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代秦人兴修的两大水利工程中，位于南方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因其经济效益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提高而闻名，至今已是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北方关中平原的郑国渠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声誉。我认为汉六辅渠、汉白渠、唐郑白渠、宋丰利渠、元王御史渠、明广惠渠、清龙洞渠与近现代的泾惠渠都是郑国渠持续发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国渠也是几乎持续两千多年的大型水利工程，而且其发展轨迹明确，充分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一、秦郑国渠是沿北山由泾到洛跨流域供水的大型淤灌工程
历史文献详细记载了郑国渠的修建过程、经行路线、经济效益与淤灌压碱性质。《史记·河渠书》曰：“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汉书·沟洫志》所记基本相同。
据《史记·六国年表》，秦王政元年（前246），“作郑国渠”。《汉书·沟洫志》则曰：“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前111）百三十六年”。二书所记年份完全相符，证明郑国渠创修年代必为秦王政元年，即公元前246年。
郑国渠并不是一般的引水灌溉工程，而是具有淤灌压碱性质的大型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明言：“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汉书·沟洫志》也说：“渠成而用（溉）注填阏之水，溉泻卤之地”。其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唐人颜师古注曰：“注，引也。阏读与淤同，音于据反。填阏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碱卤之田，更令肥美，故一亩之收至六斛四斗”。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郑渠所引之水为高泥沙浑水。泾水为多泥沙河流，汉人歌之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今人测量结果是，泾水多年平均含沙量高达每立方米180公斤以上。这种从陇东高原带下来含有机质的泥沙，随水一起输送到低洼沼泽盐碱地区，则有淤高地面、冲刷盐碱、改沼泽盐卤为沃野良田的功效。二是郑渠淤灌之地是末垦殖的沼泽盐碱地，不是农耕地。《史记》明确地说是“溉泽卤之地”，《汉书》则说“溉泻卤之地”。泻是指咸水浸渍的土地，其实意思并无不同。
郑国渠首起瓠口，傍北山东行入洛，共三百余里，其渠道以南地势相对低洼，原为泾渭清浊洛诸水汇渚，形成面积广大的湖泊沼泽区域，后经河流携带泥沙与风吹黄土的堆积淤高，陆续有陆地生成，也有了人类居住的遗迹。部分遗留下来的湖泊逐渐富营养化，杂草生长，发展成沮洳（沼泽）之地。在湖泊沼泽陆地之间，土质多带卤性，是盐碱严重之区，非有河流冲刷碱卤不能种植，而靠自然河流的塑造，已有少量土地成为垦殖之田，但较为零星。郑国渠的开凿，人为大规模引来浑水淤灌，始迅速淤成良田美壤，“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也就是说，郑国渠不是浇灌农田，而主要在于引浑淤地，改良低洼盐碱，扩大耕地面积，使关中东部低洼平原得到基本开发。
《史记》《汉书》记载郑国渠线只有十个字，“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虽很简略，但也说明了两大问题，一是郑渠沿关中北山之南缘，自西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布置在灌区北边较高的地带，走的是高线。由于泾洛之间这块平原西北高东南低，故其能够控制的自流淤灌面积较大。二是郑渠首引泾水，尾注洛河，长达三百余里。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沮水》较详细地记载了郑渠路线，郑渠自瓠口引泾水后，“渠渎东迳宜秋城北，又东迳中山南。……郑渠又东，迳舍车宫南，绝治谷水。郑渠故渎又东，迳巀辥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绝清水，又东迳北原下，浊水注焉。……又东，历原，迳曲梁城北，又东迳太上陵南原下，北屈，经原东，与沮水合。……沮循郑渠，东迳当道城南，……又东迳莲芍县故城北，……又东，迳粟邑县故城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其中指示郑国渠渠线走向的地名有二山、四水、三原、七城、一宫、一陵。1974年，西北大学历史系、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泾惠渠管理局共同组成了调查组勘察了郑国渠渠线及其相关问题。当时根据《水经注》的记述和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结合大比例尺地形图和各地地形特点，绘制出了郑国渠的基本路线，泾管局档案室藏有原件，公开发表的可参见西北大学历史系《郑国渠》编写组编著的《郑国渠》一书与李健超先生的论文[1]。其所绘渠线大致沿海拔450－370米的高程，自西向东，循北原而行，修建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由渠首瓠口到入洛河的实际长度126.03公里，由汉代一里约为414米，三百里相当于124公里，故文献记载长度与所绘颇为接近；渠首海拔高约450米，渠尾高约370米，首尾高差80米，渠道平均坡降为0.6‰。
