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很多人都在为莫言2012诺贝尔文学奖关于“拾麦穗”的一段演讲而感到不适，引起了不小的争论。确实，乍一看这段文字确实给很多人不舒服的感受！再联想起莫言的诸多文学作品，多为“现代主义”、“暴力美学”的方向，而且很明显有“西方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影子。他的作品中有荒诞、夸张、隐喻、象征、预言等结构特点，把这些结合起来，引起一部分人的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我们很多人是不太喜欢这种文学思想的。
但是，莫言的全部作品并非一两种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很多文化，包括《生死疲劳》，书名就来自佛教文化。《檀香刑》则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里面有民间戏曲的东西，同时借鉴和加入了西方小说技术，莫言说这是一种回归，也是东西方小说结合的混合体，可以称其为一种创新！早期的一些小说也汲取了美术、音乐、杂技等领域的一些营养。
这何尝不像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演讲一样，如果单看一段，而那一段恰巧是不堪的，甚至是反应社会层面的，那么会引起不适！特别是网友提出的“你怎么可以在公开场合那样说自己的母亲呢”？
可是把整段演讲都看完或听完时，一切似乎又合理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2012年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到底合适不合适呢？先看他的获奖发言全部——第一部分：我的家庭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第二部分：我母亲的故事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第三部分：我成长的故事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第四部分：我最初的作品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第五部分：我后来的创作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
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第六部分：我对自己作品的看法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第七部分：归根结底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看完了莫言的全部发言，仔细揣摩就会明白：“拾麦穗”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小段，只是介绍关于他母亲故事中的一小段，提到的“母亲小脚”、“嘴角被打的流血”等词汇只不过是把故事讲述的更加真实与合理性，让故事生动一些，仅此而已！如果仅从这一小段来定义他的发言不当是不合适的。凡事都不能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莫言在其个人经历中也重点总结出了“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的重要总结。
另外，莫言着重谈到1984年他深受恩师徐怀中的启发创作出了包括《秋水》、《红高粱》在内的一批中短篇小说。而后面他创建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受到了美国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重要启发，最后莫言总结出创作者要摆脱恩师和榜样的影子，要有专属于自己独有的创作灵魂、风格，也明白了自己的创作方向该往哪里走。
莫言完整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原稿是自己写的，不存在故意抹黑当时的社会背景，他是说出了真实的情况，可能用词上没有特别的注意，这也吻合他所说的“硕指气使”和他一贯的写作风格。而他所说的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深有体会。那是历史的一段记忆，是无法抹去的！可能有不好的方面，但是后来社会却也改变、改善了！于是莫言才明白今后应该怎么干！而这个“该怎么干”就是做自己，讲述属于莫言风格的故事！写莫言式的作品，这种作品必须是独具一格的，是不拘一格的，于是莫言后面的创作方向和以前也有所调整，包括创作了《枯河》、《透明的红萝卜》、《酒国》、《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晚熟的人》等作品。其中《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认为最具有象征性的一部。而这些作品也确实和之前的《红高粱》等内容有所不同。
一个敢于创新的作家需要冒风险，需要承担作品带给社会、读者的思想责任！至于文笔的严谨性，这个只要出版社通过了，我想大家没必要质疑和纠结了。当人们去质疑一个人时，一定要尽量的了解他的全部，而不是泛泛之谈！那样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被誉为“寻根文学”作家的莫言，在书中他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怨气”又有“怀念”，写的很深刻真实却也有天马行空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一面。凡是写乡土的作家，多为有情怀、重乡情之人，人都是这样，爱什么写什么，谁也不会吃饱撑着写自己不热爱不重视的东西。而且一写就是一辈子。
莫言的作品中确实有很多“露骨”、“直戳神经”的文字，他甚至会真实到调侃自己长得丑，会这在我们读过的很多作家的作品里极为少见，可我们真的不需要这类作品吗？不尽然！多一种思考，多一种反向思维并非坏事！不能一味的讴歌，那样也会使人麻木的。只有歌颂和过度贬低某种社会现象都是有问题的，尺度有就可以，客观事实存在就没毛病。莫言整体来说是符合这一标准的。不信？可以对比那些阴阳怪气的作家们。
