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

　　主 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是腾讯网在建国60年期间隆重推出的一档高档主流专业的历史谈话类节目，该节目将邀请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做嘉宾，就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今天我们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教授给我们谈知识分子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知识分子政策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动力，但事实上却被当时的社会抛向边缘。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重新回到主流，此时却发生了更多事情。

　　许纪霖：

　　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从古至今都是被代表，他们需要通过别人来表达，自身没有能力，也没有空间来表达意志。那么，谁在代表？历史上看来，一直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通常是民意的代表者。如果说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民主社会的基本法则。

　　如果我们要把建国60年以来的知识分子问题说清楚，首先要从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说起。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重心。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士（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它和农工商是完全不同的阶层；农工商是民，士是精英。士大夫有特权，不仅有经济特权，还有直接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的特权， 就是前面所说的“代表民意”。

　　晚清发生变革以后，情况有了小小的变化。此时，社会其他阶级开始（建立）起来，比如商人阶级和军人阶级。从晚清到民国初，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传统的士大夫相比，开始发生两个趋势的变化：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位置在下降，因为整个社会世俗化，他们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相反，军人、商人地位却在上升。另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上升。特别是在民国期间，知识分子控制了媒体和大学，通过这两者，他的社会影响力比古代士大夫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1949年建国以前，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是想重建社会重心，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以自己的理想来打造一个新的国家，但是这个梦想破灭了。

　　为什么破灭了？因为背后失去了支持他的社会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新的一页。建立新政权后，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并不清楚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新中国发生着什么样的关系。

　　当时，解放军一进城，无论是进北平还是上海，带来的完全是新气象。

　　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迅速地在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接受了新政权。

　　举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例子。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不问政治，他们的兴趣只在中国建筑，但是一个小事情就让他们改变了看法。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派了两个军官去敲他们家的门，给他们一张地图，说你们把北平城重要的文物圈出来，我们攻城的时候就尽量避开这些目标。梁思成当时听了很感动。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他们对新政权的接受有时是看其对文化的态度，如果是懂文化的，就认为他们是文明的。

　　“解放之初，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

　　主持人：

　　在美国轰炸日本的时候，梁思成也帮助美军在地图上勾出日本的一些文物，比如说金阁寺，比如说不能轰炸京都。这都显示了对古典文化的一种态度。

　　许纪霖：

　　解放军走了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拥抱在一起，他们觉得义师来了。虽然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但是这一件小事让他们觉得至少在政治上是认可共产党的。解放以后，林徽因当时已经重病卧床，她忽然像换了一个人，在床上指导师生们设计国徽，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徽因是国徽之母。

　　举这个例子是说，解放之初，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的，他们有过一段“蜜月期”。

　　因为新政权的确给中国带来了知识分子曾经渴望的国家独立、统一和清除腐败。

　　这些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比自由更高的目标。

　　主持人：

　　而且，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圈子是右翼知识分子，是英美派的。

　　许纪霖：

　　他们当然是英美派的。新政权一开始是赢得知识分子的民心的。这不是指个别人，是普遍的。

　　就连梁思成、林徽因的好朋友金岳霖也说过，国家有自由了，自己个人的自由少一点也不算什么。

　　从这句话，能看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是什么。

　　但是“蜜月期”持续时间并不长。为什么？新政权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纳入到新的体制、新的生活，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但是，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因为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他们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他们有这样的好奇心，甚至也想能够和新政权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思想改造并不是花了三五年时间缓慢进行的，而是急风暴雨式的，想得通要改造，想不通也要改造。改造中虽然有学习，但是更重要的是自我检讨，需要他们深挖自己历史、思想当中的资产阶级的“根”。

　　主持人：

　　所以，在国民党争取民主时期，知识分子团体的凝聚力原本是非常强的，通过这种检讨，人心一下子散掉了，变得相互不信任。

　　许纪霖：

　　对。但是，当时共产党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待遇也是相当不错的。

　　主持人：

　　对，当时还是工薪制度。

　　许纪霖：

　　解放初，通货膨胀还很厉害。当时知识分子是实物制，他们的工资是发大米或小米，是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所以手中还有些钱。当时共产党干部还是供给制，什么都是公家给，并没有零花钱。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就非常羡慕夏衍（夏衍是知识分子），说，你还有稿费，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你比我有钱。可见，解放初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

　　1952年、1956年搞过两次教授定级、艺术家定级，一级国家演员、一级教授等的分级制度。

　　一级教授待遇是非常高的，有（每月）400多人民币。

　　主持人：

　　基本上赶上毛泽东了。

　　许纪霖：

　　非常高，而且级差拉得很开。

　　“搞现代化，首先要靠知识分子”