郑国渠引泾注洛三百余里，其间经过几条自然河流，这些河流原皆是由北部山原发源向东南汇入渭河的，与自西而东的郑渠不可避免地形成交叉。郑渠是如何处理这种与天然河流的交叉的呢？按《水经注·沮水》记载，郑渠“绝冶谷水”、“绝清水”、“与沮水合”，浊水也是注入郑渠的，即是将沿途与渠道交叉的各河流“横绝”而过。由于当时河床尚未深切，河浅滩平，郑渠横穿沿途诸交叉河流时多采用筑坝、修堰、开沟等方式，拦截或导流诸川水入渠，充分利用各小河水利资源补充水量，使泾河至洛河之间的淤灌渠道连成一片，开创了跨流域大规模输水的水利工程先例。
二、汉六辅渠、白渠改造郑国渠为南北两大干渠的灌溉工程
西汉六辅渠、白渠的修建对郑国渠意义重大，它们不仅使引泾水利工程发生了从淤灌到浇灌的技术转变，而且实现了由主要淤灌低洼盐碱地到浇灌高平农田的空间转移，形成了南北两大干渠的农田灌溉工程。
六辅渠是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开凿的，《汉书·沟洫志》曰：“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六辅渠是对郑国渠渠系工程的改造，使其性质大变，由淤灌造田转变为浇灌农田，可称得上中国北方大型引河浇田水利工程的开端。
关于六辅渠的修建范围及引水之源，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倪宽传》中明确地说，六辅渠“则于郑国上流南岸更开六道小渠以辅助溉灌耳。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尚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辅渠。故《河渠书》云：关内则辅渠灵轵，是也”。其注《汉书·沟洫志》时也说：六辅渠“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也”。是说六辅渠以郑国渠为水源，在郑渠南岸修建了六条支渠以辅助灌溉。唐代六辅渠遗制尚存，除颜师古所载已如上引外，李吉甫也有记载：“今此县（指云阳县）与三原界六道小渠犹有存者”[2]。
六辅渠是从郑渠干渠中开六条小渠以辅助郑渠的，但灌溉对象却不一样，郑渠是“溉泽卤之地”，六辅渠是“益溉郑国旁高卬之田”，前者是淤灌性质，后者是浇灌农田性质。至六辅渠建成，关中大规模引河灌渠才有了今天意义上的农田水利性质。
六辅渠又叫“辅渠”，同时也称“六渠”，谓有六条渠道。从其名称看，六辅渠很象郑渠的六条支渠，多股引水，与今天的农田水利渠系相同。而且其浇灌之田正是郑渠未能淤灌地方的已垦成农田。郑渠是淤灌性质，引流浑水，为防其淤塞渠道，故要求输水支渠比降较大，这样向下引流，必有一些较高之处无法自流引到，而实际上这些高地也不需淤灌，人们早已开垦成农田。现修六辅渠，适当缩小比降，到了下游地段，支渠将可浇灌到高程相对以较高的农田，这是毫无疑问的。
六辅渠是中国北方大型引河灌田水利工程的创始，在此之前虽有些引水灌田的陂池蓄水型工程，但规模特小，无法与六辅渠这种引河灌渠相提并论。六辅渠虽只是郑国渠的六个支渠，但其改变了郑渠的淤灌性质，使之增加了浇灌农田的内容，成为淤灌与浇灌并举，并越来越以浇灌为主的引泾工程。初时郑渠的淤灌功能不可能完全丧失，因其控制范围还有一些低洼盐碱地需要淤高改良。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在汛期，引浑淤灌，来发挥郑渠原有的功效，而在平水期，高地农作物需要额外补充水份时，六辅渠又能发挥浇田抗旱之作用。因郑渠渠线较长，引水河流多，此两种效用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郑国渠引浑淤灌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在数量或外延上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相对于此，六辅渠（也包括六辅渠改造过的郑国渠）引水浇灌农田，使农作物增加了抗旱保收、丰收的能力，提高了粮食亩产量，不仅可保证郑渠新开辟农田的增产，而且连过去已有的旱田也可进行浇灌达到了增产丰收，则是从深层次的内涵上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如果说郑渠的淤灌促使了关中农业区的形成，则六辅渠的浇灌水利可以促成关中农业区更上一层楼，达到中国古代史上的充分开发。
六辅渠上承郑国渠，又改造了郑国渠，下启白渠，具有由淤灌向浇灌水利工程转变的承上启下作用，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应该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六辅渠兴修十六年后的太始二年（前95），关中又兴修了著名的白渠。《汉书·沟洫志》曰：“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
