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何还能苟延一百多年？

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年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然而经历安史之乱的洗礼，唐朝并未如很多王朝那样在十数年内灭亡，反而是奇迹般地又延续了一百多年，直到公元907年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取唐哀帝而代之才灭亡。唐朝为何能苟延一百多年，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选择都城，要么选择交通方便的战略要冲如洛阳，要么选择天子守国门如北京，要么选择得之可为霸王之资的四塞之地如关中长安。由秦朝直至隋唐，中国统一王朝大多选择定都长安，即是看中关东地势易于防御，同时又以蜀地为后援，得之足以宰制帝国的其余部分。

唐朝初年在构建军事动员体制府兵制时，也贯彻了“守内虚外”的方针。据已故历史学家谷霁光考证，唐朝全国设置657个折冲府--关内道288个、河东道164个、河南道74个、河北道46个、陇右道37个、山南道14个、剑南道13个、淮南道10个、岭南道6个、江南道5个，仅首都长安所在的关内就占兵府总数的43.9%，再加上唐朝起家的河东、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道兵府总数更是占总数的80%，关内兵府足以抗衡其余诸道，统治核心的关内、河东、河南更是压倒性优势。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各道人口分布来看，全国十道总计3,041,871户、12,357,681口，蜀地剑南道以638,200户、2,856,679口位居各道第一，关内道以393,066户、1,744,628口位居第三，两道合计占全国总户数的34.07%、总口数的37.25%，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同样足以制衡其余诸道，尤其是坐拥天府之国的蜀地。

到唐玄宗时，随着天下承平日久，诸道经济逐渐恢复，唐朝趋于盛世，从人口分布来看，唐朝中央核心区关中、蜀地经济地位相对是下降的。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唐朝人口增加到8,973,634户、50,975,543口，关内道加京畿道的关中地区人口虽增长到819,195户、4,654,766口，人口在全国的比重却由贞观十三年的14.12%下降到了9.14%，蜀地剑南道更是由23.13%爆降到8.05%。

与此同时，河北道人口数由369,730户、1,589,320口暴涨到1,487,503户、10,280,972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0.09%；原河南道即天宝时河南道加都畿道人口也由275,617户、1,169,214口暴涨到1,863,561户、11,278,195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2.14%。在中国古代人口即是财富，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之所以敢于起兵反叛，除了其掌握的边军确实是唐朝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之一，恐怕也在于其直接掌控的河北道的人口优势，以及由于人口失去优势，唐朝中央所在的关内不再占据压倒优势。

而江南道人口的暴涨，又为唐朝指出了一条续命之路。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时，江南道就以403,939户、1,959,510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5.86%，仅次于剑南道位居诸道第二。到唐玄宗天宝元年，江南道虽已经一分为三--江南东道（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苏南地区、上海、浙江、福建及安徽徽州）、江南西道（相当于今天的江西、湖南及湖北、安徽南部）、黔中道（相当于今天的贵州东北部、四川东南部），但仅江南东道就以1,101,450户、6,615,977口占全国人口的12.99%，江南东西两道合计占全国人口的20.22%，足以比肩河北道、河南道。

唐朝江南道人口的增长，是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越到后期江南在中国经济、财政中地位越重要。经历安史之乱洗礼后，整个唐朝普遍性地人口下降，作为战区的河北道、河南道、关内道尤甚，江南地区在唐朝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至820年），全国户数下降到2,368,775户，关内道下降到283,778户，河南道下降到158,710户，河北道下降到185,783户，江南道虽下降到791,736户，占全国的比重却上升到30.89%。

此外，江南道也是盐税的主要提供地。安史之乱后，为决绝财政困难，唐朝选择了盐铁专营，在江南道设立盐铁使，负责唐朝三大产盐区之一的沿海地出产出产的食盐的盐税征收。到780年，盐铁使所征收的盐税收入已经超过600万贯，接近另两大产盐区总和的八倍，占唐朝中央政府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整个中晚唐盐铁使的盐税都是唐朝中央政权最为重要的财源，高峰期超过700万贯。

