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根据生物学原理在其《历史哲学》中提到：“一个有机生命，第一需要有个整一的灵魂，第二需要有成为差异的分歧。“差异”转成有机的分子，而在它们的若干职务中把它们自己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此，它们的活动复重建起那个整一的灵魂。”
西医的近代医疗手段是以物理（手术）和化学（西药）来解决生物问题的“一刀切”疗法，直到基因技术的出现，才开始有了个性化治疗的可能。人们常提到治感冒的中西医差别，西医为标准药，中医则因人因病而“对症下药”；中医讲望、闻、问、切综合诊断，而西医则因为分科过细，各种诊断手法分属不同部分而对病人形成解庖式的“瞎子摸象”分析疗法。中医强调的是有机“整“体的部分，西医强调的是差异的“若干职务”体系的部分，只有把两者结合才是“复建”那个“唯一”的灵魂的基因工程。
这也可以解释副作用的问题，为什么放射性疗法导致癌症患者整体免疫力下降，为什么很多异体器官移植都因“生物排斥”而失败，而骨髓移植则需相当的基因近亲才能成功。在此情况下，传统的中药作为一种生物疗法就是物理、化学疗法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医疗手段。当然，传统医疗技术仅依靠医生个人经验和草药自然状态的情况有待西药的量化分析以合成中成药，但是中草药是作为一种有机的高分子化学的复合反应而存在的整体性生物疗法。
作为基因工程和《本草纲目》的国际版本，她所涉及的是作为整体的地球生物圈的问题，譬如近年来频发的流感现象，很可能涉及到整体环境的变异和调控。
因为地球物种离不开碳水化合物的基本链条，在“碳排放”（动植物化石）以物理化学形式变异的情况下，自然状态的生物圈脱离了正常速度的循环轨道，物种变异的结果是物理化学技术所不能逾越的。但是气候所导致的生态变异和生态分布本身的地域性和全球性都不是有限时空的民族国家所可以解决的。
戴维•哈维在《新自由主义复辟/重建》中提到生物技术的专利权问题，这实际上阻碍了生物基因工程和生态圈整体问题的解决，因为基因图谱和生物资源是随着海陆空进行全球迁徙的，正如电子货币时代的全球金融危机问题，次贷危机是生化武器的变体，造成一种“吸血鬼”体系。
《剥夺性积累的复归1：私有化》
对现有公共财产的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标志。其主要目的，是为资本积累打开迄今为止还不准盈利行为进入的新的领地。各种各样的公共财产和设施（水、电信、交通）、社会福利（公房、教育、卫生医疗、养老金）、公共机构（大学、研究室、监狱）甚至战争（正如在伊拉克武装部队身旁活跃着的那些“武器”私人承包商所显示的），都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被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所谓的知识产权协议，知识产权将遗传物质、物种血浆（seed plasmas）以及各种其它物种或器官的组织方式都作为私人财产，因而可以向大众收取使用租金。可是，大众的活动本来在这些遗传物质的发展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物盗窃以及对世界遗传储备资源的掠夺，正为少数大制药公司创造利益。全球环境资源（如土地、空气、水）的损耗正在升级，单一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是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大规模地被商品化的结果。文化、历史和智力、创造性的商品化（通过旅游业），也需要进行大规模地剥夺（在利用和剥夺草根性文化和创造性方面，音乐工业已是臭名昭著）。就像过去一样，国家力量经常不惜对抗大众的意愿，被用来强行推进这一切。降低旨在保护劳工和环境不受损害的管制的力度和范围，使得人们丧失了许多本该享有的权利。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最惊人的剥夺政策之一，就是把通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利（享受国家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国家卫生医疗）转回到私人领域。所有这些过程，都等于将财富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手里。阿兰达蒂•洛伊(Arandhuti Roy)在谈到印度的例子时说，“‘私有化’需要将生产性的公共财产从国家那里易手到私人公司。而那些生产财产是由代表人民的国家为人民掌管着……窃取它们，并将它们当股票一样卖给私人公司，是以空前的规模进行剥夺的野蛮行径。”
（物种货币）粮油爆涨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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