白渠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较为持续稳定地建立了旱地农区的大型浇灌系统，其与北部的经过六辅渠改造后的郑国渠形成引泾灌区的南北两大干渠，浇灌和淤灌着广大的农田和荒地，使渠下田获得丰产丰收，关中农业区走向繁荣，使泾水东部平原成为关中最为发达的地区，建成为供应都城长安数十万人口衣食所需的重要经济基地。《汉书·沟洫志》曾给其经济效益以高度评价：“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班固《西都赋》极铺陈关中郑白两渠的作用：“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倚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锸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3]。这正可反映汉代郑白并存时的情形。
我认为汉白渠与郑国渠是引泾灌溉渠系的南北两大干渠，可以说是秦郑国渠的发展。这与上世纪出版的权威水利史著作《中国水利史稿》的观点基本相同。《中国水利史稿》认为，白渠建成后，“郑国渠当时仍维持石川河以西旧道，白渠则在郑国渠之南，郑白二渠是一个灌区的南北两条渠。此后郑白齐名，并往往统称为郑白渠”。[4]。
西汉以后郑国渠经过历代的多次修复，仍然断续地发挥其放淤与浇灌的作用，历魏晋北朝，在到唐代中期，才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晋时，江统有《徙戎论》，见《晋书·江统传》。其中言：“夫关中土沃物丰……加以泾渭之灌，溉其泻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似乎晋时郑白二渠仍然维持着不错的局面，潘岳《西征赋》也说：“北有清渭浊泾，兰池周曲，浸决郑白之渠”[5]。后来五胡侵入，关中沦为战地，农业经济残破，水利设施也遭废弃，但在前秦苻坚时，郑白故渠仍然得以恢复。《晋书·苻坚载记》载其事曰：“（苻）坚以关中水旱不时，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是“依郑白故事”，所灌乃“冈卤之田”，对冈地乃是引渠水浇灌农田，以象白渠、六辅渠那样；而卤地则只能象郑国渠那样进行放淤改良。
三、唐中后期北系各河流发展起各自独立的引水渠系
唐朝时代，引泾灌溉工程得到恢复，似乎不仅白渠，郑国渠也得到了修复利用，遂有通常所称呼的“郑白渠”。大历十二年（777），京兆少尹黎干奏曰：“请决开郑白支渠，复秦汉水道，以溉陆田”。光启元年（885）诏称：“关中郑白渠，古今同利，四万顷沃饶之业，亿兆人衣食之源”[6]。北干渠系下游的清水与引泾的白渠渠系相互连贯是有确切文献证明的。据开元《水部式》，“京兆府高陵县界，清白二渠交口著斗门堰。清水，恒准水为五分，三分入白渠，二分入清渠。若水雨过多，即与上下用处相知开放，还入清水。”清水即冶峪与清峪水合流后的总称，其不仅是清渠的水源，而且还在高陵县与白渠相交，设置有斗门堰引水补充中白渠的水量，平时使来水的五分之三进入中白渠，五分之二流入清渠。清水的全部流水竟都被引入灌渠溉田，只雨水过多不需溉田时，才把闸门关闭，使全部水量放还清水。中白渠与清渠的分水比例，可能是依据两者灌溉面积来决定的。
随着唐对南系白渠的整理加强，三白渠系完善起来，控制了石川河以西的基本区域；而北部郑国渠原来横绝的清峪河、冶峪河、浊峪河、石川河等自然河流不再连通，开始出现不少小型的灌溉工程，且随河床下切引水渠口向上游发展，各河水利工程各自为政，不能实现跨流域供水，北部郑国渠系完全失去作用。此后郑白渠多被三白渠的称呼所取代。
唐前期人们多用郑白渠这个称呼，而到了后期，引泾灌渠的称呼却以“三白渠”为主，这一转变说明了北干郑国渠系发生了较大变化。我认为变化表现在以下三点上，首先，郑渠引泾渠已废弃不用，北干渠系不再以泾水为源。唐张守节《史记·河渠书》之《正义》曰：“至渠首起云阳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此即指唐代已废弃。其次，郑渠引泾渠首段虽废，但其灌区大部仍未废弃，六辅渠系仍在发挥作用，只其水源变成了冶、清、浊、漆、沮诸水。因此，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倪宽传》时曰：六辅渠乃郑国渠之支渠，“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犹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辅渠”。第三，由于诸水河床的下切，以冶、清、浊、漆、沮诸水为源的引水渠道，不再纳入横绝的郑国渠干道，而是各自发展成独立的引水体系，而且为引水便利，引水渠口皆向上游发展。也就是说，原来统一纳入郑渠的诸多水系此时分化成各自独立的引水渠系。
宋朝时，仍有官员议修复郑国渠，在经过了一番详细实地勘察与调查后，最后的结论是“郑渠久废不可复”，“郑渠难为兴工，今请遣使先诣三白渠行视，复修旧迹”[7]。
郑国渠跨流域的干渠完全失去效用，但是原来作为支渠性质的六辅渠仍然成为各河小型水利工程的发展基础。北侧清浊漆沮诸川水下游引水灌溉工程虽然不能贯通成统一的大型水利体系，但是各自不断发展，在宋代成为关中平原地区仅次于泾渠灌溉的水利发达之区。宋敏求《长安志》载：“清水谷河……东溉民田”，“浊谷河……谷口有大堰，其水东流溉民田”[8]。清浊二水皆有引水渠浇灌农田，而漆沮水在富平县境的引水渠道竟多达九条，同时还有三堰。“堰武渠在（富平）县西北四十五里义林乡，来自华原县界，流经县，溉民田八里。白马渠在县西北四十里义林乡信义村，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一十五里。长泽渠在县西北三十里义林乡西阳村，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一十五里。高望渠在县西北二十五里义林乡闾村，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三里。文昌渠在县西北一十七里永闰乡，自义林乡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一十里。