由此，唐朝中央政权是否强势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打通漕运，使江南地区的赋税运回关中。当关中能够得到江南赋税时，各地藩镇只能老老实实地称臣，当漕运被截断甚至被藩镇截获时，则藩镇气焰嚣张。因而，唐宪宗时宰相裴度坚持对地处漕运要冲的淮西节度使用兵，最终于817年平定淮西打通漕运，并于次年取消淮西节度使。“淮西既平，河北震慑，诸藩相继归顺”，史称“元和中兴”。

唐朝之所以设立节度使，最初的目的在于边地防御，唐玄宗天宝年间十大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从西域至辽东负责北部边疆防御，剑南节度使、岭南五府经略使负责防御西南地区及东南亚少数民族。

十大节度使中，除安西、北庭、河西属于陇右道，三大节度使辖区几乎瓜分了整个陇右道；范阳、平卢属于河北道，范阳节度使占据河北道北部，平卢节度使占据河北道东部以至辽东；朔方节度使属于关内道，占据关内道西北部；河东节度使属于河东道，占据太远以北的河东道北部；剑南节度使属于剑南道，占据整个剑南道；岭南五府经略使属于岭南道，占据整个岭南道。这些节度使不仅辖区极大，统率兵马也极多，因而才有了安史之乱。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出现了藩镇泛滥的局面，埋下了藩镇割据的隐患。但藩镇割据时期的藩镇，与天宝十大节度使相比，虽然拥有了独立的兵权、财权、政权割据一方，但势力实际上差远了。

以藩镇割据最为严重的河北道为例，在天宝年间只不过有范阳、平卢两节度使占据北部地区，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四十八藩镇时代，已经发展到怀卫、魏博、恒冀、沧景、易定、幽州六大节度使，此外关内道有十藩镇，河东道有三藩镇，河南道有九藩镇。藩镇数量的增多，必然导致辖区的变小，进而削弱了单个藩镇的力量。

如五代后梁太祖朱温曾担任过的隶属于河南道的宣武军节度使，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设立时管辖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东到大海的十三郡，相当今天的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及山东全境。到781年改名为宣武军节度使时，仅下辖宋州、亳州、颍州三郡。

单个藩镇的力量不足以像安禄山那样起兵造反，藩镇林立实际上又使各个藩镇相互制约，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那个藩镇要是试图去夺取唐朝中央政权，恐怕反而会被群起而攻之。

在中晚唐政坛上，除了皇权、藩镇还有宦官这股力量。自宦官李辅国拥立唐肃宗开始，宦官作为一股举重轻重的力量正式登上唐朝政坛，唐朝中后期主要禁军神策军落入宦官之手，无疑又助长了宦官的专权。

李辅国拥立肃宗、代宗两位皇帝，官至司空、中书令，封博陆郡王，代宗尊之为“尚父”，甚至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专权僭越至此。但对于宦官而言，其权力终究是依附于皇权，无论怎样废立皇帝都可以，却始终要保持大义名分，不敢立非李氏为帝，那样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反而会危及宦官的利益。

中央政府宦官实力的存在，事实上又与地方藩镇相互制约，实现权力的平衡。只要这种平衡不被打破，李氏江山仍然可以延续下去。然而，北方地区长期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终于在874年爆发了王先芝黄巢起义，起义军从河北道开始，转战河南道、江南道、岭南道、山南道，并最终进军关中攻破长安。

最终起义虽被扑灭，但唐中央政府经济命脉的江南道、漕运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削弱，藩镇势力反而因镇压起义而愈发猖獗。901年，宦官幽禁唐昭宗，宰相崔胤召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入关中救驾，朱温屠宦官杀崔胤控制了唐朝中央政权，并迫使唐昭宗将都城迁到距离朱温控制区较近的洛阳。907年，朱温迫使唐哀帝禅让，建立后梁，唐朝灭亡。随后，各地节度使纷纷自立，由藩镇割据演变成了五代十国。

标签： 唐朝是怎么由盛转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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