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陶寺遗址：尧帝并非传说，而是真实历史？

山西陶寺的考古工作，早就引起过众人关注与舆论热议，这是因为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发掘，推断该遗址为“尧都”平阳。这观点一出，叫好声与批评声顿时涌现。直到早些时候，北京大学著名考古专家李伯谦仍再次提出山西陶寺即“尧都”平阳这一论说。

陶寺城址（来源：许宏《何以中国》书中截图，第5页。）

关乎“尧都”这一观点，与上古时代考古有关。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真如我们所想吗？“尧都”这一说恐怕也非如此简单。

首先，列举一组名词：盘古、燧人氏、神农氏、伏羲、女娲、三皇五帝、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可能大家从小学学大禹治水开始，就已经熟悉这些名词。这些人物或事件都属于上古时代，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神话传说时代。我们所说的“尧都”就存在于这个时代。

其次，再看这段描述：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左右。1978年至198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主要是居住址和大片重要墓地，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为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根据现在考古技术的检测，该遗址存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时段上来讲就是上古时代。

那什么是上古时代？简单来说就是没有直接文字记载的时代，也称“三皇五帝时代”、“远古时代”等。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认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

将这些列举的名词与陶寺遗址的发掘一起放到这个时间范畴内来看，可以发现，在同一时间、事件框架内，使用的是两套话语系统，一则是带有浓重神话色彩的“历史描述”，一则是质朴的考古出土，而我们现在就在两者之间寻找相互印证的证据，以期说明这些人物与事件确实存在于某个地点。因此，我们分别从这两套话语来了解、或想象与陶寺、尧舜禹有关的那个遥远时代。

不同寻常的陶寺遗址：革命？全民性？礼制？

陶寺所在的时间大约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晚期，这正是陶寺“大出风头”的时代。陶寺都城规模巨大，四周一周夯土城墙，城墙圈围起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7公里，宽一般在8米左右，高可阻人。这是将陶寺判断为城的重要原因。

在陶寺的考古出土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在贵族随葬品中已显现出“礼”——其中有几件重器，应属于陶寺文化早期上层社会专用器物。

蟠龙纹陶盘

一是龙盘，即彩绘蟠龙纹陶盘。描绘在黑色磨光陶衣上的朱红色龙纹，在陶盘内壁和盘心作盘曲状。龙纹似蛇似鳄，看起来像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合体。陶盘的用处是盛食器或水器，但从彩绘陶盘的制作工艺来说，应是祭器而非实用器。这样物品在陶寺早期的几座大型墓中发现过，每座墓只有一件，有些墓出土的陶盘虽有绘彩但无蟠龙纹，由此猜测蟠龙图像有特殊含义，可能代表身份、也有可能是部落族徽。

二是鼍鼓、特磬，鼍鼓是蒙鳄鱼皮的木鼓，特磐指单枚使用的大型石质打击乐器。《诗经》中有“鼍鼓逢逢”这类描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为宫廷庙堂乐器。这两件器物主要在陶寺早期大墓中出现，一般每墓放鼍鼓两件，旁置石磐一件。从这两类乐器的使用来说，似乎当时已经有一些与“礼乐”相关的秩序，代表身份等级，也意味着权力的大小。只是从现有物件来看，还比较模糊，或许也可以猜测这只是“礼乐”萌芽时期。

近年陶寺大墓中，发现一座堪称同期墓葬中最高级的大墓，出土100多件套随葬品。一具船型木棺安放在墓室底部正中。木棺由一根完整的木头挖凿而成，通体红彩，上覆布质棺罩。一副完整的公猪下颌被高置在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中央，以其为中轴，这面墓壁下方两侧各倒置着三件彩漆柄的玉石钺和戚（钺的一种）。棺木左侧与墓壁间排列着4柄青石大厨刀和7块木案板，厨刀下的骨骸和朽灰表明下葬当时案板上放着鲜猪肉。墓室周围还存有很多带漆木架的彩绘陶器、漆器、玉器等。

类似这样的大墓在已发掘的陶寺墓葬中，数量极少，不足1%。在一处墓地已发掘的1300多座墓葬中，近90%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10%左右的墓随葬几件或一二十件器物。从这点判断，陶寺社会有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

在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两个很特殊的物品，这两件物品从我们一般的知识理解中来看意义非凡，但是从当时墓葬出土来看却又并非如此。