　　许纪霖：

　　四十年代以后通货膨胀就更厉害了。知识分子一沦为赤贫，就开始和国民政府离心离德。堂堂大教授闻一多，在三十年代有三四百大洋的工资，《骆驼祥子》 里写到，三十年代的北平，每个月七个大洋就可以养虎妞，生活达温饱。这笔钱足够养一家十几口人，甚至还可以养几个保姆，已经是贵族式的生活了。到了四十年代，这几个大洋不值钱了。大教授闻一多不仅要到中学兼课，还要自己刻图章来赚一点零花钱。

　　主持人：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善，甚至在恶化。

　　许纪霖：

　　不仅没有改善，到了后来还要靠美国面粉来救济。像朱自清这些有民族骨气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很不满，就不去领美国救济粮。打内战打到这种程度，最后只能靠人家的洋面粉，这是国耻。后来这么多知识分子倒向新政权，和国民党“烂掉”也有关系。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有“蜜月期”。1957年 “反右”运动，却伤害了55万知识分子。 “文革”就更厉害了，不要说知识分子，连干部都无一漏网。

　　邓小平在对待知识分子上和毛泽东是不同的。邓小平出过洋，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见识过现代化的大世面。他知道欧洲富强的原因是依靠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是宝贝。“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在江西时，他看到民间疾苦，所以，七十年代末，“四人帮”一被打倒，重新要搞现代化，他就意识到，首先要靠的应该是知识分子。

　　主持人：

　　所以他提出“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

　　许纪霖：

　　对，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1975年搞整顿时，邓小平树的第一个标本是陈景润。陈景润是个书呆子，不食人间烟火的数学家。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争。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文学》发表徐迟的《迟来的春天》，写的是陈景润。陈景润现在看来是一个不正常的迂人，那时却成为全民的楷模。现在讲“知识改变命运”，改变的是个人的命运，那时讲“知识改变命运”，改变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知识来报效祖国。

　　八十年代是很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我1977年末进大学，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那时候的大学氛围不是考各种证书，而是一腔热情，报效祖国。因为祖国突然有希望了，个人的希望就和祖国的希望联系在了一起。那时候的人们从不担心个人前途怎样。祖国好了，个人就好了；大河满了，小河就满了。当时每个人都这样想。从来不去考虑四年毕业后做什么，谁讲这个就很庸俗。大家关心的都是国家的命运、四个现代化、富强、民主……

　　整个氛围一直到1984年，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建国35周年（的国庆阅兵）。北大、清华的学生慢慢走过天安门金水桥，小平同志站在上面。学生们突然拉出一个横 幅——“小平，你好”，小平看了非常开心。1978年到1984年期间，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和党的第二度“蜜月”。因为那时，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就是重新搞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有政治的现代化，就是朝民主化的方向努力。

　　六十年间有过这么两段“蜜月”，期间还走过一段弯路。后面发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曲折了。

　　在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目标还是要搞现代化，但是要搞什么样的现代化，内部已经发生了分歧。

　　市场经济来了后，就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变化。1992年前后，中国突然开始全面加速经济发展，突然实现了现代化的部分目标，出现了一个市场社会。“知识分子永远是自己的掘墓人”，知识分子所呼唤的目标在市场社会中实现后，却发现自己不是（直接）得益人，相反是一个自我掘墓人，真正在市场经济核心的不是知识分子，最早是卖茶叶蛋的个体户。

　　“建国60年来，知识分子的二度被边缘化”

　　主持人：

　　当年的口号是“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许纪霖：

　　对，是这批人，而不是知识分子。1992年搞经济以后，核心是商业精英，也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就有一个第二度的“边缘化”。

　　第一度“边缘化”，是在前30年的历史政治运动中被政治边缘化。到了1978年以后改变了，知识分子重新成为重心，但没有想到市场经济来了以后，第二度被 “边缘化”，你的收入被边缘化了（中国社会还是蛮势利的，从古到今都是看有没有钱）。1992年以后，知识分子也是一度被边缘化的，就是你说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1994年上海的一群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发起了一个人文精神的讨论，我也是发起者之一。

　　主持人：

　　还有王晓明教授。

　　许纪霖：

　　主要是王晓明教授。我们为什么会提出“人文精神”？因为那时，整个社会突然“一切向钱看”、“以金钱为目标”。知识分子没有金钱和权力，但掌握了人文知识，社会的价值在知识分子手里。于是，重提人文精神。我当时提了一个看法——“第三种尊严”，后来还以这个作书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小册子 《第三种尊严》。金钱是需要的，权力也是必要的，但一个社会如果仅仅围绕着金钱和权力来转的话，这个社会是畸形的，是不正常的。同时，这个社会还需要第三 种尊严——知识和人文，而这恰恰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