石泉渠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一十里。永济渠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一十二里。阳渠在县西南二十八里，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一十五里。直城渠在县西南二十里，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二十里。龙门堰在县南二十里，石川堰在县南二十里，常平堰在县东南二十五里”[9]。其中具体说到富平县有九渠引自漆沮河，灌田规模共达百余里，各渠具体分布在李好文《长安志图》附绘《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中有直观表示，见附图1。
附图1 《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
与宋代相比，引流清浊漆沮诸川水灌田的小型渠道在元代仍然值得称道，它们主要分布于富平、云阳、三原、栎阳四县。其中尤以富平县水利兴盛，由附图1可知石川河即漆沮水也，其一水引出的渠道在富平县已有14条之多，比宋代《长安志》所载的九条增加了5条，而据说富平县除引石川河灌田外，金定河也得以利用。“云阳北境高卬，泾水不及，今引冶谷水自西北淳化界来，分为七渠，以溉近山之地。三原北境高卬，泾水不及，今引浊谷水自西北华原界来，分为六渠，以溉近山之地”。云阳、三原引水灌渠各有六七条，也自不少。栎阳县，“其东北境颇高，泾不能及，遂引石川水，迳断原东梁村，过白渠西南以溉其地”。
总之，秦汉时代横贯泾洛之间的郑国渠到唐后期已经完全失去效用，由于各河流下切严重，河床固定，很难再围堰横绝，诸川引水渠口相应地也向上移动，于是不仅上游与引泾工程分离，而且诸水自成渠系，独立发展起来。
四、唐代南系白渠渠道体系得到完善，灌溉效益提高
南系白渠渠道体系因为彭城堰、三限闸两大分水枢纽的建立得到完善，三白渠路线基本固定下来。唐代引泾水利效益达到了中国古代引泾的最高峰，不仅是实灌万余顷的浇田面积空前绝后，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引泾之水还用于碾硙这样的水力应用。此后，南系的白渠成为引泾灌溉工程的主体。
经过多次修复、改建与扩大，唐代中后期白渠发展成南北中三条干渠，设三限闸、彭城堰，分水设施健全，干支斗渠配套，灌溉范围广大的较完备的灌溉体系，奠定了宋元明清乃至今日引泾灌溉渠系的规制。
一般认为敦煌发现的唐《水部式》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据其所载，白渠先分成南白渠与北白渠两大干渠，中白渠、偶南渠是从南白渠中引出来的两大支渠，清水向中白渠与清渠提供水源，是《水部式》所记白渠灌溉水系基本路线如附图2.唐开元《水部式》泾渠渠系示意图。
附图2 唐开元《水部式》泾渠渠系示意图
大历十二年（777），“京兆少尹黎干奏曰：‘臣得畿内百姓连状陈，泾水为碾硙壅隔，不得溉用。请决开郑白支渠，复秦汉水道，以溉陆田，收数倍之利’。乃诏发简覆，不许碾硙妨农”[10]。《唐会要》也曰：“京兆尹黎干开决郑白二水支渠及稻田、硙碾，复秦汉水道，以溉陆田”[11]。京兆少尹正主管白渠渠堰事宜，黎干得百姓们联名上书，可能也亲自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认为旱田浇灌相对于碾硙与稻田比较效益要高，乃上奏皇帝，请求整理渠道路线，废碾硙，决稻田，以广溉陆田。这次整修三白渠道收获很大，“大历十三年正月四日奏，三白渠下碾有妨合废拆总四十四所，自今以后，如更置即宜录奏”[12]。《新唐书》则记载，此次拆毁硙碾80余所，其中还包括皇帝爱女升平公主的二处。当时韩绅卿为泾阳县令，是基层的执行官员，其墓志曰：“由是迁泾阳令，破豪家水硙，利民田顷凡百万”[13]。
黎干这次行动对渠系也有局部改造，于是元和八年（813）成书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的三白渠线就与开元《水部式》有所不同：“太白渠，在（泾阳）县东北十里。中白渠，首受太白渠，东流入高陵县界。南白渠，首受中白渠水，东南流，亦入高陵县界”[14]。与《水部式》所记渠系相比，有两个改变，一是北白渠改称太白渠，也许是因为此渠为白渠总引水渠源的原因，故有是称。二是南白渠源出中白渠，中白渠源出太白渠，与《水部式》中白渠源出南白渠不同。
无论是《水部式》还是《元和志》时代，三白渠分水之处都是分散在两处，没有形成太白、中白、南白三大干渠集中于一地分水的三限口，这是可以肯定的。到了刘仁师兴修高陵渠堰，改善了高陵、栎阳间的四大渠道，并集中于彭城堰下分水。其后，为管理各县分水，三白渠集中于一地最为有利，于是形成了三限口下分太白、中白、南白三大干渠，彭城堰下分刘公四渠的完善的泾渠灌溉系统。参见附图3刘仁师改造后三白渠渠系示意图。这次是对三白渠渠系工程最大最彻底的改造，影响也最深远，其后至今基本没有大的改变。
附图3 刘仁师改造后三白渠渠系示意图。
刘仁师彭城人，长庆三年（823）为高陵县令，访查民间疾苦，得泾阳豪强霸水之实。于是他根据唐朝《水部式》 “居上游者不得壅泉而专其腴”的条文[15]，写明奏章，拟求新开渠道。经过两年的努力争取，最后终于建起了新渠与新堰，新渠名为“刘公渠”，新堰名为“彭城堰”。同时政府重新制定了上下游各县分水数量与方法，故《高陵令刘君遗爱碑》曰：“开塞分寸皆如诏条”，即放水与堵闸都按诏令的规定进行。
这种诏令条文的重新制定当然是刘仁师的重大贡献，但要使诏令长期持续地得以执行，刘仁师还在工程设计上对渠系进行了改造。原来中南渠、南白渠、禑南渠皆分别流入高陵县，向高陵县的分水地点较多。经过改造的刘公渠与彭城堰把流向高陵的水统一在彭城堰中，其下才分支输水。这种把主要各县之分水枢纽集中起来的渠系布局为控制好上下游分水数量提供了便利条件。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时代，泾渠分水法规皆承唐代制度，使下游高陵县的供水有了一定的保障，这也可以说少不了刘仁师的开创之功。