第一件是红铜制作的铜铃，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复合范铜器。铜铃很小，长五六厘米，宽两厘米多，做工粗劣，经成分测定，铜铃系将近98%的纯铜铸成，而非后来的合金青铜。然而，它的意义在于在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出现复合范铸造工艺，可能成为日后青铜礼器大量出现的技术条件。

但是，这件铜铃并非出现在大墓中，而是出现在一座仅能容身的小墓，陶寺文化晚期。铜铃大约挂在死者腰部或下腹间。墓中除了这个铜铃也没有别的物件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很难认为这与后世的青铜时代有绝对的承继关系。至少在陶寺时代，铜器还不能称为礼制的代表，而我们也没法找到其他的证据说明陶寺的铜器铸造与日后在河南一带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有绝对关系，或者可以说也许这是多源起源。当然，这个铜铃也许还有别的解释。后来在陶寺晚期的一座中小型墓中也发现过一件铜齿轮形器，其中含坤，器物带在墓主人手臂，专家推测是饰物。

另一项则是类似文字的符号。这是在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灰坑内发现的，在一件残碎的陶扁壶上，有朱红彩笔画痕迹。据观察过扁壶的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推测：“会不会是字？”随后也产生了大家对朱书符号的更多猜测，“易”、“尧”、“文邑”等观点频现，“尧”当然可与“尧都”这一猜想符合，而“文邑”是有专家认为这是夏邑。

陶扁壶朱书

对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许永杰教授有过一段详细的解析。

“现在学者多相信文献上讲的“尧都平阳”，尧的活动地域就是今天山西境内。现在陶寺是尧都所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陶寺发现了“文字”，在陶器上见到了朱书的陶文。但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陶文是写在一个绳纹陶器——扁壶上的。这件东西并不是陶寺遗址最漂亮的陶器，不好理解为“重器”。假如这个器物只是一般的生活用具，那这么重要的文字——表明“文明”和“尧都”——会写在一般的器物上？第二个问题：这件写有两个文字的器物是绳纹扁壶，具有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主要在现山东境内）晚期的因素，“文”、“尧”写在“山东货”上？很难理解。

第三个问题：陶壶上的两个字，其中一个是“文”，大家基本认可了。另一个字怎么认？发掘人何努说是“尧”；学者罗焜说是“易”，也就是阳光的“阳”，“易”或“阳”都跟尧相联系；《考古学报》执行主编冯时认为是“邑”，邑是指无城墙的聚落，“文邑”与夏相联系，夏的都邑叫“夏邑”，“文邑”就是“夏邑”。不过，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陶寺遗址发现城墙了，很难说是“邑”。第四个问题：现在我们不管把这个字认成什么，认定的基础都是跟甲骨文对比，以甲骨文“隶定”的。

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汉字是一个文字系统，但商以前的文字和甲骨文是不是一个文字系统？说不清楚。商晚期殷墟的甲骨文是大量的，但商早期的文字是什么样？商早期的二里岗遗址据说发现了文字，但就数个，和殷墟连接还有困难，也就是说文字目前能不能追到商代早期都很难肯定。另外，夏的文字如何，没有考古发现可以说明。夏族和商族不是同一部族，他们的语言相同吗？记录语言的文字相同吗？没有能够说明的证据。

假设陶寺遗存是尧部族的遗存，尧部族和夏族、商族是同一部族吗？他们的语言、文字一脉相承的吗？龙山时代与商晚期中间隔着商早期和夏，时间误差相当大，用商部族的甲骨文去“隶定”尧部族文字可以吗？即使到东周时期，从大的方面来看文字是一个体系，但各国还有各国的文字，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用商的文字系统来给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字定位，应当说是有问题的。我这样讲不是完全否定，只是说有问题。”

然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告诉大家，当陶寺遗址出土现场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的时候，让在场专家不寒而栗——在这个陶寺都邑曾发生过一场“暴力革命”：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四五十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壕沟里堆积大量建筑垃圾，有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几座大墓中的残存回填现象等，让人猜测当时可能发生过一场人为毁坏运动。

基于考古学者许宏的描述、推测，他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而考古学家从日用品的风格分析，延绵数百年的“陶寺文化”又大体是连续发展的，也就是说，报复者与生前显赫的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显然，作威作福的陶寺贵族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来自群团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它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