　　90年代前期和中期，知识分 子突然一下子沦为了平民，是他们最痛苦的时期。当时最惨的是中国社科院，他们自己编了一个段子嘲笑自己：“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原来是社 科院的。”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所以，知识分子一大批下海，没有下海的就炒股票，整个大学变成“商海”。但这个情况在90年代末很快就改变了。

　　“90年代末的学术大跃进仅仅是‘计划学术’而已”

　　许纪霖：国家财政能力加强后，就开始大规模往教育、科技投资。体制里的收入也增加了。知识分子哪边有钱就往哪边走， 90年代末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回归。9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大学、离开科研下海；9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到21世纪，大批人重新到体制寻租，回归“吃 皇粮”。大批人回来了，甚至连作家也纷纷往大学走。这是一个很大的回归。

　　这个回归从好的方面来说，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体制的保障，不必再为稻粱谋，再到市场经济里去打拼。这是好的一面，他重新获得了部分的体面。但是另一面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开始依附于体制，而这个体制现在是有一些畸形的发展，我把它称之为“计划学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走市场化道路中，经济、社会不断地开放。但是，90年代末的这次学术大跃进、教育大跃进却是相反的，它采取的是强有力的一套国家规划 的学术发展路子，比如说国家课题、规划。今天在大学科研体制里，整个学术的评价标准是有一个所谓的国家主导标准的，以国家为主导性的课题为中心的。

　　这几年都在讨论，怎么出大师？一个个大师都走了：王元化先生走了，季羡林先生走了……何时再能出大师？

　　国家主管部门好心好意，从教育部到人事部出了很多人才培养计划、大师培养计划。上海还搞了大师工作室，“含泪劝告”的那位（余秋雨）也成了大师了。但是，大师是不能培养的，培养出来的都不是大师。大师的培养方式是什么？搞经济的都知道，就是风险基金式的培养方式。让你们自己去干，把你们养起来，你们自己去胡 思乱想，按照兴趣去创新。你要搞什么不来规划你，甚至也不严格来检验你，即使要检查也是隔五年十年。这样才能培养大师。大师培养就像风险投资基金一样， （十个之中）九个失败，一个成功。即使有一个成功，所有的本也都捞回来了。

　　主持人：这个成功率太高了，十分之一。

　　许纪霖：十分之一也太高了是吧？对。

　　主持人：但是现在的体制很像一个供销社在采购。

　　许纪霖：国外拿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有什么成功诀窍？答案是好玩。他说，我每天走进实验室，就带有新奇感，觉得自己会玩出一个花样。没有人逼迫他一定要有什么目标，最后一不小心就玩出一个诺贝尔奖，都是无心插柳的事情。

　　中国现在树立的各种目标、各种项目，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于是大家也就报一些保证成功、绝对不会失败的，所谓创新系数很低，甚至没有创新的（项目）来糊弄。真正有创新的东西很少，因为，有创新的东西一定是风险系数很高的。

　　这种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体制，也和官僚的政绩有关。最后的成果中，99%是没有创新意义的。现在的知识分子和体制绑得这么紧，缺乏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反而影响了他们真正的创新。反过来再想八十年代，那还真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是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

　　主持人：虽然八十年代很穷。

　　许纪霖：那个时候国家真的很穷，但邓小平也给了很多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们精神上扬眉吐气。另外还给知识分子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国家也没钱管着你。 这种氛围反而能搞出东西来。这是有成功先例的。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历史寿命只有短暂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培养了三个诺贝尔奖获得 者，几十个院士，无数个大师。这可是在最穷的时候。杨振宁先生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谈的就是学术，白天谈，晚上熄了灯还 谈，学校有这个氛围，而且给予我们自由。

　　主持人：再加上，当时国民党政权更大的精力是放在抗战上。

　　许纪霖：（那时的学生）心无旁鹜，学术救国。因为我父亲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一门心思就是学习。老师也很正（直），“君子固穷”，虽然很穷，但是很正，那是一种风范。

　　八十年代也很穷，虽然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整个风气还是比较正。

　　主持人：精神上的。

　　许纪霖：上梁正，带的下面一批人也正，整个风气就很正。90年代中期，整个风气被市场“污染”了。过去是社会跟着大学走，因为大学是精英的地方，是创造风气 的地方，是提供典范的地方。但今天是大学跟着社会走，大学生过早地失去了青春，过早地成人化，有的甚至在高中时就已经没有了青春，他们满脑子想着就业问 题，人们一开始就奔着一个非常功利的目标而去，甚至都没有自己的生活，整个人生路上没有青春、没有童年。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这几年揭露了这么多抄袭案、腐败案，前两天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还晚节不保。客观说，虽然这些案例在大学里是少数，但问题是，风气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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