大和元年（827），即刘公渠堰修成的第三年，政府又重修了高陵县内各支渠及其斗门，形成了覆盖高陵全境的水渠网络，《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记载，此年“六月，命中使付京兆府，宜令修高陵县界白渠斗门，任百姓取水溉田”。斗门即渠系上的取水闸门，《水部式》明确规定，斗门只能按官府规定的尺寸进行修建，而且要接受官员检验，闸座必须用石块砌筑，闸板则是木质，务必坚实牢固[16]。
大和元年（827）六月修整高陵县界白渠斗门，是一个成功的试点工作。当年十一月，就开始向引泾灌区各县推广其试点的成功经验，据《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准御史中丞温造等奏，修礼泉、富平等十县渠堰斗门等……差少尹韦文恪充渠堰使，便令自择泽清强官三人专令巡检修造”。礼泉、富平等皆是三白渠灌区之县，且派遣的渠堰使也是专管三白渠修造事宜者，是知此次十县修造渠堰斗门等工作是引泾灌区一次大规模的工程改造。次年二月，为加强对此次工程改造工作的领导，又聘已改任昭应（今西安市临潼区）令的刘仁师，“兼检校水曹外郎，充修渠堰副使，且赐朱衣银章”，这是因为其对高陵县的渠堰斗门等改造卓有成效。刘仁师在此项大规模整顿工作中凭借有实干经验，施展了胸中才学，全面规划了新渠系，制定有具体可行的新规则，为开创唐代引泾灌溉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才有“关中大赖焉”的崇高评价”[17]。
总之，刘仁师不仅倡修了高陵的刘公渠与彭城堰，而且全面改造了高陵县渠系配套工程，并把它推广到引泾工程的全灌区，为唐以来白渠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而其在制定新的分水条例和维持其执行的管理工作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对唐以后引泾灌溉管理体系的发展影响极大。刘仁师在引泾灌渠工程与管理上的成就，我可以与郑国、白公相提并论，而其后只有近代的李仪祉可以与之比美。
唐代完善了引水、输水、分水技术管理体系，建成了新的渠首导流堰，健全了三条输水干渠，完善了各渠分水的堰闸设施，而且浇田的斗门也普遍的建立起来。唐代引泾灌溉技术空前提高，保证了其效益的扩大。
《元和郡县志》曰：“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竟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于是高宗令分检渠上碾硙，皆毁撤之。未几，所毁皆复。广德二年，臣吉甫先臣文献公为工部侍郎，复陈其弊，代宗命先臣拆去私碾硙七十余所。岁余，先臣出牧常州，私制如初。至大历中，所利及才六千二百余顷”[18]。唐代三白渠灌溉面积在永徽年间达到了一万余顷，可以说达到了古代史上的最高峰。其后受硙碾等影响，在安史乱后的大历年间，灌溉规模一度降至六千余顷。这可能比不上西汉盛期郑白渠合计灌溉面积，但随着大历年间黎干的大规模修复渠系，废拆碾硙，尤其是刘仁师全面兴修三白渠堰斗门等系统，完善了三白渠系，保证了水流的有效利用，其灌溉效益应该有所回升，似乎能够达到一万余顷的高水平。
唐代关中碾硙的发展对三白渠灌溉效益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元和郡县图志》就把渠利面积的减少主要归结为硙碾的设置。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碾硙是利用水的动能冲击机械来发挥作用的，这种水力利用也是水利的一种形式。硙碾的发展也不可否认是水利综合利用能力的提高，且众多的碾硙也说明三白渠引水能力的增强。唐朝政府为了使碾硙作为灌区水利的补充，达到二者均衡发展相得益彰，特制定了一些法律规制。开元《水部式》曰：“诸水碾硙，若壅水质泥塞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碾硙即令毁破”。“诸溉灌小渠上，先有碾硙，其水以下即弃者，每年八月三十日以后正月一日以前听动用。自余之月，仰所管官司于用硙斗门下著锁封印，仍去却硙石，先尽百姓灌溉。若天雨水足，不须浇田，任听动用。其旁渠疑有偷水之硙，亦准此断塞。”使用碾硙必须以满足灌溉用水为前提，不得与灌溉争水抢水[19]。到了唐代后期，随着干支渠分输水堰闸斗门体系的完善，这种限制碾硙的政策还是能够有效执行的。
五、宋元明清南系白渠地发展与衰落
秦汉郑国渠、白渠同引泾水，引水渠口在泾水出谷口的洪积扇上，距泾河谷石质河床约有五里之遥。前秦苻坚凿修郑白渠时，引泾渠口已推移到上游谷口的石质山地。《晋书·苻坚载记》载其复修郑白渠时，由于泾水河道基准面下切，导致秦汉郑白渠口抬升，无法再有效的引水，因而新修引水口向上游延伸，“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此时渠首第一次到了泾河谷口石质山地旁边。苻坚此次重修郑白渠，渠口较郑渠口上移了约五里。
唐代渠首应在泾河上游山谷，是符坚开凿石渠的延伸。杨立业先生从现场地形与文献记载两方面综合分析，认为小龙潭前即今三号洞处是唐代渠首所在。元宋秉亮即说：“白渠口即今小龙潭下是也，”应是指唐代三白渠渠首所在[20]。
其后宋丰利渠、元王御史渠、明广惠渠的引水渠口更因为不辞艰辛地凿石开洞，向上游石质谷地内部延伸。泾水河床因自然与人为活动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下切，这是历代引泾渠口向上推移的最主要原因，进而导致宋元明引泾效益的递减及清中叶以后的“拒泾引泉”。