但另一方面他也对“革命”后的陶寺有了新的疑惑：“革命”虽然削去了陶寺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但这个社会仍延续了百年左右才最后消失。在这百年里，陶寺失去了作为权力中心的都邑地位吗？抑或从控制整个临汾盆地到仅保有塔儿山以北的“半壁江山”？它的社会上层在“革命”中仓皇出逃、另择新都，因而导致陶寺的衰落？还是这处都邑接近无政府状态，在高度的阶层分化后，社会归于“平等”，陶寺人在“共同贫困”中走完了他们最后一百年的历程？陶寺人的最终下落又如何？真如有的学者推测的那样，陶寺人是被逼北上到了内蒙古朱开沟一带？不过，与二里头关系密切的东下冯势力在晋西南的出现，应该是陶寺衰亡之后一百余年的事了。那么，又是什么人逼走了他们呢？

而且从陶寺遗址的整体布局来看，尽管有阶层分化，但各等级又处于同一墓地，并没有发现独立王陵区。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囊括进一个大的城圈。这种“全民性”，使我们对陶寺社会的进化程度也无法作过高估计。这或许是原始性的显现，也或许是区域和不同族群间文化特征的差异。

“尧都”一说怎么来？

这些都是考古发掘工作中出土的文物与场景，很质朴，不言不语。而考古学者面对这些沉默的物件，除了仔细观察、比对、技术检测等研究外，还要依靠一种方法就是检索文献材料。

随机举几个例子，如《汉书·地理志》载：“晋阳本唐国，尧始都于此。”《都城记》说：“晋阳城北二里有唐城，尧所筑”。另《后汉书·郡国志》中的“唐县”引注：“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及《太平寰宇记》等著名的古代地理志书，都有相似记载。这还涉及到尧及尧部族曾有过迁徙活动。

郑玄在《诗谱》中说：“尧始居晋阳，后迁河东。”阎若琚所著《尚书疏证》载：“尧为天子实先都晋阳，后迁平阳府。”于是，有了“尧都平阳”之说，同时也印证了“尧始都晋阳，后迁平阳”的这一说法。太原有另一个古名为“北唐”，唐尧由太原迁都平阳，因太原地处平阳之北，为区别初都太原之唐和平阳之唐，以地理方位为准，在太原之唐前面又加了个“北”字。

大家仔细看上文所引用的文献材料，需要特别注意这些文献材料几乎都是后世文献，即使像《尚书》、《竹书纪年》（这些文献本身还存有真伪问题）的文献大约也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更何况有些文献本身也存在真伪之争，也就是并不能从考古或别的途径看到当时的直接文献记载，我们所得知的关于尧乃至整个上古时代的内容，都来自后世追述文献，而且也包含了很多神话传说色彩。从这一点来说，将陶寺与“尧都”互证并断定并不恰当。

这就是文章一开头引用的徐旭生先生的那句话，“只有到殷墟时代，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也就是通常说的商被认为是“信史”，在此以前因为缺乏文字材料而无法确实，这与信不信是两码事。

如果用王国维的话来讲，就是“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和地下文字材料互证的方法。上世纪初，正是用这种方法，最终确认甲骨文和殷墟的主人系历代商王，使商后期的历史成为“信史”。当时大师王国维也十分自信地提出，既然可以将中国历史确证到商晚期，那么要将中国历史的起源再往上追溯也是十分可能的。——这成为中国考古学家心底的梦。

因此，“对号入座”、“史从论出”的研究几乎从每一项重要考古发现的开始就存在了，也是我国考古的一大“特色”。但殷墟时代及其后的“历史时期”与前殷墟时代，在考古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对后者而言，使商王朝成为“信史”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地下文字材料（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而非个别字符）开始付诸阙如。几乎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乐观自信的考古学家就开始把严苛的“地下文字材料”放宽到没有文字的“地下材料”，认为从年代、地望、社会形态、文化特征诸方面把它们与传世文献互证、检验，也可以确定夏文化甚至五帝文化等，从而将中国的“信史时代”不断推前。

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再看陶寺的推论就比较清楚了。要知道这处大邑的发现，最初是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

什么时候考古学者又将对陶寺的“夏文化”判断改成“尧都”的呢？这是随着1980年代偃师商城的出现，对原本“二里头商都西亳”说造成冲击。在夏商断代有了新的认识之后，陶寺文化也出现了新的看法。据高炜先生梳理目前学界的认识是：“鉴于陶寺文化的中心区同后来的晋国始封地大致重合，根据《左传》昭公元年、定公四年记载，这一地域应即史传‘大夏’、‘夏墟’的中心区，又是唐墟所在。若仅从地域考虑，陶寺遗存族属最大的两种可能，一是陶唐氏，一是夏后氏。若从考古学文化系统来看，既已判断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而陶寺文化同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又都不衔接，则将其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

