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初唐的贞观时期是一个重要时期。在当时，
真正能反映社会中、下层一般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构成初唐诗歌发展的一个环节的是 被合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650年〜676年）、杨炯（650年〜693年）、卢照邻（634年？〜689 年)和骆宾王(619年〜684年？）。
“四杰”大都生于唐贞观年间，其诗作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
现了一种阔大的气势，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如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所说:“高情壮 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这种壮思和气势，在他们创作的较少受格律 束缚的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
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如卢照邻的《行路难》：
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槎卧古田Q昔曰含红复含紫，常时留雾亦留烟。春景 春风花似雪，香车玉舆恒阗咽。若个游人不竞攀，若个娼家不来折！娼家宝袜蛟龙帔，公子 银鞍千万骑。
黄莺一一向花娇，青鸟双双将子戏。千尺长条百尺枝，月桂星榆相蔽亏。珊
瑚叶上鸳鸯鸟，凤凰巢里雏鹓儿。巢倾枝折凤归去，条枯叶落任风吹。一朝憔悴无人问，万 古摧残君讵知？
诗人从渭桥边枯木横槎所引发的联想写起，言说世事艰辛和离别伤悲，蕴含着强烈的历史
兴亡之叹。
其眼光已不局限于宫廷而转向市井，其情怀已不局限于个人生活而进入沧海桑田的 感慨，进而思索人生的哲理。所以此诗的后半部以“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持”的议论
为转折，跨越古今，思索历史和人生，夹以强烈的抒情，将世事无常和人生有限的伤悲，抒写得淋 漓尽致。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也写得很出色，借对古都长安的描写，感慨世道之变迁。骆宾王《帝
京篇》的描写内容和抒情结构也是如此，而思路更为开阔。诗人从当年帝京长安的壮观与豪华 写起，先叙述形势之恢弘、宫阙之壮伟;之后叙述王侯、贵戚、游侠、倡家的奢侈无度;但很快就进入了议论抒情，评说古今而抒发感慨: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
未厌金陵气，
先开石椁文。朱门无复张公子，灞亭谁畏李将军。相顾百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桂 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已矣哉，归去来，
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遑回。
汲黯薪逾积，孙弘 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以浓烈的感情贯注于对历史人生的思索之中，从而使诗的抒情深化，带有更强的思想力量，
形成宏大的气势。在诗中，作者还直接抒发了自己沉沦下僚而“十年不调”的强烈不满，这种愤 愤不平，使诗的内在气势更加激越昂扬。
宫廷诗人应制咏物以颂美为主的写诗倾向，至此完全
转向了独抒怀抱。
卢照邻、骆宾王的创作个性，在七言歌行体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七言歌行是七言古
诗与骈赋相互渗透和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诗体，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南朝乐府和近体诗的一些 影响。
以五、七言为主而夹杂少量三言的体式，本身就有一种流动感，骈赋中间的蝉联句式，往
往能使全篇的气势为之一振^所以“四杰”中的卢、骆、王等人往往用它来铺写抒情，夹以议论， 篇幅或长或短，句式参差错落，工丽整练中显出流宕和气势。不仅实现了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
廷走向市井的转变，而且出现了壮大的气势和力量。
这是一种更适合于表现他们所追求的刚健 骨气的抒情载体。
相对于歌行体而言，当时渐趋于成熟的五言律，因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谐调，常表现出
一种感情的相对稳定。但是，“四杰”所写的五言律诗，尤其是王勃和杨炯的五律，也透露出一 种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的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
“四杰”
的送别诗，于伤别之外，尚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使诗的格调变得宏大起来，如王勃的《送杜 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
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四杰”送别诗中最有名的一首。
虽意识到羁旅的辛苦和离别的孤独，但没有伤感，没
有倜怅，只有真挚的友情和共勉，心境明朗，感情壮阔，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概。五 言律在宫廷诗人手里，多用于唱和和咏物，而到了王、杨时代，创作题材已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
漠。如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
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边塞是当时士人幻想建功立业的用武之地，尽管“四杰”中的王、杨、卢都从未到过边塞，然
而他们在诗中所表现的立功边塞的志向和慷慨情怀，却显得十分强烈。这种激扬文字的书生意 气，是构成其诗歌“骨气”的重要因素，也是“四杰”诗风与宫廷诗风迥然有异的内在原因。
但 “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讲
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不免有雕琢繁缛之病。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 长的诗人，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诗的粘式律，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的追求。
在促成五言律诗的定型化方面，他与杜审言以及沈、宋等台阁诗人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四杰”的名次，向来记载不一。张说的《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骆卢王杨'关于四人风 格及高下，陆时雍的《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王勃）其
最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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