宋初乾德年间（963-968），“节度判官施继业率民用梢穰、笆篱、栈木，截河为堰，壅水入渠。缘渠之民，颇获其利”。因为唐代石堰被冲毁，宋初即用木梢等制作新堰，恢复了三白渠。其后的淳化二年（991）、至道元年（995）、景德三年（1006）、天圣六年（1028）、康定年间（1040-1041）、庆历年间（1041-1048）、熙宁五年（1072）、熙宁六年（1073）等都有修治泾堰白渠的文献记载[21]。
由于泾渠干支斗渠系在唐代后期已经健全，故宋时只有沿用与维修，最主要的变成了渠口如何能多引泾水。修复渠首堰只能是恢复引水，而重开新渠口则越来越成为势所必然，这是因为随着泾水河床的下切，渠口高仰，水很难引入，故必须向上游别开渠口。至道元年（995），皇甫选已有“别开渠口，以通水道”之举，景德三年尚宾就成功地改凿渠口，“自介公庙迥白渠洪口，直东南合白渠”。熙宁年间多次修治，皆是以改凿石渠为主，其中侯可的凿新渠口虽然失败，却为丰利渠首选择了路线。大观元年（1107），“闰十月，主客员外郎穆京奉使陕西，以白渠名存而实废者十居八九。二年，诏本路提举常平使者赵佺董其事，循侯可旧迹，九月兴工，越明年四月土渠成，再越明年闰八月石渠成，赐名曰丰利渠”[22]。此次修筑是宋代最大规模地改造泾渠，也取得了宋时的最大效益。
关于丰利渠口位置，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是无可代替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历代引泾渠首工程中阐述最详的记载。其中有关丰利渠口位置的记载有[23]：（1）“渠之东岸有三沟：曰大王沟、小王沟，又其南曰透槽沟。夏雨则溪谷水集，每与大石俱下壅遏渠水，乃各即其处凿地陷木为柱，密布如棂，贯大木于其上，横当沟之冲，暑雨暴至则水注而下，大石尽格透槽之口与石棚接，如此已无患。余二沟则凿渠两岸，比大木覆其上，沟水入于泾”。这一记载揭示了丰利渠口位置与渠东各沟的关系。（2）“惟石渠依泾之东岸，不当水冲，乃即渠口而工，入水凿二渠，各开一丈，南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使水势顺流而下”。
这里描述了丰利渠口的特征：渠口距泾河岸边百尺到百五十尺，渠口前河岸岩面较低，需要在水下施工。据附图4. 宋元引泾渠口遗迹示意图所示，以现代泾惠渠大坝为基点，向南1210米的渠口遗迹，距河岸边垂直方向30米，偏北方向40余米，河岸岩面低于上下游河岸2到3米，地形地貌完全符合记载。南渠、北渠已被冲毁，但两渠所在地基仍存。（3）“又泾水涨溢不常，乃即火烧岭之北及岭下，因石为二洞：曰迥澜，曰澄波，限以七尺。又其南为二闸：曰静浪，曰平流，限以六尺，以节湍激”。本段叙述丰利渠首的枢纽布局：二洞二闸结合，因地制宜。现场情况是，火烧岭在距基点1375米左右；岭下及岭北之二洞遗迹尚存，因渠道改线（即鄂山新渠，三号洞），洞门失效而堵塞。在澄波洞进口上游，现渠道右岸上壁，有闸槽遗迹一道（距基点1232米）。两闸槽遗迹可能是静浪、平流二闸，与两洞结合，便于调节引水流量，防止渠道淤积，布置合理。现场遗迹符合记载，说明距基点1210米处渠口遗迹，应即丰利渠口。
以上从大地形的渠沟关系、小地貌的渠口特征和渠首枢纽布局三方面分析辨别，无论历史记载与现场遗迹，都说明了距基点1210米处的渠口遗迹就是宋丰利渠口。
附图4 宋元引泾渠口遗迹示意图
丰利渠是泾渠在宋代最成功的渠首改造，效益也很显著。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曰：“土石之工毕，于是平导泾水深五尺下泻三白故渠，增溉七县之田，一昼夜所溉田六十顷，周一岁可二万余顷”。侯蒙《丰利渠开渠纪略》则曰：“疏泾水入渠者五尺，汪洋湍驶，不舍昼夜，稚耆欢呼，所未尝见。凡溉泾阳、醴泉、高陵、栎阳、云阳、三原、富平七邑之田总三万五千九十有三顷”。蔡溥和侯蒙所说溉田面积并非实灌面积，而是按一昼夜灌田六十顷365天全部不停来计算出来的理论值。实际上，泾水洪汛期是不能灌溉的，要闭渠，而庄稼在风调水顺时也不要浇水；同时灌溉农田面积与每年实灌面积也是不一样的，即有些田地每年是浇灌两遍的。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说：“旧日渠下可浇五县地九千余顷”，从丰利渠石渠“下宽一丈二尺，上宽一丈四尺，导泾水五尺”的过水断面估算，其引水流量有十多个立方米/秒，灌到八九十万亩即《长安志图》所谓九千余顷，已属不易，绝对达不到上述宋人所谓的二万甚至三万余顷。
宋建丰利渠初为无坝自流引水，其后因泾河下切，渠高河低，故只得采用筑石囤堰之法，壅水入渠，元代前期曾经多次维修。至大元年（1308），王琚为西台御史，因其曾为泾阳县尹，亲自参与过泾渠修治工作，能够认识到引渠灌溉的重要性，也能体察泾渠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宋丰利渠因河道下切而显得太过高悬，于是建言重开引水渠首，向上游延伸。“至大三年（1310），陕西行台御史王承德[24]言。泾阳洪口展修石渠，为万世之利。由是会集奉集奉元路三原、泾阳、临潼、高陵诸县，洎泾阳、渭南、栎阳诸屯官及耆老议，如准所言，展修石渠八十五步，计四百二十五尺，深二丈，广一丈五尺。……自延祐元年（1314）二月十日发夫匹入役，至六月十九日委官言，石性坚厚，凿仅一丈，水泉涌出，近前续展一十七步”[25]。
这是元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改筑渠首工程，不过因工程并没有按照原来设计的标准开凿好引水石渠，故后来屡有兴筑，终至于完成。至元初年，御史宋秉亮详细考察了泾渠渠首，认为上次所开王御史渠“犹有三尺未开，宜与（于）旧凿渠底通行计料，再令开凿加深八尺，如此不待囤堰之设，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26]。至元二年（1336），“再开四千四百零二工一分，五年再开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五工”[27]。