而且，从高炜先生的这段话中大家可以发现，在上古考古学中存在着两种话语体系的混用。用考古学者许宏先生的一张图片，就可以清晰看出其中的问题。

“尧”是谁？“尧”的时代如何？

况且，即使我们将商后期认为是“信史”，但也不能解释商前期的问题，比如现在叙述商的王权体系时，仍夹杂很多部族起源的神话，而部族起源与中国创世神话之间密不可分。以“尧的家世谱系”为例，来看上古时代的“历史”叙述，尧和商之间也有一点关系。

相传尧父为帝喾，母为陈丰氏女。帝喾乃黄帝玄孙，在位七十年，“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黄帝、帝喾在《史记》中被列入“五帝”，但“五帝”这一说本身存在很多说法，被列入“五帝”的大概也不下七八位。帝喾死后由尧的异母长兄挚继位。挚在位九年，为政不善，而让位于尧。

高祖：黄帝

曾祖：玄嚣

祖父：蟜极

父亲：帝喾

——姜嫄，有邰氏，帝喾正妃。生一子，名弃，史称后稷被周族认为是始祖，后人尊为谷神，其后代姬发（周武王）建立了周朝。

——生母：庆都，陈丰氏，帝喾三妃。生子放勋，即唐尧。

——简狄，有娀氏，帝喾次妃。生一子，名契，据传契为商族祖先，契的后代成汤建立商朝。据传简狄还生有一女，名字不详，为盘瓠之妻。

——常仪，娵訾氏，帝喾四妃。娵訾氏是娵与訾的合婚族，娵訾氏与帝喾联姻生子挚，生女嫦娥。

——建疵，有娀氏，帝喾五妃，和简狄为姐妹，生台玺。台玺与儿子叔均都曾为周部族首领。

尧的正妻：女皇；但相传尧曾与一位鹿仙儿的女子也曾有过婚誓。

儿子：丹朱等九子

女儿：娥皇、女英

女婿：舜

从这张谱系表中可以发现，中国历史起源基本出自黄帝这一支，商周两族与尧存在亲属关系，分属不同部族。当然谱系表中还不能看到的是，这些部族始祖的出生都是神话，比如商的始祖契，则是其母亲简狄，契的出生故事是“玄鸟生商”，屈原《楚辞·天问》中曾写：“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至贻，女何嘉？”尧则是其母见空中赤龙，在昏睡后怀孕，十四个月产下尧。

由此，如果再算上神话传说的叙事方式，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话语就显得非常杂乱。再者，后世知道这些神话传说，也是从追述文献所了解。那么，也存在着一个合理的质疑，所谓的这些家世、谱系、王权系统本身也包含了后世的人为构建，起码可以部分怀疑。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中文版序”中指出：“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把西周金文中的情况搞清楚（哪怕是不能完全搞清楚），这样我们即使使用后世文献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我想对于重视史料价值的失血研究者来讲，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因此，在西周政府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不是首先用《周礼》的。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关西周历史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同理可说明，“尧都”的问题。

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如你所想吗？陶寺真的是“尧都”吗？

其实，现在考古学界对陶寺遗址存在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中原景观也产生了很大变化，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这与我们已有的认知体系有所差别。许宏先生是这样描述的：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河以东的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在陶寺辉煌时期，隔河相望的河南——此后要在中国文明史上大放异彩，也是城址林立，但与陶寺的气派相比则显得很小。最大的登封王城岗城址30多万平方米，禹州瓦店遗址有两处围以环壕的区域，各约40度万和50多万平方米。其他城址的面积则大多仅有10余万甚至数万平方米。与中原相映生辉的山东，此时最大的城址面积也只有30多万平方米。

大约同期，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逐渐显现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新砦的崛起，为类似二里头所代表的王权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但现在考古学也无法对新砦做出一个确实的判断，它也更像是这一时期的特例。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最后，再回到陶寺遗址是否是4000年前的“尧都”问题，这并非是或不是能回答的问题。解读文字诞生前后“文献不足征”的时代无字地书，进而构建“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学的作用无可替代。文献史学和考古学是建构这一历史框架的途径和手段。但文献记述，却不易与具体的考古学现象相对应。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无法在缺乏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证尧、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实存在，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这些国族或王朝。狭义的王统的话语系统和视角，也不足以涵盖勾勒出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

历史学本就是一个无限接近真相的过程，考古也无异于此，但可能恰恰是这两者的最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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