆 的。当时，他们曾尝试过用印第安人作田庄和矿山的劳工。可一旦脱离了野外的自由 生活，印第安人便一个接一个地病倒死去。为使印第安人免遭整体灭绝的危险，一位好心的传教士建议从非洲运送黑人来做工。黑人身强体健，经得起恶劣的待遇。并且，与白人的朝夕相处还可以给他们一个认识基督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这对仁慈的白人和他们无知愚昧的黑人兄弟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安排。可随着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棉花的需求量日益增长，黑人们被迫比以往更辛苦地劳动。像可怜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开始纷纷惨死在监工的虐待之下。
有关这些残暴行径的消息传回欧洲，在许多国家激起了废奴运动。在英国，威廉·维尔伯福斯和卡扎里·麦考利(他的儿子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读过他的英国史，你就能体会到历史原可以写得如此妙趣横生)组织起一个禁止奴隶制度的团 体。首先，他们设法通过一项法律，使“奴隶贸易”变成非法。接着在 1840年后，所有英属殖民地都杜绝了奴隶制的存在。在法国，1848年革命使各属地的奴隶制成为历史。葡萄牙人于185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承诺在20年内给予所有奴隶自由 。荷兰在1863年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同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将被强行剥夺了两个多世纪的自由 归还了他的农奴。
美国的南北战争
在美国，奴隶问题引发严重危机，并最终导致了一场漫长艰苦的内战。虽然《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写下了“人人生而平等一的原则，可这条原则对那些长着黑色皮肤、在南部各州种植园内做牛做马的人们却是个例外。随时间推移，北方人对奴隶制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南方人则声称，若取消奴隶劳动，他们便难以继续维持棉花种植业。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众议院和参议院一直为此问题在激烈争论着。
北方坚持自己的观点，南方毫不退让。当情况发展到无法妥协时，南方各州便威胁要退出联邦。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有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而它们之所以并未发生，主要归功于一个异常杰出且富于仁爱之心的伟人。
1860年11月6日，自学成才的伊利诺斯州律师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林肯属于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 人，深明人类奴役的罪恶性质。他精明的常识告诉他，北美大陆 绝对容不下两个敌对国家的存在。当南方的一些州退出合众国，组织起“美国南部联盟”时，林肯毅然接受了挑战。北方各州开始征召志愿军，几十万热血青年响应政府号召，应征人伍。随之而来残酷战争一直持续了4年。南方战争准备充分。南军在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的出色指挥下，不断击败北军。尔后，新英格兰与西部的雄厚工业实力开始发挥决定性影响。一位籍籍无名的北方军官一鸣惊人，成为了这场伟大废奴战争中的查理·马特尔。此人就是格兰特将军。他向南军发起了暴雨般地持续攻势，不给对手的丝毫喘息之机。在他的重拳之下，南方苦心经营的防线接二连三地土崩瓦解。1863年初，林肯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使所有奴隶重获自由 。1865年4月，李将军率最后一支骁勇善战的南军在阿波马克托斯向格兰特投降。几天后，林肯总统在剧院被一名疯子刺杀。不过他的事业已经完成。除仍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古巴以外，奴隶制在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不复存在了。
新思想的尝试
可正当黑人们享受着日益增长的自由 时，欧洲的“自由 ” 工人却在“自由 经济”的束缚下喘息。事实上，工人大众(即所谓的无产阶级)在极其悲惨的处境中竟没有整体灭绝，这在许多当代作家和观察家眼里不啻于一个奇迹。他们住着贫民窟肮脏阴暗的房子，吃着难以下咽的粗劣食物。他们接受一丁点儿仅能应付工作的教育。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事故，他们的家人将失去所有依靠。可是酿酒业(凭借它们对立法机构施加的极大影响力)却在一个劲地向他们提供源源不断地廉价威
士忌和杜松子酒，鼓励他们借酒消愁。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发生的巨大进步，并非出于一人之力。两代人的杰出智慧被凝聚起来，投入到将世界从机器的突然君临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里解救出来的努力中。他们并不想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这样做无疑是愚蠢的，因为对部分人积累的财富，若合理运用，完全能使它有益于全人类。不过，对那种认为在拥有产业和财富、可以随意将工厂关闭而不致挨饿的厂主与不计工资多少都必须接受工作、否则便面临全家受饿的劳工之间能存在真正平等的观点，他们也是竭力加以反对的。
他们努力引进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工人与工厂主的关系。各国的改革者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到今天，大多数劳动者已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减至平均每天8小时的上佳水平;他们的子女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不再像以前一样去矿坑和梳棉车间做工了。
然而，还有些人面对黑烟滚滚的高大烟囱，倾听火车夜以继日地轰鸣，看着被各种剩余物资塞满的仓库，不禁陷入了沉思。他们想问问，这种巨大的能量究竟要把人类引向何方，它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记得，人类曾经在完全没有贸易和工业竟争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十万年。难道就不能改变现存秩序，取消那种以人类幸福为代价而追逐利润的竞争制度吗?
这种观念——即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模糊憧憬，在许多国家都有产生。在英国，拥有多家纺织厂的罗伯特·欧文建立起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社区”，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不过当欧文死后，他的“新拉纳克”社区的繁荣便就此告终。法国新闻记者路易斯·布兰克也曾尝试在全法国组织“社会主义车间”，可效果很不理想。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仅凭在常规的工业社会之外组织与世隔绝的小社团 ，是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之前，有必要先研究支撑整个工业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
继罗伯特·欧文、路易斯·布兰克、弗朗西斯·傅立叶这些实用社会主义者之后，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的理论社会主义研究家。两人之中，马克思名气更大。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曾与家人长期定居德国。马克思在听说欧文与布兰克所做的社会实验后，开始对劳动、工资及失业等问题产生出浓厚的兴趣。可他的自由 主义思想遭到了德国警察当局的仇视，他被迫逃往布鲁塞尔，后辗转到伦敦，在那里做了《纽约论坛报》的一名记者，过着贫穷拮据的生活。
当时，很少有人对他的经济学著作予以足够重视。不过在1864年，马克思组织了第一个国际劳工联合组织。三年之后，他又出版了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漫长斗争史。机器的引进及大规模使用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资本家。他们利用自己的剩余财富购买工具，再雇佣工人进行劳动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再用这些财富修建更多的工厂，如此循环，永无尽头。同时，据马克思的观点，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将越来越富，而第四等级(无产阶级)将越来越穷。因此他大胆预言，这种资本的恶性循环发展到某一天，世界的所有财富将被一个人占有，而其他人都将沦为他的雇工，仰仗他大发善心过活。
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马克思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为争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而斗争。在1848年，即最后一场伟大的欧洲革命发生那一年所发表的《共产党 宣言》中，马克思曾详细列举了这些措施。
这些观点当然受到官方的深恶痛绝。许多国家(尤其是普鲁士)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来对付社会主义者。它们授命警察驱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逮捕演说分子。可迫害与镇压并不能带来丝毫益处。对一桩势单力孤的事业来说，殉道者反而会成为最好的宣传。在欧洲各地，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不久人们便清楚了，社会主义者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暴力革命，不过是利用他们在各国议会里日渐成长的势力来促进劳工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者甚至担任起内阁大臣，与进步的天主教徒及新教徒一起合作，共同消除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危害，把由机器的引进和财富的增长所带来的利润更合理地加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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