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时节，草长莺飞，万物现出了勃然生机。在春光明媚的早晨，陪父母在汾河岸边踏青漫步。清爽的晨风掠过水面，泛起了微波涟漪，心绪宁静。
路边的柳树抽出了嫩绿的枝条，婀娜多姿，随风曼舞。油然想起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仿佛与诗人同景共感，心情顿然畅舒，细细品味其中之妙。
远处是几座跨河大桥，形态各异，雄宏伟岸。这几年，太原建设得越来越好，百里滨河公园成为一道亮丽景致。过了天命之年，事业与家庭多不能兼顾，也许是一种寻常的无奈。
繁忙之余，陪父母走走，短促的人生之路就在脚下。年迈的蹒跚脚步，陪伴着走过一程又一程，生命的传续渐渐向前。父母的喜悦是盼望儿女在近前，多一份喜悦，就是多一份孝心。
从父辈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生命的轮回大抵如此。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平常的日子里，多些时间去陪伴父母，珍惜这份人伦大爱。平淡中显出温馨，岁月静好，只在于心境安适。
生活中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读书，精神滋养着生命，难舍难离。用了一年多时间，粗略地读了一遍《资治通鉴》，对于浩繁的历史只有肤浅的印象。
再读《资治通鉴》，依然对唐朝这段历史兴趣最浓，能够从中窥见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实质。可以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唐朝极具代表性。享国近三百年，历经贞观、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后日渐式微，最终陷入了藩镇割据的乱世之中。
所谓大唐盛世其实很短暂，君王的英明睿智维系着帝国命运，往往是人亡政息昙花一现。大唐王朝的缔造者李世民，开创了旷世伟业，成就了中华历史上少有的宏大帝国。
封建世袭制有一个无解的难题，就是继承人问题，再英明的君主也难料身后之事。李唐王朝并非江山代有才人出，后继之人总体是一代不如一代。藩镇自立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加之帝王昏聩奸佞乱政，曾经的大唐王朝早已残破凋敝。盛世落幕，中华帝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历史轮回再度重演。
论及王朝盛衰原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从大量的史实中发现其端倪。贞观盛世是中华文明之巅，在政治、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至今依然是“中国梦”之向往。
生民养息，政治清明，呈现生机勃发之气象。唐太宗采纳了魏征休养生息之策，汲取隋朝穷兵黩武以至于亡国的教训。薄徭轻赋，关心民众疾苦，鼓励农商，社会经济得以大力发展。
一般而言，大多数新王朝都能施行这样的策略，这只是巩固王权统治追求国家长治久安之基策。要想开创一代盛世，这些措施远远不够，还需要开明君主与辅弼贤臣。
明君与贤臣同生共存，没有明君，就不会有贤臣。唐太宗心胸宽广睿智旷达，选贤任能，从谏如流，此为开明帝王的禀赋特质。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唐太宗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旷世奇才，先后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褚遂良等历史名臣。
政通人和，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军事威服四夷，大唐盛世犹如一颗璀璨明珠光耀东方。在鼎盛时期，都城长安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其时的古罗马望其项背。儒释道文化得以大发展，中华文明走向成熟，开放包容的大国情怀日臻展现。
其后的大唐王朝，国运起伏沉浮，统治阶层政权斗争加剧。虽有武则天篡权与还政的重大变故，但总体而言，帝国依然保持完整强盛。唐玄宗李隆基承接了大唐运势，开创了唐朝历史的第二个高峰——开元盛世。
唐玄宗富有戏剧化的人生，印证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古训。在位四十四年，承平日久，渐渐精神懈怠消磨了意志。后期沉迷女色，宠信奸臣，朝政荒废，最终遭致安史之乱。
反观唐玄宗的一生，成败反差鲜明，确与其谥号“玄”相称。其实，唐玄宗与其先祖唐太宗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善于用人。玄宗初期，任用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贤臣，有姚崇、宋璟、张九龄等。
但后期用人颇为历史诟病，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尤其是李林甫，是十足的奸佞小人，善于玩弄阴谋诡计陷害忠良，人称其“口有蜜、腹有剑”，绰号“李猫”。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玄宗逃离长安，时局动荡战乱不断，黎民陷入无边苦难之中。皇权失去了控制全局的能力，军事实力较强的节度使由于救驾有功，逐渐坐拥做大各怀异志。