一个自定义为讲故事的人，把故事讲好、讲的生动、讲的真实、讲的别具一格、讲的入木三分、讲的引人深思，这才是莫言最终的目的。至于其他的，人非圣贤，肯定有不完美之处。所谓的“令人诟病”之处可以理解为“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谁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言多不失！
因此我认为，莫言的整场发言来看，没有不合适。
更全面的了解莫言这个人，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认识呢？1955年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大兰乡、平安庄的莫言在家中排行老三，还有两个哥哥。
谈到莫言后面的成名，和他小时候的爱好还真有点关系，在他五年级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他辍学了。在家里帮着干农活，这也是莫言“麦穗论”发生的时候。这期间他没有读书就反复看《新华字典》，后来认识的字多了就开始看《中国通史简编》，从小就酷爱读书，自己钻研，也正是这段经历，莫言牢记在心，后面写进了书里。
莫言小时候照片
1976年，莫言21岁，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过图书管理员、教员、班长、干事等，在他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莫言用四年时间把图书馆里1000多册文学书籍都看过，还有一些历史和哲学类书籍，包括《逻辑学》、《资本论》等，这样的经历为他后来创作奠定了基础。莫言在他的演讲中特别感谢了这一时期，感谢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伟大发展。
1981年，莫言26岁，他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发布在河北保定的文学双月刊上，这也是莫言真正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2年，莫言27岁，凭借着出色的才华被部队升为正排级，授上尉军衔，后来又被提升为副师级干部。
1984年，莫言29岁，他这一年顺利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85年，三十而立的莫言一炮而红，他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书刊发表获得肯定，包括汪曾祺、史铁生、冯牧等都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6年，《红高粱》横空出世，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轰动。
1988年，《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91年，莫言36，这一年他获得了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2年，莫言的小说集《爆炸》在美国出版，至此他的作品正式走向海外。
1993年，《红高粱》英文版正式在欧美国家出版，获得了《纽约时报》的高度评价。
2000年，莫言的《酒国》获得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红高粱也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18名。
2003年，莫言的短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时代周刊》评论“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珠”。
2005年，莫言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同年《檀香刑》以一票之差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
2006年，莫言获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
2008年，莫言作品《生死疲劳》获得红楼梦奖，同年凭借该作品又获得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
2009年，莫言被聘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
2011年，莫言获得韩国万海文学奖。
2012年，莫言57岁了，终于被诺贝尔文学奖垂青，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也正是这次的获奖，莫言在发表感言时“拾麦穗”这一段引起争议。
2013年，58岁的莫言担任了网络文学大学名誉校长。
2014年，莫言获颁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16年，莫言61，这一年他当选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17年，莫言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19年，莫言创作的《等待摩西》获得15届十月文学奖短片小说奖。同年被秘鲁天主教大学、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2019年，莫言64，英国牛津大学成立“莫言国际写作中心”，同时授予他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荣誉院士称号。
2021年，莫言荣获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莫言获得国内外无数荣誉，各种奖项。这证明了他的作品受到全世界普遍认可。而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骂声、质疑声源源不断！从文坛到网络，很多人跟风批判！有的人甚至连莫言的一篇作品都没有看过，仅凭“拾麦穗”那一小段文字就是一顿“炮轰”。坦白讲，这样有失偏颇，太过于武断！不能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去跟风攻击，从莫言这些年不辩解、不回应就可以看出他的立场。对一个讲故事的人，还是客观一点、冷静一点吧！
这些年，有的人议论起了金庸，有人质疑起了鲁迅，也有人骂起了莫言。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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