元代最初利用宋代丰利渠首，后来开凿新渠口，即王御史渠首。其位置据《元史·河渠志》，王琚所修新渠是于丰利渠上“展修石渠，为万世之利”，或曰“更开石渠五十一丈”。用“更开”和“展修”来叙述王御史渠的兴建，说明王御史渠是由丰利渠口向上游延伸，王御史渠口在距今泾惠渠大坝1056米处，参见附图4 。
关于元代泾渠的灌溉面积，文献记载的差别很大。据《元史·河渠志二》，英宗至治元年（1321），陕西屯田府言，泾渠“浇溉官民田七万余亩”；而在文宗天历二年（1329），陕西省准屯田府又认为是：“分流浇溉民田七万余顷”。二者一字不同，而灌田面积却相差百倍。不过，细究起来，二种观点皆不可信，一失之小，一偏于大。《元史·河渠志三》记载有王御史渠修成后的浇灌面积，谓“凡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此也失之偏大。从渠首新开断面尺寸及渠系仍循旧制来看，其灌溉面积不会大于唐宋时代。李好文《长安志图》所载似乎最为可信，其曰：“旧日渠下可溉五县地九千余顷，……即今五县地亦开遍，大约不下七八千顷”[28]。明人项忠也认为泾渠溉田数，“至元犹溉八千顷”[29]。从洪堰引水至多达到120徼来看，元代实际灌溉面积在七八千顷是较为可信的。因为泾河河道下切的自然原因，引水越来越困难。故元代王御史建成后的最大灌田规模估计也不会超过此数。
明代直接上承的是元王御史渠，据相关文献记载，明代较大规模地整治引泾工程，至少进行了六次。第六次整治工作议于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开工于宪宗成化元年（1465），竣工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是明代历次修治泾渠工程中用工最多、历时最长、工程规模最大、灌溉效益最好的一次。此举发动了引泾灌区内的醴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六县人民参与其事。渠段的大部分是仍旧迹疏通之。而原渠口位置则因泾河向下切蚀使河床低深，渠口相对显得高仰而难以进水，成为影响洪渠入水量严重不足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次更上移渠口，然渠口上移则要穿凿大、小二龙山。二龙山的石质非常坚硬，故在工程进行中，每遇刚顽之石，则聚火镕铄而穿窦，工程艰巨异常，也极耗费工时。此项工程先由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项忠主持修凿,未竞工而项忠被召还朝。成化十二年（1476）,继由右都御史陕西巡抚余子俊赓续其后,前后“积十七年之久始告竣”，改名为广惠渠，凡溉泾阳、三原等六县田八千三百余顷[30]。
明代后期凿广惠渠石渠时，就遇到了许多泉源，当时聚之天涝池，以冲淤沙，清理渠道，史称“元、明疏泉以行淤，如筛珠、碧玉、鸣翠诸泉汇为天涝池，迨余子俊凿龙眼泉，其颠浚巨井，龙洞之名昉焉”[31]。余子俊于明成化年间续修广惠渠，凿大小龙山，得泉源多处，后广惠渠修成，“决去淤塞，遂引泾入渠，合渠中泉水深八尺余，下流入大渠，汪洋如河”[32]。如此看来，引泾与聚泉汇入渠中在明代已经是普通的事实‘这为清乾隆时拒泾引泉奠定了基础。
清代前期多次对明代所建的广惠渠进行维修，由于明广惠渠首已深入泾谷深处，河谷相对狭窄，每年汛期，洪水泛涨，辄壅入渠道，导致泥沙淤积，石洞充塞，渠利不行，修疏起来特别费力。而凿石洞时所得诸泉流量稳定。“嗣后凿石渠深入数丈，得泉源焉，瀵涌而出，四时不竭，如银汉之落九天，而星海之泛重渊也。异哉!初本为溯泾，至此匪竟另辟一泾了。不假夫泾，天造地设欤?人力欤?异哉![33]”且泉水清澈，又无淤渠之虞。于是翰林侍读学士世臣建议拒泾专引泉源。经陕西巡抚商议，决定置坝龙洞北口，阻遏泾水勿令淤渠，并于水磨桥、大王桥、庙前沟等地整修堤岸，聚龙洞泉、筛珠泉、琼珠泉及其他诸泉源，汇流渠中。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动工，二年后完成。从此开始了“拒泾引泉”的历史，改称“龙洞渠”[34]。
清龙洞渠拒泾引泉后，引水量大大减少，泉水最大流量不足每秒2立方米[35]。引水量的减少，导致龙洞渠灌溉面积锐减，其初建时，溉田74032亩。较历史时期引泾灌溉规模何异天壤[36]。随着龙洞渠溉田面积的缩小，其受益范围由唐宋时期的七县，减少到4县，而且主要集中于泾阳县。据蒋湘南《泾渠后志》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龙洞渠共有斗门106个，共溉田67039亩，其中泾阳县56697亩，占总数的84％；高陵、礼泉、三原三县各不足4000亩[37]。
秦郑国渠开创的的引泾水利工程历史悠久，规模很大，基本没有间断地发展下来。从秦（郑国渠）、汉（郑渠、六辅渠、白渠），经唐（三白渠）、宋（丰利渠）、明（广惠渠）、清（龙洞渠），直到近现在的泾惠渠，基本是一脉相承，始终为关中平原也可以说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灌溉系统。是秦郑国渠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1] 《郑国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李健超《秦始皇的农战政策与郑国渠的修凿》，《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版），1975年1期。
