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汉唐时期，西域丝绸之路的开辟，积极打通了内地和边疆的密切往来，同时也把中原文化带到了西域，通过融合和发展，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国风”范畴中独具特色的西域文化，这一点，特别是在唐朝体现得淋漓尽致。
无疑，唐朝的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及对区域文化的宽容，经过西域与中原之间频繁的人口迁移带动了文化交融，也是对主流中原文化的认同，于是便形成了唐朝“胡汉一体”的格局，成为唐朝国家治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想象那时的唐朝，如果你走在长安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宽衢大道上，遇见的绝不仅仅只有唐朝人。你随时会遇见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东罗马）人、倭（日本）人、新罗（朝鲜）人、天竺（印度）人、真腊（柬埔寨）人、骠国（缅甸）人……他们中有首领、大臣、使节、士兵、商人、学者、留学生，还有僧侣、艺术家、医生、工匠、歌姬，甚至有“色黑如墨、唇红齿白”的昆仑奴（黑人），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特别是“天宝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的时期，在政治上有自信心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有足够的自信心，并蓄兼收，群花同放。
这里只说西域，就是今天的新疆。
唐政府在西域治理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军事、政治建设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文化教育的推行，短时间内，学堂遍布，生员挤挤，为西域地区培养了大批“国家通用语言（简称）”人才。中原文化在西域多元文化中始终占据引导地位，中原文化成为西域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趋向。
唐代的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昌盛成熟的阶段，任何外域文化传入中国，都没有可能消溶唐文化，而只能作为一种新养料注入唐文化的整体内。唐代西域地区也如中原，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的传道授业，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大量中原民众、商人、求法僧人、文人志士等到达西域，与西域民族杂居相处，在语言、习俗、文化、信仰等领域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提高了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国语像一座立交桥，沟通了时空交错中的四大文化，它利用自己优越的地理条件，把中华文化的因子向四周辐射出去。
古代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平的时间更长久，因此积累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制度经验，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更加突出。这也使得“四夷”对中华传统文化趋之若鹜，争相学习效仿。他们不仅能熟练地操持一口标准汉语，也能品茶论道、习武泼墨；唐装也开始风靡各国，成为各国、各族人民穿着的首选。
在西域地区，国语教育的成功实践和国语西渐的案例，体现了唐朝民族融合发展的程度之高，最终形成了唐朝西域对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的认同，从而奠定了唐朝治理西域的文化基础。
西域汉族先民与西域民族杂合相处在语言、习俗、文化、信仰等方面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促成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国语教育及普通话走向世界，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如今的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国语教育深入人心，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教育和文化的一种主流，处处洋溢与体现着“国风”在边疆地区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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