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集》
——【青年言官】——
唐王朝让最有希望的青年才俊先做校书郎，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为了在读书和做官之间给他们一个过渡，先做点不会出人命的工作，把心态调整过来。秘书省的工作是清闲的，但也有点寂寞，壮志凌云的白居易，也并不安于这样的生活。好在，他很快迎来了迁转。
《观刈麦》
三十五岁的时候，白居易到盩厔去做县尉。清流官做县尉，是做县令的副手，为的是在小地方全面地熟悉政务，其实就是见习县令。这是唐代官员迁转的必由之路。作为县令的儿子，白居易对县里的事务并不陌生，但是作为官员，他看到这一切难免有新的感触，甚至同时在暗自庆幸自己已经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在盩厔，他写下了著名的《观刈麦》白体”的风格也初步显现。
长恨歌
大约在做校书郎、整屋尉的时代，白居易还收获了美的婚姻，要到了当时显赫的世家大族“靖恭杨氏的女几杨家属于古老的弘农杨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汉代就出了很多大儒，是典型的关中儒学家族也是李唐王朝青睐的选官、婚配重点，著名的杨贵妃也号称出自这个家族。白居易的岳父杨宁做到国子祭酒。这个家庭，无论是郡望、官职、文化地位，都没的挑了。这家肯选白居易做女婿，也说明白居易的身价确实高了。白居易尝到了婚姻生活的甜蜜，也从杨家听说了很多贵族圈子的掌故，开始融入高等士族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长恨歌》。
在整屋县历练一年后，白居易回到京城，出任翰林学士，官品定为拾遗，这是典型的清流官待遇。翰林学士的职位，代表着朝廷对他学识和清流身份的肯定，拾遗则是被重点培养的青年官员由校书郎升迁的下一站。拾遗只有八品却属于言官，他的本职工作就是向皇帝进谏，议论朝廷政策的得失。这样官品低、没有包袱、可以不计个人得失的言官，在朝廷中是必需的。拾遗位低而权重，很适合授予被重点培养的年轻人。年轻人担任拾遗，仍然是见习朝政，不直接参与决策。皇帝只是让这些年轻人在旁边观察，朝中大佬是如何行政的，做法是否有偏差，有意见随时可以提。我们看到很多诗人在初入仕途的时候就上书提了很多意见，这不是因为他们格外耿直，而是因为他们是清流出身，担任了拾遗，进谏是职责所在。
白居易当上了拾遗，也是格外激动的，因为他的偶像陈子昂、杜甫都在这个尊荣的职位上待过，更因为这个职位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可以直接为朝廷、为百姓做事了。
次年，元稹失去了妻子，写下了著名的悼亡诗。白居易少不得要写诗来安慰这位好友。
白居易做拾遗是很认真的，提出了很多切实的建议。光上书还不够，他下班还要在自己的地盘写诗，继续评判社会现象。同为言官的元稹也跟他一起写。他们给这些诗取名“新乐府”。
“乐府”本来是流行歌曲，是一种最富娱乐性的诗体。
老百姓自发歌唱自己的喜悦和哀痛，不自觉地就反映了社会现实。读书人因此认为，乐府是有教化和讽谏的作用的，再前进步，就认为乐府就是为教化和讽谏而作的。白居易认为，当时的乐府净唱些男欢女爱，是乐府堕落的结果，所以他要写“新乐府”，像他想象中的古人一样写教化和讽谏的乐府。实际上，元、白写的“新乐府”，跟真正的乐府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就是一种古体的文人讽喻诗。他们之所以要写讽喻诗，是因为他们这时候正在做言官，已经形成了职业习惯。
写完“新乐府”，白居易又写了一组“秦中吟”，也是讽喻诗，写他在长安看到的社会现象。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他一生创作的精华之一。这些诗作不符合传统的审美，甚至突破了纯文学的功能，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些作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他的讽喻诗，我们认识了中唐后期的社会，也看到了白居易本人的鲜明态度。其中一些激切质朴的语言，也不失为可以传诵的警句预示着新的诗歌范式的建立。