[2]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云阳县》。
[3] 《文选》第一卷《赋甲·京都上》。
[4] 《中国水利史稿》（上册）页129，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8月版。
[5] 《文选》第十卷《纪行下·潘安仁西征赋》。
[6] 《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
[7] 《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四》。
[8] 宋敏求《长安志》卷二十《三原县》。
[9]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九《富平县》。
[10] 《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
[11] 《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
[12] 《唐会要》卷八九《硙碾》。
[13]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七卷《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
[14]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泾阳县》。
[15] 水部是唐代工部下属四司之一；式是章程条例。《水部式》是唐朝水利部门制定的法律条例。刘仁师之所以能解决高陵与泾阳的水利纠纷，乃是其成功地运用了《水部式》这一法律武器。近代在甘肃敦煌鸣沙山千佛洞里发现了唐开元二十五年修订的《水部式》残卷，共2600余字，弥足珍贵。见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
[16] 开元《水部式》第一条：“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溉灌之处皆安斗门，并须累石及安木傍壁，仰使牢固……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
[17] 《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
[18]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一《关内道一·云阳县》。
[19] 周魁一《〈水部式〉与唐代的农田水利管理》，《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
[20] 杨立林《唐代郑白渠渠首及渠系工程考证》，《中国近代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21] 《宋史》卷 九四《河渠志四》。
[22] 侯蒙《开渠记略》，《泾惠渠志》页13，三秦出版社1991年2月版。
[23] 《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长安志图》卷一《泾渠图说·渠堰因革》。
[24] 王承德即王琚，因其官阶为承德郎，元代文牍中以官阶呼之，故有此不同称呼。而高士蔼《泾渠志稿》言：“王琚当时为泾阳县尹，大德八年复修泾渠，至大元年，建言另开渠道，而实行监督开渠者，王承德也。”把王琚、王承德看作二人，误。
[25] 《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
[26] 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建言利病》。
[27] 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渠堰因革》。
[28] 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泾渠图说·用水则例》。
[29] 《明史》卷八八《河渠志》。
[30] 嘉靖《陕西通志》卷三八《政事二·水利》；项忠《新开广惠渠记》，《历代引泾碑文集》，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31]唐仲冕《重修龙洞渠记》，《历代引泾碑文集》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
[32]安成等《重修广惠渠记》，《历代引泾碑文集》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
[33] 《重修三白渠碑记》，高士蔼《泾渠志稿·历代泾渠名人议论杂记》。
[34] 《泾惠渠志》页80，三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35]李仪祉《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一期报告书》，《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36]唐仲冕《重修龙洞渠记》，《历代引泾碑文集》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4月版。
[37] 《泾惠渠志》页82，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
来源：《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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