至此藩镇割据走上历史舞台，中央政令不畅，节度使父亡子代僭越皇权。这样的情形愈演愈烈，经常出现皇帝无法任命节度使的尴尬局面，往往是藩镇胁迫皇帝任命自己推选的继承人。
为了不至于引发新的叛乱，皇帝只能忍气吞声半推半就。这就更加助长了藩镇的嚣张气焰，军事篡夺频发，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节度使的更替主要靠阴谋夺取或武力威压，因此杀戮成为一种常态，“血腥的唐朝”由此而得。
翻阅《资治通鉴》唐朝中期这段历史，记载最多的是杀戮场面，动辄斩首几千级。唐朝鼎盛时期人口达7000万之多，到安史之乱后期人口锐减至1600万，战乱的残酷杀戮可见一斑。安史之乱严重摧毁了大唐王朝的根基，一改盛世雍容尔雅之风，变得野蛮残暴，同时也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中唐之后，经德宗、宪宗两朝，虽偶有起色但颓势难逆。唐德宗一朝，饱受藩镇战乱之苦，几次逃离都城长安。值得肯定的是，德宗任用杨炎、李泌、陆贽、李晟等能臣，国家局势基本趋于稳定。
其最大的功绩是改革税制，废租庸调制，创立“两税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打击豪强，减轻民众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唐德宗在位二十七年，承接安史之乱的危势，饱尝战乱之痛。对民之疾苦国家危亡有深切感受，虽有猜忌大臣、姑息藩镇、任用宦官、宠信奸臣之过，总体评价还属有为之君。
在抵御外族侵扰、平息内部战乱、促进工商业发展等方面颇有建树，为其后唐宪宗“元和中兴”创造了有利条件。客观评价一位君王，需要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待，不能单纯从君王个人优劣去判断。
盛世帝王不易，乱世君王更难。在时局动荡的恶劣环境下，如何维持政权稳定国家统一是当务之急，唐德宗基本做到了。
至于猜忌大臣，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臣僚们大多是首鼠两端明哲保身，少有拼死直谏的忠良之臣。一念之差，一策不慎，顷刻间招致身死国亡。真伪难辨，人心叵测，唐德宗逐渐养成多疑自负的性格，频繁更换宰相多达三十五位。
姑息藩镇也是无奈之举，皇权失去应有的威慑力，尤其是军事控制权旁落。屡遭失败，几度逃离都城如丧家之犬，唐德宗终于明白了，凭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消灭藩镇，只能维持一种弱平衡。
任用宦官，实质上是无人可信的逆反心理使然，其实德宗在登基之初是疏斥宦官的。但在每次逃亡中，跟随身边保护自己的只有宦官，逐渐产生了信任与依赖。大凡王朝后期都有宦官干政专权的现象，其本质是王权衰弱的表现。君命出不来宫廷，身边无可信大臣，宦官成为君王最信赖的人。
宠信奸臣也并非君王昏庸所致，也许是一种政治权谋。君王最担心的是大臣专权，对君权形成威胁，宰相的权力太盛会引起君主极深的猜疑。君权与相权是一对矛盾，很难平衡，所谓的奸臣由此而生。忠言逆耳，正直的宰相往往触犯龙颜，时间久了君主会感觉到一种压力。毕竟像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君王极少，近小人远贤臣的居多，越是末世奸臣越多。
以上论述并非为唐德宗开脱过错，君王功过有其历史局限性，不能简单以其成败论英雄。读者一般都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将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君王的昏庸无道。
其实不然，如果深谙历史，就会如临其境有深切感受。通读历史，就会发现无道昏君其实是极少的。大多君王失败于善始而不能善终，有其复杂的历史成因，不能一概而论。
以凡人之眼观君王之心，就会形成一种君王形象的复合体——平民情节的君王，这只能作为民间传说而非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君王是政治生物，一切为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要，很难用常人的情感去衡量。
于常人而言，君王对于人伦情感的处理很难理解，有时也很难接受。要想了解君王真实的一面，需要深入历史当中去慢慢解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代王朝诚如是，此为历史周期律。
“人治”封建王朝更是如此，唯一的区别在于变化的快慢，大多由盛转衰非常快。宏阔壮丽的贞观盛世，不过短暂的二十多年，余世即为漫长的衰落如日薄西山。
纵观历史，在波折中前行，即使是最英明的帝王也很难做到善始善终。秦始皇大一统的昙花一现，汉武帝穷兵黩武晚年的轮台罪己，唐太宗太子谋反几乎重演玄武门之变。
封建世袭制，在君王的选择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帝位传承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可变性。苟不得人，道不虚行。多数君王根本不具备应有的威望与能力，国家命运维系于君王，往往导致一人以兴邦、一人以丧邦。
王朝更迭，兴废交替，引发无尽的社会动荡，由此推动历史波浪前涌。历史是一出重复上演的悲喜剧，留给后人无限感怀与遐想。当历史的大幕落下，新的剧情依次展开，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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