白居易写讽喻诗，是与他青年时代做言官的经历密不可分的。言官的职位给了他强烈的荣誉感与使命感，而面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他又总是体会到深深的无力。他不能把这些都写进奏折，就把它们当成闲言碎语，写进了诗。他的讽喻诗，是那个时代堂皇文字边缘的注脚，也不失为那个年龄文官内心的真实所想。
——【中年危机】——
然而，被寄予期望的青年，并不都是一路领先于同龄人，直至做上宰相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中年都会蹉跎沉沦，每个人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白居易的蹉跎，就体现为丁忧和贬谪。
沉舟侧畔千帆过
按照当时的制度，父母去世要在家丁忧三年。这是让个人的仕途慢下来的契机，也是官场的暗斗容易发生效力的节点。丁忧者远离朝政，看着“沉舟侧畔千帆过”而不能有所作为。丁忧结束后，有的人可以马上东山再起，有的人就要受到政敌的乘机阻挠
白居易及第时，已经服完父丧。在他四十岁时，母亲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做了多年言官，已经受到了不少人的嫉和怨恨。此时，朝中政局复杂，前有“永贞革新”，后有牛李党争”。作为新晋官员，白居易在“永贞革新”中倾向刘禹锡等人；作为科举出身的寒素士人，白居易在“牛李党争”中倾向于牛党。白居易不是极端派，只是在党争中略有倾向，但既然有党争，就难免会受到对立面的刁难。
白居易丁忧时，就隐隐感觉到了不好。这时候，他开始写闲适诗。这些诗作表面是写自己安于闲适的生活，不用上班很开心，实际上仍然透露出被遗忘的焦虑与落寞。果然，丁忧结束，朝廷迟迟不肯重新征召白居易。
琵琶行
在不祥的预感中，四十四岁的白居易等来了政治上的打击。他被诬陷了一堆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司马是六品官，从品级上来看也不低，但是士大夫在乎的不是官品的高低，而是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州司马是太守的副手，是地方上的闲职，如果皇帝暂时不想用你，但是还不至于剥夺你的官员身份，那么就最有可能给你安排这样的职位。从拾遗到州司马，虽然官品还升了两品，但心理感受是从天上跌到了地下。直言敢谏的拾遗经常会落到这样的境地，被“贬为”一个官品比拾遗还高的地方官。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待了四年。其间，他写了又力作《琵琶行》。在琵琶女的身上，他寄寓了自己的人生历：少年时代，我是那样春风得意，那样被人看重，我才华横溢，“曲罢曾教善才伏”；在热闹的京城里，世家子弟争相与我结交，“五陵年少争缠头”；但是好景不长“弟走从军阿姨死”，提携我的长辈，与我交好的朋友，我曾经依靠的人一个个都指望不上了，我突然就“门前冷落马稀”了，我不再是那个最年轻的才俊，而已经“暮去朝来颜色故”了；最后，我沦落到这浔阳江头，“夜深忽梦少年事”，回想起少年时代，我居然以为自己会是国家的栋梁，于是“梦啼妆泪红阑干”。其实，哪里那么巧，浔阳江上真有一个琵琶女，还和白居易一样是从京城来的？即使有这么一个人，白居易哪里会真的跟她半夜在舟中相处？琵琶女不过是白居易糅合了他在贬谪路上见过的一个歌女的形象，幻化出的另一个自我。堂堂翰林学士，把自己说成一个年老色衰的歌女，这是怎样的自轻自贱？这反映了白居易在江州的极度自我放逐的心态。歌女的红泪滴进现实，就是江州司马的青衫之泪。
在江州任上，白居易也时常思念他的好友元稹，也曾到治下的庐山游玩，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作。
四十八岁的时候，白居易终于等来了迁转，到忠州去做刺史。忠州虽然地处偏远，不是什么好去处，但是能做刺史，无疑是一个可能重新受到重用的信号。刺史是五品官，可以穿绯袍。对于中古的士人来说，做到五品官，是一个身份提升的标志，可以算是真正的“大夫”，可以对这一辈子有一个交代了。地方官的五品，还不能跟京官的五品相比，但总算是给了已近知天命之年的白居易一个安置，标志着流放生涯的结束。事实上这也成为白居易升为朝中高官的起点。
这个阶段，白居易本人就是一直被放逐的，他的诗作也天然是放逐的诗作。放逐的时光，往往催生出一个诗人生命中最精彩的作品。白居易一生都是在精神上游走于大唐边缘的诗人，而在现实中被放逐的这几年，最终成就了作为诗人的白居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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